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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徐爱问：“朱熹说：‘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于道心。’用先生的‘精一论’来看，朱熹的话似乎错了。”
徐爱这是继续前几天的问对：“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然后他又想了几天，觉得朱熹错了。
王阳明回答说：“是的。人没有两个心，心只是一个心。没有夹杂着人欲就叫道心，夹杂着人欲就是人心。人心如果归于正道就是道心，道心如果偏离了正道就是人心，起初并非有两个心。程颐说‘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将心分开来说了，而实际上是一个心的意思。而朱熹的说法‘道心为主，人心听命’，就说成两个心了。天理人欲并不并立共存，人就这一个心，心里要么是天理，要么是人欲，哪有天理在那儿为主宰，而人欲又听命于天理的道理呢？”
这段公案，给朱熹批了一个“错”。但我们要看看朱熹的上下文，看看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这段话出自朱熹的《中庸章句序》：
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源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人欲之私矣。精则察乎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这是朱熹的原话，白底黑字的第一句就说——心一而已矣。心只有一个！
所以朱熹不仅没说有“两个心”，而且鲜明地说只有一个心。
他还接着说：“那为什么人们以为有人心、道心的不同呢？因为人心是生于形气之私，形就是形体，是身体的欲望，气是气禀，就是出生时禀受了什么样的气质性格，这都形成你的人心。而道心，是源于性命之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性本原。有形气之私的人心，有性命之正的道心，都在你心里，权重不一样，外物刺激不一样，所以有时是人心惟危，危殆不安，有时是道心惟危，微妙难见。
“但是，人人都有形体气禀，所以上智之人，也不能没有人欲之心。人人都有天命之性，所以下愚之人，也不是没有道心。这人心、道心，都在同一个心里，就在方寸之间。如果你不懂得约束自己，治理自己的心，那危殆的人心，就越来越危殆；那微妙的道心，就越来越微弱。天理之公，就胜不过人欲之私了。
“所以要惟精惟一。精，就是要省察天理人欲，要精纯，一点也不要间杂；一，就是一心不二，守其本心之正，一点也不要偏离。时时刻刻惟精惟一地省察，一点也不要间断。以道心为主宰，人心听命于道心，这样，危殆的人心安定下来，微妙的道心愈加显著。如此，则无论动静、说话做事，都没有一点过头的，也没有一点不到位的，分毫不差，这就是中庸之道！”
你看，朱熹老师说得多么清楚明白，振聋发聩！是徐爱完全曲解了朱熹的意思，又拿去问王阳明。之前徐爱问王阳明，说朱熹的“精一”是格物穷理。王阳明回答说：“‘精一’本自与吾说吻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对惟精惟一的解说，和王阳明“精是一之功”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朱熹并没有用精一去解释格物，只是在这个地方说了格物，在另一个地方说了精一，而徐爱却把不同地方的话，从上下文语境中抽离出来，再放到自己设定的另一个语境中去比对。
所谓理学、心学的纷争，从朱熹、陆九渊“鹅湖之辩”开始，其实双方从来就没有那么大的分歧，往往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你听谁的都对，根本不需要去辩个谁对谁错。
徐爱啊徐爱，都说他是王阳明之颜回，他除了跟老师跟得紧，对老师无限崇拜这一点和颜回相似，学识哪里及得上颜回之万一！颜回的学问、修养，连孔子都佩服：不迁怒，不二过，闻一而知十。徐爱却是闻十而不能知一。学习是行动反射，只问自己要怎么做。在圣人文章的字里行间纠结、给圣人纠错，正是学习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