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昨天，中央纪委监察部通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某宁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在表述戴某宁违纪违法问题时，中纪委措辞颇为严厉：“贪巨款”“受巨贿”“与他人通奸”。
中纪委在通报官员违纪违法中涉及不正当男女关系时，其惯例使用的是“作风腐化”“道德败坏”等词，记得当时通报薄某来案情时使用的是“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通奸”一词很少用在处理干部上。2012年落马的无锡市原市长毛某平，官方通报称“道德败坏，与两名女性‘通奸’”，曾引起关注。这次对于戴某宁作风问题，中纪委再次使用了“与他人通奸”表述。不禁使人浮想联翩。
“通奸”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没有夫妻关系的男女（多指其中一方或双方已婚）发生性行为。目前美国（部分州）、韩国、意大利等国都有“通奸罪”，韩国男女犯通奸罪会蹲2年以内的监狱，伊朗不仅有通奸罪，而且到2008年8月6日方对外宣布暂停使用乱石砸死通奸犯的刑法。
“万恶淫为首”中国人历来视“私通”为一种深恶痛绝、万恶不赦的丑恶行为。最早关于通奸罪的说法见于《尚书》：“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对通奸者处以宫刑。秦汉“犯奸必杀”。唐律：“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疏议曰：“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唐重罪变轻罪，宋续唐法，而明朱元璋除允许本夫捉奸（《问刑条律》刑律二人命）外，并可在当场杀人无罪。（《明律集解附例》九·刑律一，人命“杀死奸夫”），而通奸的处罚：“无夫奸杖八十，有夫奸杖九十。”比元朝还多加了三杖。不仅如此，还沿袭了对女人的“去衣受杖”。“其妇人犯罪，应决杖者，奸罪去衣受刑。”清朝的法律沿袭明朝和元朝的法律，允许私刑，允许捉奸，并可当场杀死通奸男女。民国时期，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那年三月颁布的《暂行新刑律》第二百八十九条，关于“通奸罪”作了如下规定：“和奸有夫之姓者，处四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其相奸者，亦同。”所谓“有夫之姓者”，即有夫之妇。而这个法律规定巧妙地利用“法定有罪”的原则，形成了“网开一面”，即以“不规定”而“规定了”未婚女子不存在通奸罪。1928年7月又作出了新的规定：“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此罪的处罚又减了一半。直到1936年1月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应该是《三五刑法》）中才在“通奸”上出现了对等的处罚：“有配偶而与人通奸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与其相奸者，亦同。”我国台湾地区目前沿袭民国法律的规定。直到解放后，新《刑法》（79）颁布之后，1982年才真正地废除了“通奸罪”。而将“通奸”的问题纳入道德范畴予以制约。
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通奸是一定犯罪行为。具体如下：
1.“破坏军婚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9条：“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如果一方明知对方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同居的，则构成了“破坏军婚罪”。
2.“强奸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二款：“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即和未满14岁的幼女通奸的，以强奸论处。
3.“重婚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自己已婚、对方已婚、双方均已婚，而自己和对方公开以夫妻的名义同居、通奸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此种行为算作是事实婚姻，以重婚论。
时下也有人呼吁，法律制定者应该重新考虑“通奸罪”这一罪名的立法，整顿国人道德与性观念。可以令“小三”减少、“一夜情”减少、离婚者减少、艾滋病患者减少、权色交易减少，而幸福的女人会多起来，和睦的家庭会多起来，为官清廉者会多起来……听起来，主意似乎还蛮不错哦！
但是感情还给感情，道德还给道德，法律还给法律。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没有规定通奸罪，彰显了法律和社会的宽容、进步，但绝对不等于纵容通奸行为。婚外情当事人大多属于情感迷误，多数可以通过自我认识，自我把握走出误区。现代文明的伦理本位由社会向个人转移，与之相应的人道性质、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是现代伦理文化最重要的属性。对感情问题不宜进行道德判断和法律惩罚，因为婚姻家庭大都带有人生自我认识、自我探索、自我把握的性质，主要诉诸人的自律精神，诉诸人的良知。
当然，一般情况下，通奸不是犯罪，我国《刑法》及相关法律中没有对通奸的定罪规定。对官员作风问题的认定，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官员违反上述规定中的“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规定，可处以党内处分。但是如果查到官员进行权色交易，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2014 年 6 月 6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