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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使用复数代词“他们”（they and them）指代社会学研究中数学与计算机模型内的个体（例如，单数的）“行为人”（agent）。这种用法遵循了相关学术文献中的惯例。虽然一些读者会不理解，但此法既可避免谈及抽象个体的性别，也可在指代不同群体时保有复数含义，因为如果使用单数代词“它”就会失去该含义。
14世纪中叶起，出自据称是英格兰骑士约翰·曼德维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的游记的一段经历令欧洲学者津津乐道。
曼德维尔在游记中记述他曾穿越小亚细亚、北非，进入印度，经历了许多当时西欧居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其中一段描述着实让人震惊，那就是他在印度时碰到过一棵树，这棵树上结着像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里面竟然有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微小羊羔。曼德维尔声称自己还吃过这种果实，并且发现它“很奇妙”。
整个14世纪，并不是只有曼德维尔提到过这种神奇的树。一个名叫鄂多立克（Odoric）的意大利修士在曼德维尔的游记发表之前约30年，就写过类似的文章。他声称自己曾穿越东方
，但他并没有吃过这种果实，只是从“值得信赖的人”那里听说过这件事。
各式记录中的羊羔树，后来被称为“植物羊”（the Vegetable Lamb of Tartary），一度激发了中世纪人的想象力，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博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他们还声称自己对此进行过研究，有人甚至说自己见过植物羊的羊毛。类似的描述层出不穷，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有的文献还专门记载了有关植物和动物、动物和动物杂交的研究，植物羊仅仅是其中一个有名气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一种不存在，却出现在多篇科学文献里的野兽。它是一种长角的兔子，貌似鹿角兔（jackalope）——美国西南部的神话动物，传说这家伙喜欢喝威士忌，还会模仿牛仔的声音。］ [1]
即使已经名声大噪，对于植物羊的存在照样有怀疑论者。出身贵族的冯·赫伯斯坦（von Herberstein）是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驻俄国大使，他报告说，植物羊一说最初让他感到震惊，但经过深入了解后，他也逐渐成了一个对此坚信不疑的人，特别是在许多“信得过的人”进行描述后。这些人品尝过植物羊那鲜美的果肉，抚摸过它雪白的绒毛。
赫伯斯坦称，他听到的各种描述版本“差别微不足道”，这使得他认为“这件事的真实性比他想象的还要大”。
当然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树，而且从来没有。世界上也没有其他类型的动植物杂交体。但是在中世纪，在曼德维尔的游记问世之后，欧洲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花了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才真正认识到植物羊只是一个传说。1683年，瑞典博物学家恩格尔贝特·肯普弗（Engelbert Kaempfer）受国王卡尔十一世委派，在小亚细亚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最终断定世界上根本没有植物羊。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欧洲学者都以明确肯定和严肃的态度坚称羊羔可以从树上长出来，为什么会这样？考虑到当时所有的有关动植物的可用经验，这样一个没有证据的观念，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观念不停出现简直是荒谬透顶。为什么这样的观念持续存在了几个世纪？
更重要的是，这种观念的形成和传播机制，竟然在所谓的专家中也照样存在。今天类似植物羊的观念又有哪些呢？我们中又有多少人相信它们呢？
2016年9月26日，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前约6周，美国一家自称“ETF新闻”的网站（endingthefed.com）发表了标题为《震惊世界，教皇发表声明支持特朗普当总统》的报道。报道甚至附有一份所谓的教皇声明，表述教皇决定支持特朗普的原因是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有对特朗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提起刑事指控。
［FBI局长詹姆斯·B. 科米（James B. Comey）在2016年7月5日宣布，FBI已经结束了针对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的个人电子邮箱服务器的调查，因为调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希拉里意图违反任何法律，所以FBI不建议起诉。］
根据ETF新闻的报道，“FBI……的行为已经暴露了他们被十分强大的政治势力腐化，”教皇写道，“尽管我不同意特朗普先生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但我认为，对致使整个美国联邦政府腐化的强大政治势力投反对票，是一个渴望真正民有、民治的国家的公民的唯一选择。”从发表到大选期间，此文在脸书上被转发或者点赞了96万次（看到该报道甚至点击阅读的用户数量可能是这个数字的10倍多）。
这也是当年美国大选前3个月中脸书上转发最多的与选举相关的单条新闻。
同一时期来源于知名新闻媒体的被转发最多的报道，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题目为《特朗普的腐败历史令人惊愕，那么，为什么希拉里会被认为是腐败的？》。这篇评论先后被转发84.9万次（当然了，此评论也带有赤裸裸的党派色彩，算不上标准意义上的“新闻”——虽然此文比ETF新闻编造的新闻更符合新闻标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希拉里以不到25万票之差输掉了美国18个州，并在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各输掉了将近5万票。假如希拉里在这三个州翻盘，她将赢得大选。
如果教皇真的表示支持特朗普当总统，那势必会成为重大新闻，引发关注，受到各新闻机构的广泛报道。但是，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全部内容都是编造的。
教皇支持事件是那个选举周期中最大的“假新闻”事件，但绝非唯一的。蜂鸣器新闻（BuzzFeed News）的克雷格·西尔弗曼（Craig Silverman）分析发现，在大选前的三个月里，热度排名前20的假新闻在脸书上被转发或点赞的总次数达870万次。而在同一时期，源自知名媒体的热度排名前20的新闻，在脸书上仅获得730万次转发或点赞。在另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的亨特·奥尔科特（Hunt Allcott）和斯坦福大学的马修·根茨科（Matthew Gentzkow）汇编了一个数据库，其中包含115篇支持特朗普的假新闻和41篇支持希拉里的假新闻，在大选前的几周，这些假新闻被转发了3800万次。他们估计，这些转发带来了数亿次点击。他们还列出了一个假新闻网站名单，这些网站在10月8日至11月8日之间的访问量总计1.59亿次。
ETF新闻做得尤为出色，有5篇ETF新闻的报道位列热度榜前20名，而且这些报道在传播期间共获得了350万次转发或点赞。
ETF新闻可能是大选之前的几个月中互联网上最受欢迎的“消息”发源地。这些“消息”包括指控希拉里直接向“伊斯兰国”出售武器，美国联邦司法机构取消她担任公职的资格，FBI前局长詹姆斯·B. 科米从克林顿基金会拿了数百万美元，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下令削减美国军人的薪水，等等。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ETF新闻事件中有关电视节目主持人梅根·凯利（Megyn Kelly）的报道。这条新闻一度成为脸书上的“热门话题”，受到站方的积极推广。报道声称凯利作为“叛徒”已经暴露，并因支持希拉里而被福克斯新闻解雇。
（特朗普与凯利之间的积怨始于2015年8月6日的共和党初选辩论，凯利就特朗普过去贬损女性的言论向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特朗普后来发表的言论被广泛解读为，他暗示凯利之所以在辩论中提出批评，是因为她处于月经期。）
这些新闻都不是真实的，许多甚至不是原创的，而是直接从其他假新闻网站上抄来的。如教皇支持特朗普的新闻，最初发布在一个名为“WTOE 5新闻”的网站上，该网站隶属于一个由假新闻网站组成的网络矩阵，曾经通过声称名流们正计划搬迁到美国的各个小镇来增加访问量
（该网站已不存在）。其他文章是从“超级爱国者”（supremepatriot.com）和“骗局”（proudcons.com）等网站上一字不差地复制过来的，并且没有注明出处。不知为何，ETF新闻网站上发布的版本在社交媒体上的转发次数要远远高于最初发布的版本。
对植物羊一说信以为真并加以传播，最终成为一段无伤大雅的历史插曲。但如今，“植物羊”不仅已在美国，而且已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有近10亿人生活在美国和欧盟，还有数十亿人受到这些国家军事、贸易和移民政策的影响。无论人们如何看待特朗普的当选或者英国退出欧盟（“脱欧”）的好处，一想到这些重大政治事件是由各种谎言构成的，就会让人深感不安。这也引出了一个深刻且令人不安的问题：民主能在假新闻充斥的时代存活下去吗？
本书是一本关于公众观念的书，也是一本关于真理与知识、科学与证据的书。但最重要的是，本书是一本有关错误观念的书。
人们如何形成观念，特别是错误观念？它们如何持续存在？为什么会传播？为什么即使面对大量相反的证据，错误观念依然不会改变？也许最主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情况。
这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关于世界的观念很重要。我们的观念关乎我们每天做出的决定。你怀孕时吃寿司吗？这取决于你是否相信鱼中的Ω—3脂肪酸会促进宝宝的大脑发育，是否相信鱼含有的汞会伤害宝宝的大脑，以及这家餐厅有李斯特菌的概率有多大。
观念同时关乎社会决策——包括经济政策、公共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决策。我们会限制汽车排放量吗？这取决于我们如何考虑汽车排放对公众健康的影响以及加以限制后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会限制政府债务吗？这取决于我们对债务是否影响我们的未来福利的看法。
这些观念并非可有可无。事实上，基于这些观念所做的决策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你相信了谬误，并且根据这些观念做出决定，那么这些决定不大可能产生你所预期和渴望的结果。对于你所坚持的观念，这个世界也会予以回应。如果你不相信大型海鱼体内含有大量汞，或者你不认为汞对身体有害，那么你会在怀孕时吃寿司——这样可能会增加胎儿汞中毒的概率。如果你相信政府债务高企会拖累经济，那么即使利率很低，你也会投票赞成减少政府债务的政策，哪怕是以减少政府服务或者刺激支出为代价。
观念的影响如此重要，这意味着如果持有错误观念，我们会受到伤害。观念的持续影响力更令人惊讶。
想要理解为什么错误观念会持续存在并传播，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观念的来源。有些观念和我们的亲身经历有关。我们吃过很多次番茄，没有明显的不适，所以我们认为番茄并不危险。（顺便说一下，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人自己竟然没有发现番茄可食用；一直以来，番茄被认为是“毒苹果”，食用是很危险的。） [2] 我们相信经常运动和有效睡眠有助于稳定情绪，寒冷会引起嘴唇干裂，地鼠是花园的祸害。这些观念都是基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直接经验。
你可能会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持有错误观念——这些观念与现有证据相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众所周知——是因为未能正确处理已获取的信息。
也许错误观念是认知偏差或盲点导致的，人类的心理怪癖会阻止我们从经验中得出可靠的结论。也可能是因为经验太少或者受教育水平低，或者即使证据摆在眼前，持有错误观念的人也因为太笨而看不到真相。我们常常认为智力只用于衡量一个人在面对各种情况时做出可靠推断的效率。错误观念大概表明一个人没有做出正确的推断。
当然，这类因素在解释错误观念如何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把形成错误观念仅归咎于个人心理或智力，会使我们严重误判错误观念持续存在和传播的原因，这种不全面的解释也会导致我们采取错误的补救措施。我们的许多观念——可能是大多数——的形成都有较复杂的渊源。我们根据他人的描述来形成第一印象，我们往往相互信任并愿意相互学习。大鱼体内到底有无汞？大多数人其实不知道如何检测汞含量，我们必须依靠别人提供的信息做出判断。
我们所持有的每一个科学观念都是这样来的。如果你问美国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回答地球绕着太阳转（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2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至少有74%的美国人这样认为）
。他们（或多或少）是正确的。他们之所以这么说仅仅是因为曾有人这么告诉他们。即使是在专业领域有成就的科学家，也倾向于只针对特定的主题进行研究，以求解答人类未知的一小部分问题，所以他们其他方面的科学认知同样深深地依赖于别人。这意味着，即使是公认的最精英的专家，也可能基于他人的判断而产生错误观念。还记得吗，正是中世纪欧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对植物羊及其“鲜美的果肉”深信不疑。
人类的一个特别之处是具有共享信息并影响彼此观念的能力。在科学和艺术上如此——实际上，在以各种形式存在的文化上都如此。但这也导致了一个难题。我们如何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人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是你“信得过的人”告诉你植物羊毋庸置疑是真的——或者教皇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当总统——你会相信吗？再比如，你所知的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相信植物羊存在，那么你呢？如果你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文章，嘲笑那些否认植物羊存在的人无知，你又该怎么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时候，这些足以使他们确信，这件事的真实性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大。
进行社会交往时我们会面对各种信息，需要即刻做出取舍。如果你想拥有尽可能多的正确观念，那就应该相信你听到的一切。如此，我们在社交中接触到的每个正确观念都将成为我们的观念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你希望将错误观念的数量降到最低，那就不应相信任何事情。如此，我们自然就不会相信所谓的植物羊了。虽然最好的做法是只相信真实的信息而非虚假的信息，但是仅根据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信息来做判断，你很难区分真假。大多数人在同一个地方得到错误观念和正确观念，所以如果我们想得到正确观念，那么也有可能得到错误观念。
中世纪文献中的植物羊主题经久不衰，与植物学或自然界没有任何关联，它纯粹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分析植物羊以及假新闻时，我们需要理解观念的社会属性，还需要认识到，普遍存在的虚假信息是我们学习真理的强有力工具产生的必要但有害的结果。
我们生活在错误信息时代——一个充斥着杜撰、营销和彻头彻尾的谎言的时代。当然，说谎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故意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行为激增，原因是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广播、电视、互联网——被投入使用，以及有意误导我们的人愈发老练。
错误信息大多以宣传的形式出现。这种宣传材料通常由政府或政治组织来制作，目的是宣传某个特定观点，或挑战某个观点。一直以来，大众媒体宣传都是政府控制本国公民，并影响国内外竞争者政治命运的工具。（当然了，受众也要面对国内政府资助的媒体，如英国的BBC。）有政治动机的媒体类似于为国家做宣传的机器。它们是带有左倾或右倾色彩的“新闻”的来源，也是别有用心的言论以及谣言和假新闻的来源。
政治宣传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行业（商业）广告宣传通常是更危险的——因为人们对它宣传的东西不太了解。行业广告宣传无所不包，从明目张胆意图改变人们观念的广告，到旨在将已有可靠证据削弱为错误信息的宣传活动。
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烟草公司在20世纪下半叶发起的运动，旨在降低证明吸烟与肺癌有联系的研究的可信度（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烟草公司重金聘请“专家”制造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吸烟与肺癌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远超实际情况，相关共识也比实际情况少得多。这场运动成功地在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里使得戒烟法规和公共卫生倡议被无限期推迟。正如科学史研究者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康韦（Erik Conway）在他们合著的《贩卖怀疑的商人》（
Merchants of Doubt
）一书中详尽记录的那样，卷烟制造商开创的宣传方法，已为能源行业以及相关科学家和政界人士所效仿，以使公众产生气候变化的严重性和原因存在不确定性的印象。
所有这些故意提供片面、扭曲和不准确的信息的来源——从政治宣传机构到具有政治动机的媒体，再到受行业利益驱动的科学研究——都在错误信息的起源和传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曼德维尔的虚假游记导致植物羊一说被广泛接受一样，假新闻和假科学研究仍然是错误观念的重要来源。
但是，对错误信息进行描述或者介绍，并不足以解释它们为什么能广泛传播并被接受。与相信植物羊的存在不同，对吸烟的健康风险持有错误观念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虽然确定癌症发生和吸烟之间的联系需要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证据和严谨的实验数据，但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许多人看到他们深爱的人——吸烟者——过早、痛苦地死去。正是这种眼见为实的直接经验，使人们停止纠结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是否可信，除非还有其他因素凌驾于直接经验之上。
那么，宣传者是如何颠覆人们的生活经验、推翻严谨的科学研究得出的证据，从而塑造我们的观念呢？
我们认为，宣传通常会利用相同的社会因素，正是这些社会因素使得植物羊以及教皇支持特朗普当总统这样的谣传得以持续存在和传播。在对待吸烟是否有害这件事情上，那些希望相关研究得出不确定性结论的势力利用观念在社交网络中传播的方式，诱导人们产生吸烟不一定有害的印象，其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吸烟导致的本来可以预防的疾病。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社会因素对于观念的传播至关重要，尤其是错误观念的传播。我们会描述错误观念传播的主要机制，并讨论为什么同样的机制在试图获得真理的过程中非常宝贵。只有合理阐释这些社会因素，才能充分理解对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错误观念是如何持续存在的，即使已经有证据表明它们是错的。在这个假新闻可以否定真新闻、可以影响选举和政府决策的时代，理解这些是成功应对上述问题、做出准确判断的前提。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讨论借鉴了历史上（以及当今）的错误观念案例，这些错误观念已经在试图了解世界的人群中传播开来。至少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选择的大多数案例来自科学界。我们会讨论科学家群体是如何坚持错误观念的，以及在能证明这些错误观念根本不属实的可靠证据出现后，这些错误观念是如何持续存在的。我们也会谈到一些科学家，他们摒弃了自己先前持有的某个观念，认为其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容易受到社会关系网的强烈影响。
虽然我们研究的大多数例子来自科学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关注点仅限于科学家所持有的观念。相反，我们想要说的是，本书讨论的各种社会因素对于理解几乎所有错误观念的持续存在和传播至关重要。我们专注于科学家，是因为大多数科学家大多数时间都在尽最大努力使用现有最佳方法来研究世界，他们对现有证据予以密切关注。他们接受过收集和分析证据的训练，通常对自己研究的问题有充分的了解。换句话说，科学家是我们最接近理想的研究对象。正是因为有上述前提，科学家群体也可能会坚持错误观念的事实着实令人震惊。既然科学家也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那么其他人受到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关注科学家还有另一个原因。事实上，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任何人类活动都离不开这个世界，行动能否成功，客观世界的影响因素更多一些，这毋庸置疑。如果想正确预测我们的行为将产生什么结果——当然，我们是这样做的——正确的做法就是仔细研究现有的证据。当人们这样做时，通常会像科学家一样行事：试图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了解事情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发生，并预测如果做出某种选择，将来会出现什么结果。人们都有生活经验，记住这些经验，并根据这些经验的积累来改变已有的观念。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也是用类似的步骤，只不过他们努力做得更系统。因此，科学活动也可以被理解为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所有人在世界中为努力前进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极端版本。
分析特定事例只是研究的一种方式。我们还会借鉴科学工具：计算机模拟和数学建模。近20年以来，科学哲学家借鉴了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等领域的模型和思想，用以研究“认知共同体”——试图获取有关世界的知识的人类群体。使用这些研究模型的科学哲学家更喜欢将科学家群体作为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但是，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论证的那样，他们开发的研究模型具有更广泛的应用空间：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任何收集证据并分享他们的观念的人类群体。
为什么要使用数学模型来研究诸如人类学习之类的复杂事物呢？这是因为想要研究大规模的社会效应，通过观察或使用传统的实验方法很难完成。相关研究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广泛，通常会涉及数百至数千人，利用科学家常用的方法，很难干预和询问在稍有不同的情况下，事情会如何发展。模拟和建模可以提供的帮助之一是通过构建简单的计算机程序来模拟分享观念的人群，这样就可以检验关于哪些可能因素在影响人群的学习方式的假说，进而引导人们去解释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东西，甚至可以提出新的研究方式来全面了解人类互动的复杂性。
分析这些模型可以改变我们对自身的一些基本看法。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一种观念，即人类本质上是理性的，能够熟练地将事实与虚构区分开来，并最终得出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根据这种观念，人们遵循逻辑规则，准确地计算概率，并根据所有可用信息完美地做出决定。相反，未能做出有效而明智的决定往往被归咎于人们理性思考的失败——比如心理影响或认知偏差所致。
这种观念认为，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个人的理性和智慧。如果想获得更好的结果——比如产生更可靠的观念、做出更好的决策——我们就需要专注于改善个人的理性思考能力。
社会学习模型让我们看到，这种关于人类学习和理性的图景是扭曲而危险的。
模型往往表明，即使是拥有完全理性的人，在和社交网络中的人与事物打交道时，就算有充分的证据存在，也可能会形成错误观念。换句话说，个人再理性，照样可以组成不理性的群体。
这种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的脱节，为我们理解人类观念提供了重要的道德依据。人类是一种能够在进化的环境中不断通过进化获得生存能力的动物。最重要的是，人类是社会性动物。现在的人类已经进化为以社会群体为单位生活，并利用各自群体来分享和创造关于世界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正确分析得到的信息，并形成正确观念和结论的能力，与每个群体的社会条件以及个人心理状况息息相关。
综上所述，数学模型及其他学科的证据，展示了人们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的惊人能力（或无能）。这种研究方法解释了植物羊之说流传的原因，也解释了一些更危险的观念是如何形成和传播的。
在1964年上映的政治讽刺电影《奇爱博士》（
Dr. Strangelove
）中，美国空军上将杰克·瑞朋下令单方面对苏联发动核打击，目的是保护所谓“宝贵的体液”不受苏联的攻击——这显然是在讽刺极右翼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积极宣扬的观念，即饮水氟化处理是共产主义针对美国的阴谋。
这种完全凭借猜测、对基于证据制定的公共卫生干预政策的下意识拒绝，长期存在于美国的公共生活中。尽管约翰·伯奇协会和类似的组织极力反对饮水氟化（以及许多其他的政府活动），但在20世纪，它们仅处于社会边缘，无法动摇主流意见。
然而，现在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关于气候变化、疫苗接种、转基因食品等公共健康问题的缺乏证据支持的论点仍得到了广泛讨论和认可，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观点得到了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美国政府现任官员以及英国、欧盟和其他地区的一些主要政客的积极支持。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假新闻和广泛存在的错误观念似乎在2016年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公投和近期欧洲国家的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从某种程度上讲，错误观念的持续存在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人类知识和观念的核心结构就是这样令人无奈，哪怕辟谣文章“反攻”，哪怕错误信息会让人在现实中碰壁，社会效应仍会导致错误信息和观念传播。
但是，毫无疑问，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20年中，在美国和英国的公共生活中，有影响力的人物与事实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微弱，这些人完全无视证据、专家观点以及逻辑连贯性，而且他们不用承担任何政治后果。这引出了两个紧迫的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该如何解决问题？
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仅关注个人无法理解政治局势的变化。我们还需要了解社会互动网络是如何变化的，以及这些变化为什么会影响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形成可靠观念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社会活动已经由社区范围内的面对面交流快速发展为互联网在线交流。诸如脸书和推特之类的在线社交媒体，极大地增加了人们接收社交信息的数量及速度，使社会效应在观念形成方面相比其他知识来源具有额外的优势。社交媒体还方便人们构建和精简社交网络，让周围的人与我们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偏见，并可拒绝与不同己见者交流。这限制了我们能接触到的事实的范围，由此减少了用现实检验我们观念的途径。
宣传工具在这种环境下尤其有效。社会评论家早就注意到只要存在有关政治的话题，社交媒体中就会出现在线“回声室”（echo chambers）现象。社会学习模型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变化如此重要。
人们喜欢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当被拥有相同观念的同伴包围时，从众的力量就变得异常强大。正如我们所论证的那样，这种从众心理可以被武器化。
同样，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在向公众传播思想时也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容易受到操纵。本书运用的研究模型得出的最令人惊讶的结论之一，是宣传者没有必要通过在结果上造假来改变公众的观念。只需要对与公众分享合法、独立的科学研究结果的方法施加影响，宣传者即可极大地影响公众对科学结论的看法。这就使得普通人在应对宣传时遭遇较大困难，仅查清行业资本、政治资助对科学研究施加的影响是不够的，还需要了解科学成果是如何公开和被分享的。
基于对使宣传起效的微妙和有害的分享方式的认识，我们还可以主张，即使没有宣传者，也会产生宣传效果。一场科学辩论中，如果记者报道双方的观点时努力做到所谓的“公平”，他就有可能以极具误导性的方式歪曲公众所看到的结果。
在本书中，我们还会说明为什么减少宣传和实施干预假新闻传播的一些措施，例如打破可靠信息在不同社区之间传播的障碍，不太可能奏效。为了向持不同观点的人学习，我们首先要与他们建立联系，同时也要充分信任他们，相信他们的观点。在两极分化（极化）的政治环境中，两派之间的这种信任很难成立。
当然了，世界上没有预防谎言流传和错误信息传播的灵丹妙药。我们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的干预措施涉及根本的且不太可能发生的变化，例如制定新的监管条例以惩罚那些故意制造和散布假新闻的行为，类似于德国最近通过的控制社交媒体上仇恨言论的法律。
也许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包括重新设计我们的基本民主制度。考虑到此类变化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风险）很小，我们将指出记者和社交媒体，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不限制言论的前提下限制错误信息传播的方法。每个人都不希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替他人利益奔走的宣传者。
确定具体的干预措施很重要，了解我们所干预的机制也同样重要。本书中介绍的社会学习模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研究模式，可用于研究可能的干预措施产生的结果，并至少以定性的方式预测社交网络的特定变化可能会给参与者带来怎样的帮助或伤害。这种分析远远超出了人们对文化潮流的忧虑，直击变化的社会动态如何影响人们的观念的核心。
深入理解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包括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内，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政府做出的决策是建立在谎言和虚假信息的基础上的。如果认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方法是为政府提供更多的信息，那就太幼稚了，因为人们已经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信息。可以说，正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分享的海量信息，导致了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
[1] 乔安妮·琼斯顿（Joannes Jonstonus）在1658年出版的《四足动物的自然历史》（ Historiae Naturalis de Quadrupedibus ）一书中描述了长角的兔子。乔里斯·霍夫纳格尔（Joris Hoefnagel）在1575年出版的《四足动物与爬行动物》（ Animalia Quadrupedia et Reptilia ）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说明。杜雷特（Duret 1605）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植物形动物，即动植物杂交物种。英国皇家学会成员罗伯特·莫雷爵士（Sir Robert Moray 1677）报告说，他曾研究过一种名为“藤壶鹅”的生物，这种鹅据说是爱尔兰西部的树结出来的，他曾见过多只长有喙及翅膀、形态完美的小鹅在藤壶体内。
[2] A. F. Smith（1994）详细介绍了番茄的使用历史。他还记录了另一起离奇的有关错误观念的事件。19世纪中期，番茄蠕虫在美国东北部传播，认为其是致命性昆虫的恐惧也随之扩散。各种说法被广泛认同，例如被番茄蠕虫叮咬可能导致死亡。《锡拉丘兹标准报》（ Syracuse Standard ）刊登了富勒博士（Dr. Fuller）的描述，他声称番茄蠕虫“像响尾蛇一样有毒”，能喷射唾液至几英尺远的地方。“唾液溅到皮肤上，接触部位立刻开始肿胀，病人疼痛不堪，几小时后死亡”（同上，58）。事实上，这种可怕的虫子是天蛾的无害幼虫。
1985年5月，英国南极调查局（BAS）的科学家乔·法曼（Joe Farman）、布赖恩·加德纳（Brian Gardiner）和乔纳森·尚克林（Jonathan Shanklin）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据他们测量、观察，在过去4年间，南极上空臭氧（由3个氧原子构成的分子）的含量与1957—1973年他们所测量的数据相比大幅下降，这种变化在南极每年10月左右开始的春季最为显著。在他们看来，随着南极大陆气候逐年变暖，覆盖南半球的臭氧层中出现了一个空洞。
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因为地球时刻受到来自太空的各种辐射，其中大量辐射来自太阳，而一些辐射的能量足以破坏DNA（脱氧核糖核酸）和其他细胞结构。事实上，早在19世纪晚期，人类已经认识到，大部分高能辐射从未到达地球表面。
只有相对无害的光线可穿过大气，地球上空的大气上层吸收了所有高危辐射。1881年，人类认识到是臭氧吸收了高危辐射；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人类认识到距离地球表面10~15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处存在臭氧层，它将地球包裹了起来，保护我们免受太阳持续辐射的伤害。臭氧层对地球上的生命至关重要，而现在，它似乎正在消失。
BAS的观测数据令人震惊，但也有人质疑。因为事实上除了BAS的科学家使用的陆基测量设备外，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还有一颗在轨卫星在实时监测全球臭氧水平，如果臭氧空洞真实存在，那么卫星监测数据应包含非常明显的变化。但是NASA的这一卫星团队并没有监测到任何重大变化
，BAS的报告数据与可以说是更为可靠的NASA的数据完全矛盾。
此外，BAS得出的观测结论理论上应该是不可能发生的。自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发现氧化亚氮（许多肥料中的一种成分）可以到达大气上层并与臭氧相互作用，过去的15年里，科学家一直在深入研究臭氧损耗的机制。
臭氧损耗这个令人忧心的问题最早是由舍伍德·罗兰（Sherwood Rowland）和马里奥·莫利纳（Mario Molina）于1974年提出的，这项工作后来为他们与克鲁岑一起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罗兰和莫利纳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化学家。他们的重大发现是臭氧损耗来源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见：它们是一类被称为氯氟碳化物（CFCs，也译“氯氟烃”“氟利昂”）的化学物质，存在于家用产品中，如冰箱、空调，以及几乎所有气溶胶——从喷漆到腋下除臭剂都有它的存在。
CFCs最早合成于19世纪末，作为一种灭火剂使用，它是现代化学的一个奇迹：高度稳定、无毒且用途广泛。
但是，造就CFCs神奇特性的一些性质，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CFCs变得危险。CFCs的稳定性意味着它们在被释放到环境中后不会分解，相反，它们会在大气中扩散并慢慢爬升至臭氧层。一旦CFCs到达臭氧层，它们就会受到来自太阳的高能辐射，最终分解。在分解过程中，CFCs释放出的其他化学物质——最主要的是氯——可以与臭氧相互作用，导致臭氧损耗。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每年都会产生数百万吨的CFCs，并被随意排放到大气中。莫利纳和罗兰估计，其中大部分CFCs现仍存在于大气中，并逐渐向臭氧层蔓延。
莫利纳和罗兰所做的工作打开了臭氧损耗研究的闸门，数百项针对CFCs和探索其他原因造成臭氧损耗的研究项目就此涌现。
这些研究的结论十分明确：人类活动可能影响了高层大气中的臭氧水平，会对地球生命造成潜在的灾难性后果。针对于此，美国政府于1975年成立了平流层意外改变（IMOS）专门调查委员会，研究是否需要出台相关法规。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晚些时候宣布，是的，必须严格限制使用CFCs了。次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两份报告，证实了IMOS专门调查委员会的基本发现。1977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宣布，自1979年开始全面禁止在美国各种环境中使用化学物质CFCs。
所以，在英国南极调查局公布其观测结果以前，臭氧损耗的事实已经得到充分证实，并且至少在美国，已经建立了约束机制和监管制度，以遏制“有罪”化学物质的排放；国际谈判已展开，以实施全球禁令。对于莫利纳和罗兰的研究结论，人们反应迅速且果断，正因为如此，人们普遍认为，臭氧损耗问题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所有人，包括莫利纳和罗兰在内，都认为臭氧层出现空洞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风险，因为没有已知的其他化学过程可以如此迅速地消耗臭氧。
这就使得BAS的发现更加令人震惊。如果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人类正面临着一个难以想象的潜在风险。但是，他们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
当BAS的研究发表时，大多数知情人士都认为它是错误的——NASA的卫星数据当然是正确的，并且后者没有监测到任何臭氧空洞。
但仔细核查总是没有坏处的，特别是当两项研究结果似乎相抵触时。因此，在位于马里兰州的NASA戈达德航天中心（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工作的物理学家理查德·斯托拉斯基（Richard Stolarski）决定重新研究南极洲上空臭氧水平的卫星数据。
斯托拉斯基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些有关高层大气臭氧损耗的最早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代初，他与拉尔夫·奇切罗内（Ralph Cicerone）合作为NASA做了一项研究，评估航天飞机计划对臭氧水平的可能影响。他和奇切罗内是最早将氯视为破坏臭氧层的可能物质的研究者，这成为后来人类CFCs研究工作的关键一步。因此，斯托拉斯基在评估BAS观测数据和NASA卫星数据方面显然处于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位置。
经过仔细的重新评估，斯托拉斯基惊讶地发现卫星“已经”监测到了臭氧空洞，遗憾的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原因是卫星所测得的臭氧水平太低，以至于数据处理软件将它们当作异常值——所谓“坏”的数据点，可能是某种仪器故障所致——而排除在外。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每当科学家进行涉及产生大量原始数据的、复杂的电子设备的实验时，他们都需要依靠计算机系统来处理和分析数据，这通常会涉及“清理”数据以纠正已知的系统错误，计算机会通过统计软件提取研究人员实际感兴趣的数据。这里借用一下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最新著作的标题《信号与噪声》（2012）打个比方，那就是研究人员需要将信号与噪声区分开。设计这样的软件需要一定的技巧，还需要对所测量的事物有充分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还不知道臭氧浓度会降低到一定水平以下，而且没有发现哪种化学反应过程可以将其降低到如此低的水平。因此，NASA卫星团队就将其数据处理系统设计为假定任何此类数据点都不可靠。
事实证明，卫星数据与BAS观测数据其实是一致的——NASA未能发现臭氧空洞，恰恰是因为空洞的出现远远超出了所有人认为的可能范围。臭氧空洞看来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臭氧损耗并未像所有人认为的那样得到控制。但是仍然有一个疑问：理论预期怎么与实际情况差距这么大？
NAS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迅速在1986年、1987年组织了两次针对南极洲的重大考察，主要目的是测量可能是罪魁祸首的物质的水平，并试图搞清楚是什么样的过程造成了如此巨大的臭氧损耗。
南极科考队发现，臭氧空洞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包括一些人们未曾预见的因素。主要原因之一是南极洲上方的空气太冷，以至于南极的云层是由冰粒而不是水蒸气构成的。这些冰粒消耗了空气中的硝酸，这反过来又使CFCs分解释放的氯存在更长时间，从而增加了臭氧的损耗。
南极大陆的气候模式也比较独特：强劲的寒风环绕南极旋转，形成所谓的极涡，将南极上空的大气困在南极区域，结果造成南极上空的大气无法和其他区域的大气交换，其他区域的臭氧难以进入南极上空，并且那里的氯不易分散，这导致南极上空的氯含量大大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同时，南极上空几乎没有机会从其他地方补充臭氧。
两次南极科考还证实了另一个发现：臭氧空洞确实是由高层大气中过量的氯引起的，氯的来源可以直接追溯到CFCs。现在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人类活动能够大规模改变地球环境，而且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几十年来，至少在世界的一端，我们已经大大削弱了对来自太阳的有害辐射的天然防护。那些使地球上的生命得以生存的复杂系统已然变得极其脆弱。
1987年9月，在第二次南极科考开始之前，国际公约《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下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发布，该公约预定于1989年1月1日生效，并很快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批准。最初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要求所有生产CFCs的国家削减一半的产量。
两年后，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与会各方对该议定书进行了修订，要求全面禁止使用CFCs和其他已知可能释放氯的化学物质。
世界各国果断而坚定地采取了行动。这样做是基于完善且详尽的科学研究结果。最终，人类的科学研究实现了我们所能要求的最好结局：使我们所有人免受太空辐射的影响。
《圣经·约翰福音》叙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领袖指责耶稣企图篡夺罗马政权并自立为王，耶稣于是被带到了总督本丢·彼拉多的面前。
但是当彼拉多质问耶稣时，耶稣提出了异议，说自己根本没有自封国王，而只是见证了真理。
彼拉多问道：“真理是什么呢？”
彼拉多的回应拒绝了一种“真理”观，即认为真理是关于我们观念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的某种理想状态。彼拉多的怀疑论——不是怀疑某些具体的事实，而是怀疑“真理”概念本身——属于一种悠久的西方思想传统。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怀疑论者，它不仅怀疑我们是否能够真正了解世界，而且怀疑“真理”是否存在。
事实上，彼拉多的回应是当权者利用前述哲学传统诋毁批评者的悠久历史的一部分。乔治·W. 布什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对《纽约时报》记者罗恩·苏斯金德（Ron Suskind）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帝国（指美国），我们采取行动时，会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罗夫这话就属于这一悠久传统。特朗普的顾问凯利琳·康韦（Kellyanne Conway）也有意或无意地诉诸这种传统，她发表了关于“另类事实”的著名言论，这个概念是当时的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在不久前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
[1]
为免有人将“另类事实”当作近年来共和党执政班子的专利，有必要提醒读者，是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与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于1965年以赤裸裸的谎言做掩护，鼓吹持续军事冲突将提升国家地位和发展前景，从而使得越南战争全面升级的。
有关真理的概念引出了许多古老而复杂的哲学问题。
我们能否发现自然界的真理？我们有可靠的方法吗？我们真的能知道吗？
这些似乎是哲学家担心的问题，不需要我们去关注。但实际上，它们涉及日常政治、商业，甚至生死，与人们提出的任何其他问题都一样重要。正如从彼拉多到特朗普的帝国传统暗示的那样，当权者早已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科学界形成共识，即CFCs可能对臭氧层构成严重威胁，以及美国政府开始对CFCs等实施监管，化工行业开始反抗。在美国大型化学品制造商杜邦的带领下，行业代表们反对做任何不利于化学品生产的事情，他们齐声高呼：采取行动为时过早，因为仍然存在太多不确定性。杜邦公司在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刊登广告，称“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罗兰与莫利纳的言论，即CFCs可以导致臭氧损耗；同时他们质问：“在找到答案之前，预判一个产业的影响并销毁实用的CFCs产品合理吗？”1975年在行业杂志《化学周刊》上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声称，讨论有关CFCs在臭氧损耗中的作用，其实是“在谈论一种由有争议的因素引起的鲜为人知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所产生的不确定的影响”，作者的结论是“事实很清楚：我们没有证据，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问题”。
这种观望的态度似乎是明智的。
1975年，尽管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能说服IMOS专门调查委员会，使其相信CFCs已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搜集更多的证据肯定是一个好主意。确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将揭示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共识存在严重缺陷：臭氧层被破坏的危险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问题在于无论有多少证据出现，化工行业都采取漠视态度，要求继续进行更多的研究，并要求推迟禁止生产相关化学品的行动。直至1988年3月，斯托拉斯基因BAS发现存在臭氧空洞而对NASA的卫星数据进行核实并证实了BAS的数据的准确性，1986年和1987年的南极科学考察提供了直接检测到的能与臭氧相互作用的CFCs的分解产物之后，杜邦公司首席执行官致信美国参议院，依然宣称CFCs产量无须大幅度削减。 [2] 事情到了这一步，很难想象还能要求怎样的进一步证据。化工行业仍在不断要求科学家给出更多的确定性。
杜邦的立场让人想起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最为著名的论点，古希腊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论点
。假设在观察到世界上的某种规律之后，你想做出一个关于它的一般性推论。具体来说：假设你观察到你生命中的每个早晨都有太阳升起，你能推断出太阳总是升起吗？或者，基于你（假设你在北半球长大）只见过白色天鹅的事实，能推断出每只天鹅都是白色的吗？
休谟的回答是明确的“不”。一个规律无论有多少个实例都不能支持这种一般性推论。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荒谬的立场，但是前面提供的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毕竟，澳大利亚有黑天鹅，而不管在英国找到多少只白天鹅，都不能排除存在黑天鹅的可能性。太阳最终将耗尽氢并膨胀成红巨星，可能会吞没地球。不管你看到太阳升起多少天，明天都可能是它爆炸的那一天。
这被称为“归纳问题”。
休谟得出结论：我们无法确知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因为所有从经验得出的推论都是归纳问题的牺牲品。事实上科学总是有可能出错。
化工行业利益的维护者敦促各方对CFCs采取观望态度，最好持续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末甚至以后再说，他们认为将CFCs与臭氧损耗联系起来的证据并不明确——现在依然不明确。我们不能完全确定是否存在臭氧空洞，是不是CFCs引起了空洞，甚至不能确定臭氧层是否对保护人类健康至关重要。我们不确定的理由是，我们拥有的所有证据最终都是归纳性的——正如休谟教给我们的，归纳性证据无法产生确定性。
不仅普通人不能确定，过去科学家也经常犯错。科学史上有过许多看似正确的理论，科学家曾经基于大量证据而相信这些理论，但现在他们不认可了。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科学家一直认为腐烂的有机物散发出来的难闻空气，或者说“瘴气”，是导致疾病的主要原因。直到19世纪，科学家才开始认识到以前归因于瘴气的疾病是由微生物（细菌）引起的。一千多年的精确测量和严谨数学论证使人们坚信地球是静止不动的，而且太阳、行星和其他天体都围绕着静止的地球运动，直到哥白尼、牛顿等众多科学家先后质疑，才最终推翻了这一理论。在此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被认为是对月球绕地球运动和地球绕太阳运动的正确解释。但是今天，牛顿的理论又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抛在了后面。
科学哲学家拉里·劳丹（Larry Laudan）和P. 凯尔·斯坦福（P. Kyle Stanford）都认为，因为过去的科学存在谬误，所以我们在接受当前的一些科学理论时应该谨慎。他们的观点常常被称为“悲观元归纳”：仔细研究科学谬误的漫长历史，我们应该确信，当前的一些理论也是有误的。
这是否意味着化工行业利益的维护者质疑CFCs会破坏臭氧的科学共识是有道理的？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定地证明这一点——科学家在发现永恒真理方面有着糟糕的记录，因此，如果他们说自己这次对了，我们也不能太当真。当然，在接受新的科学发现时要谨慎。
可也不完全对。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确定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或多或少地保持信心，或者不能收集证据并利用它们做出明智的决定。例如，我们现在可以信心十足地说CFCs正在臭氧层中制造一个洞。有了恰当的证据，我们就能有足够的信心，以至于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基于证据的观念与绝对确定性之间的界限是毫无意义的。
无论如何，我们在乎真理（至少是科学真理），因为正确观念可以指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功地行动。我们在乎知识，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或者至少我们坚信为真的观念——在我们个人或集体做选择时扮演着重要角色。认识到观念和选择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认清这种关系的目的不是解决“归纳问题”，而是要把归纳问题放到一边。
涉及CFCs和臭氧层的关系问题时，对事实永远无法完全确定的担忧是无关紧要的。我们需要的是足够的信心，目的是避免被太空辐射“灼伤”。至于应该怎么做，我们需要将普遍怀疑论置于一旁，根据已有的证据采取行动。我们应当忽略化工行业对确定性的要求，去实施监管。正如休谟本人所说：“一个明智的人……他的观念与证据总是成正比的。”
哲学对科学的挑战可以重新在日常生活中去验证。生活中，我们也永远没有绝对把握。但是这种可能性不会使我们停滞不前，也不应该使我们停滞不前。我们不去等候绝对的确定性，也不能去等，因为它肯定不会出现。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而且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的行动就会受到我们碰巧相信的事物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努力拥有得到尽可能充分的证据支持的观念。
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尽管科学家已经否定了许多过去的理论，但仍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理论在其被发展和检验的时候通常是非常有效的。过去，以地球为中心的太阳系模型对于预测恒星和行星的位置来讲是极为准确的。今天，我们仍然使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来计算卫星轨迹——牛顿的理论确实使人类登上了月球。换句话说，我们根据我们所拥有的证据使自己的观念尽可能正确，并且通常情况下，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事情能够得到解决。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哲学家和统计学家发展出了思考观念、行动和证据之间关系的方法，这些方法体现了前述的实用主义倾向。
其基本思想是观念的真实性有不同的程度，大致衡量了我们思考某些事情是真实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搜集的证据可以且会影响我们持有的观念的真实程度。证据的性质可以使我们或多或少地增减信心。当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念做出决策时，我们需要考虑到信心水平。
实际上，我们可以使用概率论的一个分支来描述我们观察到的东西与形成的观念之间的精确关系。有一个公式被称为贝叶斯法则（Bayes’rule），它可以计算出你在获得一些证据之后形成观念的可信度（也称“置信度”），或者叫信任倾向，这里同时要考虑你在亲眼看到证据之前已经拥有的观念以及所谓证据的可信度。
贝叶斯法则确实是可以指导、量化观念更新的独特的、理性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有人不愿意用它，那么你可以给他们一系列的赌注，虽然他们希望赢得全部，但他们一定总是输。
贝叶斯法则本身与后文的关系并不紧密，但其基本思路——我们和科学家都要收集证据并据此更新各自持有的观念——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至关重要。
CFCs禁令的批评者还有一个反对接受有关臭氧层被破坏的科学共识的论调：捍卫这一禁令的科学家是出于政治动机才这样做的。舍伍德·罗兰已经受到特别严厉的批评。用20世纪70年代后期杜邦公司的公共事务经理L. 克雷格·斯卡格斯（L. Craig Skaggs）的话来说，罗兰和其他像他一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客观的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仅仅收集和报告数据，而且还基于该数据倡导改变美国的政策。
另一位行业高管对此进行了更为生动的描述：对CFCs的批评“是由克格勃编造虚假信息的部门一手策划的”。换句话说，行业利益的维护者主张，必须特别谨慎地对待涉及政治和行业利益的科学家，因为其政治、经济，甚至道德观点极有可能反映在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立场中。
这些论点，就像化工行业对确定性的要求一样，呼应了一种重要的科学哲学传统，即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是由社会因素塑造的，社会因素包括文化、政治和价值观。
要了解这一传统，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60年代初去寻根探源。
1962年，从物理学家转变为历史学家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科学革命的结构》。
他基于物理学史上大量的案例，描述了一种科学实践模式。科学家发现问题，然后运用众所周知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并进行实验，以测试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逐步根据他们在工作中得到的点滴经验建立起理论。这一渐进的研究步骤被库恩命名为“常规科学”。
常规科学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库恩的深刻见解是，这种科学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科学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另一件事：一场革命。库恩认为，当革命发生时，科学实践随之产生的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常规科学领域此前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基本上都无法留存。
库恩认为，所有常规科学都属于某种范式，该范式有自己的识别、解决问题的规则和证据标准。例如，今天，当我们看到玻璃杯掉落在地板上并摔碎时，我们会知道这件事的本质是一个物体在重力作用下落向地面。
但是在牛顿万有引力范式形成之前，我们不了解这背后的原理。我们可能认为玻璃是由泥土制成的东西，因此倾向于向大地移动，并回归其在严格的元素等级中原有的位置。
科学革命促使科学范式发生转变：不仅在背景理论上，而且在科学家对世界的整体理解上都出现了彻底的改变。范式转换不仅可以改变理论，还可以改变证据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库恩认为，范式发生变化后，甚至实验的结果也会随之改变。
说得夸张一点，库恩的思想将使科学界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库恩之前的大多数科学哲学著作将科学视为对世界的不带情感的客观探索。
但是，如果库恩是对的，科学范式的确塑造了科学家的世界观，如果证据收集和分析必然在某一种范式内进行，那么这幅图景就存在致命的缺陷。
仅凭“证据”我们无法得出科学理论。很显然，科学还有另一要素，说到底，这个要素与科学家的关联要远胜于与他们想了解的世界的关联。
库恩提出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要理解科学，就必须认识到科学是人类的事业，具有复杂的历史和丰富的社会学特征，可能会影响科学家发展和坚持的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家是社会的成员，其行为是由该社会的礼仪和仪式所左右的。此外，科学家所在的社会还根植于更大的文化背景，理解科学也就意味着要使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工具来理解这一奇特而新颖的文化。
科学植根于更广泛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也许会影响科学思想，这种可能会带来令人不安的认识。比如，产生和塑造当代科学的主要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做出暴行的，以男性、白人和西欧文化为主导的文化。事实证明，由此产生的科学思想也与之有牵扯。例如，当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和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试图以各种指标来量化种族优越性时，统计学应运而生，历史学家露丝·施瓦兹·科万（Ruth Schwartz Cowan）和社会学家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cKenzie）概述了这段历史。
（事实上，“优生学”一词就是高尔顿创造的。）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现代精神病学是使人屈服的一种手段，是将“有问题的”社会成员与其他人口隔离开来的一种方式。
他认为，现代临床医学起源于中世纪的麻风病人聚居地，其在社会中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科学还牵涉殖民主义，而“证明”殖民主义“合理”的“依据”常常是有关种族优势的“科学”论点，以及非西方文化无法对自身的环境和经济状况拥有可靠认知的假设。
在1986的著作《女权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中，美国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指出，早期科学家的书中充斥着强奸隐喻——科学家会迫使不情愿的大自然母亲屈服，如此写作的人包括对牛顿（和休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英国经验主义者弗朗西斯·培根等。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这种科学、政治及文化研究传统的黄金时代，这种传统后来被称为“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行业利益的维护者表达担忧，即研究臭氧空洞的科学家本身就有政治动机，研究结论必然会受到科学家对环保主张、政府监管和行业价值等所持态度的影响。出于这个原因，行业利益维护者的批评最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许多学者都认为，文化背景对科学研究而言很重要。如果在这件事上，一群科学家似乎支持某种政治观点，那么这些观点是否就会像高尔顿持有的种族主义观念一样，通过影响他所研究的统计学问题，最终影响了研究工作和成果？
诚然，和我们所有普通人一样，科学家无法将自己的活动与文化背景分割开来，这些背景也肯定会导致偏见（认知偏差）和盲点。在一些情况下，科学家们根据偏见得出的结论在社会上是不可接受的、在道德上是败坏的，或者结论本身就是错的，却仍然被人们广泛接受
。因此，我们的确需要意识到社会和政治因素可能影响科学活动，也正因为如此，科学元勘所引发的对科学研究具有文化倾向的各种批评，可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是，仅仅看到一个或者一群科学家具有某些文化或政治观点，并不足以否定他们给出的证据和论证的正确性，即使这些观点影响了这些科学家研究的问题或研究方法。毕竟，虽然统计学的起源不光彩，但是科学家用于研究的统计学方法是无罪的，这个领域的创始人有自己的目的，不代表该领域天然是道德败坏的。虽然现在滥用统计数据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但是高尔顿和皮尔逊的见解已发展为可被用来分析和解释数据的一套庞大而宝贵的工具。
同样，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学者撰写的数百篇科学论文提供了严谨的证据，已经证明CFCs在臭氧损耗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威胁迫在眉睫。哪怕这些文章的部分甚至全部作者都碰巧认为保护环境本身就是一个高尚的目标，上述结论也不会因此动摇。
政治对科学研究产生影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区分这两种方式非常重要。一种是我们在前文讨论的各种微妙影响，如科学研究者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其预设以及考虑的问题。这些影响可能产生负面效应，但我们可以通过仔细分析、批评和辩论来找出和去除这些影响。政治和科学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结合，这种方式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其性质更为邪恶。
1783年的圣灵降临节正好是周日，冰岛南部拉基火山出现了一道16英里长的裂缝。 [3] 在接下来的8个月中，数百亿吨熔岩流出，吞噬了20个城镇和村庄，熔岩喷出将近1英里高。记录了火山喷发过程的当地路德教会牧师乔·斯泰因格里姆松（Jón Steingrímsson）写道：“火红的熔岩迅速蔓延，如一条大河在开春时融化了寒冰，速度之快，有泛滥之势。” [4]
不仅仅有快速蔓延且破坏性极大的熔岩，拉基火山喷发时释放出了大量有害气体——包括1亿多吨的二氧化硫和近1000万吨的氟气。
这些气体与大气中的水蒸气发生反应，生成了硫酸和氢氟酸。这些物质很快随雨水回到大地。强酸性雨水腐蚀了当地牲畜的皮毛和骨头，杀死了冰岛一半的马、牛和四分之三的羊，大麦和黑麦的茎秆枯萎了，冰岛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荒。
“酸雨”一词最早是由在曼彻斯特工作的英国药剂师罗伯特·安格斯（Robert Angus）于1859年提出的。
当时正在研究空气污染源的安格斯发现，工业区附近的雨水比污染较少的沿海地区的雨水酸性更高。他将这种效应归因于一种被称为勒布朗（Leblanc）制碱法的早期工业技术，该技术会释放盐酸。安格斯的研究表明，这种酸不仅会消散在大气中，还会以酸雨的形式落回地面。
正如拉基火山喷发所表明的那样，酸雨的破坏现象已经被相当广泛地观察到了。安格斯所做的研究表明，酸雨也可能是人类活动的副产物。英国议会迅速做出反应，于1864年颁布了《碱业法案》，该法案要求使用勒布朗制碱法的工厂设法阻止酸性气体被释放到大气中。这是环境监管领域早期的杰出举措。《碱业法案》实施后酸雨并没有消失，一个世纪之后，应该阻止酸性气体排放的观点却从公众的意识中消失了，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酸雨似乎是工业区才需要担心的区域性问题。
一切在1974年——罗兰和莫利纳发现CFCs会损耗臭氧层的那一年——发生了变化。那一年，康奈尔大学教授吉恩·莱肯斯（Gene Likens）和耶鲁大学教授F. 赫伯特·博尔曼（F. Herbert Bormann）在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在文中就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进行了讨论：目前在整个美国东北部的雨和雪实际上都已带有酸性，其酸性比美国其他地区要高很多，而且比同一地区20年前的雨雪酸性更高。莱肯斯和博尔曼是在仔细分析了从新罕布什尔州中北部的哈伯德·布鲁克（Hubbard Brook）实验森林中收集的11年的数据，并将其与该地区周围的雪和雨水样本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这一结论。
莱肯斯和博尔曼的研究结论之所以令人吃惊，是因为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远离工业中心的边远地区，也深受人类活动和污染的影响。俄亥俄州的河谷发电厂释放的硫化物和其他化学物质似乎在整个东北部地区上空飘移，然后变成酸雨落到地面。这些发现与瑞典南部和挪威发现的类似现象相吻合，人们在那些地方也观察到酸雨降在远离工业区的地区（在这项研究中，污染物似乎来自英格兰和德国）。很快，人们在加拿大也发现了美国排放的污染物所导致的酸雨。酸雨可以造成远距离污染，正在迅速成为环境问题，而且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大事。
用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一位发言人的话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酸雨的科学研究是“无可指摘的”。所有负责审查当时有关该主题的大量文献的主要科学组织，几乎都同意这种观点。1981年，美国最负盛名的科学家群体——美国国家科学院发现了“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明确证据”以及“压倒性的证据”，证明酸雨是由发电厂的排放物引起的。EPA于198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赞同这个结论
，国家科学院的另一份报告、加拿大皇家学会1983年的一次评述，以及其他研究报告也都赞同。
这种广泛的科学共识本应导向针对发电厂的新的排放限制措施。在欧洲的确是这样的：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79年通过了一项新的限制跨国污染的公约。同年7月，美国和加拿大开始就一项类似的协议进行谈判，最终签署了一份旨在解决跨国空气污染问题的备忘录。
虽然这些举措是在卡特政府时期开始筹划的，但制定全面监管框架的工作落在了罗纳德·里根的身上，里根于1981年1月20日成为美国总统。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酸雨的成因和危害，但里根政府却竭尽所能阻止遏制酸雨的行动，甚至不惜篡改科学记录。
1982年，白宫科学顾问乔治·基沃思（George Keyworth）撰写了一份有关酸雨的报告，表面上看，该报告的目的是评估卡特政府时期进行的相关研究。
里根的研究小组被称为酸雨同行评议小组，由著名物理学家威廉·尼伦贝格（William Nierenberg）领导，他曾任圣迭戈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所长。
尼伦贝格的科学资质无可挑剔，但他也公开地表现出党派倾向。在担任酸雨同行评议小组主席两年后，尼伦贝格与另外两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洛克菲勒大学前任校长、美国国家科学院前主席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以及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创始人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共同组建了一个保守派智库，人们称之为乔治·C. 马歇尔研究所（the George C. Marshall Institute）。
毋庸置疑，总统的政治同盟在尼伦贝格被任命为小组负责人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不过，尽管带有政治倾向，但尼伦贝格还是认真担负起了职责。他亲自挑选了一批大气科学研究领域的杰出专家加入该小组，包括舍伍德·罗兰和吉恩·莱肯斯。九名小组成员中有六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或工程院的成员，除一人外，其他人都是相关学科的专家。最后那位成员是名叫弗雷德·辛格（Fred Singer）的物理学家。
奥利斯克斯和康韦在他们合著的《贩卖怀疑的商人》一书中讲到，当尼伦贝格向白宫提交具备研究潜力的小组成员名单草稿时，并没有提到辛格的名字。但是，当白宫将名单发回时，已经剔除了好几名候选人，并增加了辛格。当时，辛格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终身教授，但他的主要隶属关系似乎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
人们找不到任何表明辛格加入专家小组之前撰写过有关酸雨的研究文章的记录。
1983年3月，酸雨同行评议小组完成研究，编写了一份完整的报告草稿，并分发给各成员。报告的结论与所有其他研究这个问题的严肃团体的发现一致：酸雨对人类环境而言是真正的威胁，它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为防止进一步的损害，必须大幅度减少发电厂的排放。该草稿还包括辛格撰写的一章——他得出了令人惊讶的截然不同的结论。辛格认为，实施任何一项措施都将付出不可接受的代价，除非什么都不做。其他成员则拒绝接受他的这一结论，并拒绝签署任何版本的包含辛格所撰章节的报告。分歧导致了长达数月的延期——在这段时间内，辛格似乎又试图以其他方式反对小组的主要调查结论。例如，1983年9月，小组副主席向国会递交了小组成员所达成的共识；辛格提出抗议，他在给国会的一封信中强调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持这位副主席的说法。
1984年3月，小组最终批准了该报告的一个版本，这时距离报告草稿完成已有一年。最终版报告将辛格撰写的章节作为署名附录包含在内，但未得到小组的认可。即便如此，该报告也没有公开发布，而是被送往白宫等待进一步审查；其后，基沃思办公室提议进一步修订该报告的执行摘要部分，于是尼伦贝格在未与其他小组成员进行再次讨论的情况下先做了修订。罗得岛大学的大气科学家肯尼思·拉恩（Kenneth Rahn）是该小组的一位成员，他认为尼伦贝格的修订削弱了“小组发出的信号，即联邦政府现在应该行动起来”
。
酸雨同行评议小组的最终报告未能准确反映小组的建议，并未经过各成员的审核或批准，但还是以小组成员的名义发表了。此举严重违反了小组协议，备受争议。《科学》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控白宫操纵了该报告。有国会议员发表声明指责白宫压制这项研究，几家主要报纸也报道了这一事件。
但是危害已经造成。为了淡化这份报告中的结论，辛格和基沃思在尼伦贝格的帮助下，将该报告的发布时间推迟了一年多。在此期间，虽然国会已经提出了几项旨在解决酸化污染物的法案，但是由于涉及酸雨的科学证据据说仍存在不确定性，且白宫的报告迟迟未出，因此一项都没被采纳。
最后，在里根离开白宫之前的5年中，有关酸雨的立法再未得到认真考虑。
1995年，当舍伍德·罗兰因在CFCs和臭氧方面所做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奖时，弗雷德·辛格写了一篇批评诺贝尔委员会的专栏文章：“在将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有关平流层的臭氧被耗竭假说的开创者时，瑞典学院实际上是发表了一份政治声明。”
这种批评呼应了化工行业早先的论点，即认为罗兰在其关于CFCs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提倡制定新法规，其行为使他成为政治代理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
这种看法具有很深的讽刺意味。即使我们承认——当然我们必须承认——罗兰的工作受到他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但公开谈论自己的科学研究造成的相关社会后果（正如罗兰在1974年发表那篇论文之后所做的），与白宫直接协商并破坏研究小组的研究发现，两种做法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这里的重点不是双方都有一样的问题，并不是说辛格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就像罗兰肯定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一样。酸雨同行评议小组受到的右翼干预不比科学研究可能受到的左翼干预好多少，但这也不是关键。这里要强调的是，在酸雨同行评议小组的案例中，存在一种对科学的明显的政治干预，这种干预与倡导控制CFCs的人曾经遭遇的指控有质的区别：干预者露骨且故意操纵科学报告。
这里还反映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关于针对科学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科学家以及一些哲学家、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已经普遍意识到人文学科的学者正在煽动破坏科学。一些科学家开始反击，这场公开的关于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对抗，后来被称为“科学战争”。
科学战争的第一枪可能是由1994年出版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一书打响的。该书由生物学家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和数学家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合作撰写。此书认为，那些声称有能力对科学进行分析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通常没有能力评估他们所关注的科学研究工作。两位作者认为，在那些所谓的研究、分析科学的文献中，许多观点不仅浅薄，而且前后矛盾。
这次科学战争的主题之一是科学家指责人文学者关于科学的著作是伪知识分子的装腔作势。
[5]
但是，我们想关注第二个主题，这在格罗斯和莱维特著作的副标题的关键词“学术左派”中有暗示。他们的争论暗示，存在某种强调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左翼政治，它与一种广泛的反科学立场在思想上有着深刻的联系。
正如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理查德·列万廷（Richard Lewontin）1998年在写给《纽约书评》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莱维特和格罗斯似乎抱有“奇怪的观念……他们认为任何有关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科学过程和内容的主张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疯狂形式”
。这一政治信息随后被著名保守派评论员放大，使得科学战争很快就看起来像一场文化战争中的小规模冲突。
格罗斯和莱维特将一种意识形态与学术左派联系起来，并予以严厉批评，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这两人所说的“激进环保主义”，该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作家兼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他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以引起人们对臭氧损耗、酸雨和全球变暖的关注而闻名。
格罗斯和莱维特宣称：激进环保主义者是危言耸听的伪科学家，他们利用环境灾难的威胁来鼓吹他们（主要是左翼）的政治意识形态。
然而，在罗兰的案例中，正是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发表具有深远影响力和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成果时，被视为一个活动家和空想家。与罗兰对立的其实并不是对某个成员的激进主张不满的非政治化、冷静的科学机构，反对罗兰和其成果的其实是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行业，行业内有一群游说者始终在与制定法规、实施监管的主张进行对抗，因为这些法规直接触动了该行业的根本利益。
在科学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主张科学具有政治或文化倾向的观点，常常被认为是对科学权威的激进攻击。而酸雨同行评议小组这个例子能让我们学到很不一样的教训。的确，科学会受政治影响，既有隐蔽的，也有公开的。在一个受政府任命的小组主席可以未经小组其他成员知情同意就改写共同署名的科学文件的世界里，因为一些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揭露历史上有问题的事件，就担心公众不再信任科学家似乎是无稽之谈。
反倒是奥利斯克斯和康韦这两位历史学家，仔细记录了里根政府对酸雨研究的干预。在科学战争中，被讽刺为“反科学”的人文学者反而经常提供必要的批判性分析，帮助其他学者澄清事实，改进科学方法，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而带头反对CFCs的，恰恰是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激进环保主义者”。
我们在本章中描绘了“真实/正确”和“虚假/错误”图景，正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的观念在指导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我们力求持有“正确”的观念，其意义是指导我们在将来做出成功的选择；我们通常希望这些观念符合并得到现有证据的支持。我们认为平流层中的臭氧层可以保护我们免受太阳辐射的侵害，臭氧可以被CFCs损耗，而且这种损耗现象在一些地方发展得很快，臭氧层中已形成了一个空洞，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够利用监管框架来减缓或逆转臭氧损耗。对于酸雨也是如此。（当我们在下文中说一种观念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全部；同样，所谓“错误”观念，是指观念与证据和成功的行动之间不具备这种关系。）
这幅图景对于理解如何在政治辩论中看待科学权威至关重要。真正的麻烦是，我们大多数人无法独立评估，更不用说收集和分析特定的科学家群体针对任何特定问题可以给出的全部数据。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大多数科学家个体也不具备这样的优势！这意味着，如果科学家声称他们正在收集证据并且证据令人信服，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他们所说的。而且，我们是否接受科学家给出的结果，取决于我们对科学家准确收集和报告其证据，并据此负责任地更新他们的观念的信任程度。
归根结底，我们做决策时依赖科学知识的原因，并不是科学家变成了神圣的教父，在理性的巅峰讲着永恒的真理。真实原因是，科学家通常最有能力系统地收集和评估所有可用的证据。科学家在公众利益问题上的观点——从有关环境的问题，到药品和其他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与新技术有关的风险——有着特殊的地位，不是因为持这些意见者是权威，而是因为他们的观点由我们所拥有的最佳证据证实。
在臭氧空洞和酸雨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相信臭氧层中有一个洞，原因并不是科学家说有这么一个洞，而是因为科学家经过精心设计和校准多种设备，在不同位置以不同方式测量高层大气中的臭氧水平，且检测到臭氧水平已经大幅度降低。相信CFCs会导致臭氧空洞产生，是基于一种经过仔细验证的理论，根据该理论，CFCs可以消耗臭氧，并且科学家已在南极洲上空的大气中检测到了这一化学反应过程的副产物。燃煤发电厂产生的硫化物和与发电厂相距较远的地区的酸雨这个例子也是如此。
即使我们承认科学和文化、政治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了解到过去的科学家也常常犯错，多数科学研究成果仍然是正确的。寻找当前科学研究存在的缺陷是科学自身发展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认真对待自己可能犯错这个事实——这是整个科学事业的一个核心立场——那么我们应该重视批评，尤其是科学家自己往往会忽略的那种批评。这种批评将使科学走向更好的未来：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更少的歪曲和误解，以及更好的行为指导。正是严谨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辛勤工作，以及科学家自身的努力，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科学的运行方式，以及为什么科学应在决策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所受的真正威胁，并非来自科学研究受文化背景影响的方式，也不是主张将这些影响排除在外的哲学和社会批评。真正的威胁来自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操纵科学研究的人，或通过混淆、隐瞒科学研究的结果阻碍政策制定者采取可能行动的人。我们擅长消除哲学上的忧虑，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但我们不太擅长避开那些散播错误信息的人。
[1] 罗夫（Rove）的引文最早出现在Suskind（2004）的书中，被认为出自一位匿名的“布什的高级顾问”；此后则被普遍认为出自罗夫（Danner 2007）。Kellyanne Conway在2017年1月22日《与媒体见面》（ Meet the Press ）的访谈中提到了另类事实。
[2] 《纽约时报》（Glaberson 1988）对此进行了报道，Peterson（1999，246）对此事进行了描述。奇怪的是，杜邦公司在发出这封信后的3周内改变了立场，宣布该公司将暂停所有CFCs的生产。是什么最终说服了杜邦公司？似乎市场力量起了大部分作用：随着对臭氧空洞的认识的增加，消费者停止购买含有CFCs的产品。到了1988年，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增加了保护成本，继续生产CFCs的收益仍在急剧下降（Maxwell and Briscoe 1997）。然而，仍有人认为，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反对CFCs的理由依然不甚清晰。前民主党人、华盛顿州州长Dixy Lee Ray在她的著作 Trashing the Planet （Ray and Guzzo 1990）中持此观点。
[3] 有关火山喷发的第一手资料，请参见Steingrímsson（1998）；对火山喷发及其对大气的影响进行的各种较新的分析有赖于以下资料：Thordarson and Self 1993；Thordarson 2003；Stevenson et al. 2003；Trigo，Vaquero，and Stothers 2010；Schmidt et al. 2012。《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2007）刊发了一篇叙述性好文。
[4] 引自 The Economist （2007）。
[5] 也许整个时期最著名的插曲是“索卡尔事件”（Sokal affair），纽约大学物理学家艾伦·D. 索卡尔（Alan D. Sokal）向名为《社会文本》（ Social Text ）（1996）的学术期刊提交了一篇论文，题为《超越边界：走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该期刊的大部分文章是由从事科研工作的学者撰写的；索卡尔的论文出自一位真正的物理学家之手，尤显上乘。而就在该论文被采用并发表之时，索卡尔透露，该文其实是胡言乱语，只是对同领域论文的模仿。他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该文被采用并发表，是整个领域缺乏理论严谨性的无可争辩的证据［与索卡尔的恶作剧论文一起发表的其他论文收录在Ross（1996）中。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作者是否都欠缺智力］。索卡尔接着与法国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Jean Bricmont）合著了一本名为《时尚废话》（ Fashionable Nonsense ，1999）的书，在美国出版，该书称各类名流学者是江湖骗子。我们普遍同情索卡尔和布里克蒙特，甚至莱维特和格罗斯，因为他们声称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崇拜蒙昧主义写作与草率的思想。另一方面，那些研究科学史、哲学和社会学的人也揭示了大量的科学思想。许多被认为是科学战争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噱头，经过精心策划，其目的是让那些试图打破阻止女性及少数群体的成员进入科学领域的历史障碍的人，看起来好像是在反对科学本身。虽然他没有这样说，但我们的观点受到了Kitcher 2001的强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