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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
《传习录》的书名源自《论语》里曾子提出的“三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不习乎”的意思就是，有没有时常温习、练习老师传授的内容呢？
为《传习录》作序的这位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喜爱的弟子。可以说，徐爱之于王阳明，就相当于颜回之于孔子。不幸的是，徐爱和颜回一样英年早逝，这也让王阳明悲伤痛惜。
徐爱在这里写道，有门人私下记录先生的言论，先生知道后说：“圣贤教人，都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的，就像中医用药讲究辨证施治、一人一方，会根据每个病人体质的虚实、病理的阴阳内外，来酌情加减药方和药量。其要旨在于治病，至于怎样用药，并没有固定的说法。如果你拘泥于一个方子，很少有不害人的。现在我和大家不过是针对各自的不足之处，互相勉励、磨炼，只要能够改正，那我的话也就没有用了。你们若是把它守为成训、传扬下去，他日误己误人，这罪过你们担当得起吗？”
王阳明的这段话，正体现了东西方思想的区别。西方哲学说：追求一切概念都有清晰的定义，一切推理都不允许有大胆的跳跃，而力求用合规律的原则、严格的证明，勾画出研究领域的整个范围、部门的划分和全部无遗漏的内容，并对未知部分立下清晰的界标。但是，东方思想没有这样的思维习惯，孔子讲了一辈子的“仁”，都没给“仁”下过精确的定义。每次面对不同的人，他的解答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谈话的语境不同，每个人的毛病不同，在“仁”上缺的东西不同，所以缺什么，就给他补什么。这就叫因病发药，又叫因材施教。
所以，他关注的是对个体的教育效果，而不是建立学说本身。后世学者去研读他们师生传习的对话，就要注意还原语境，再将自己代入那语境，参与谈话——这就是切己体察、事上琢磨、知行合一。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而不是掌握一门“知识”。如果不代入自己，不亲自去琢磨、体悟，而只是道听途说，那阳明之说，就会误己误人；学者之读书，亦无异于“玩物丧志”。
爱既备录先生之教，同门之友有以是相规者。爱因谓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执一方’，复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谓子贡尝曰：‘予欲无言。’他日则曰：‘吾与回言终日。’又何言之不一邪？盖子贡专求圣人于言语之间，故孔子以无言警之，使之实体诸心以求自得；颜子于孔子之言，默识心通，无不在己，故与之言终日，若决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贡之无言不为少，于颜子之终日言不为多，各当其可而已。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刑既远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堕靡废者，几希矣。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体诸身，则爱之录此，实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
录成，因复识此于首篇以告同志。
门人徐爱序。
徐爱继续写道，自己记录整理先生的教诲，同学中也有人用先生的话规劝他：“老师都说不要记，记下来以后反而害人，你记它干什么！”
他便回答道：“你这样想，又是拘泥于一个方子，违背先生的本意了。孔子曾经对子贡说：‘我不想说话。’过了几天又说：‘我和颜回说了一整天话。’为什么孔子的言行前后不一致呢？因为子贡老想在老师的话里找智慧，所以孔子就用不说话来警示他，让他自己多在行动中体会，这就是‘不教之教’。而颜回对老师的话默识心通、闻一知十，全都用在自己身上，所以孔子能和他畅谈终日，就像江河奔流大海一样。
“所以孔子跟子贡说的话不能算少，跟颜回说的话也不能算多，各当其可而已。今天我记录整理先生的讲说笔记，固然并非先生所鼓励支持的。如果我们能一直在先生身边求学，又何必做这件事呢？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离开先生，同学们又住在不同的地方，到那时候就听不到先生的教诲了。像我这样愚笨的人，一定要有先生的话时时警醒启发，才不至于颓废堕落。我们对于先生的话，如果只是耳朵进、嘴巴出，而不是学以润身、身体力行，那我记录这笔记，就真的是罪人了；但是，如果大家能从这笔记中得到入门的意思，然后认真笃行，那么我的笔记，就正合先生平日说这些话的用意了，这难道可以缺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