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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纳认为，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是恢复德国世界地位的关键。1949年，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与阿登纳首次会面。他在回忆录里激动地讲述了这次会面：
阿登纳的思路蕴含的想象力和睿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让德国完全融入西欧令他魂牵梦萦。阿登纳甚至把这一目标看得比不幸分裂的德国再次统一还要重。阿登纳理解德国的邻国为什么把德国融入西欧视为德国再次统一的先决条件……他希望德国人成为欧洲公民，与欧洲携手，尤其是与法国携手一起促进共同利益和对未来的看法，化过去几百年的干戈为玉帛……德法两国必须是欧洲涅槃重生的领头羊。 [24]
美国提出的一项经济复兴计划为实现以上目标助了一臂之力。1947年6月5日，国务卿艾奇逊的前任、前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哈佛大学阐述了这一计划：
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某一国家或某个理论，而是针对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这一政策应着眼于恢复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转，从而能够产生自由机构赖以生存的政治社会条件。 [25]
阿登纳认为，马歇尔的讲话和此后正式出台的马歇尔计划给了他默认《1949年鲁尔协议》的理由，该协议是盟国继续控制德国工业的手段之一。在阿登纳眼里，马歇尔计划对压榨德国的做法踩了一脚刹车。尤其重要的是，他认为马歇尔计划是朝着欧洲联邦化迈出的第一步。
如果《鲁尔法规》被用作打压德国经济的手段，马歇尔计划就是诞妄不经……如果《鲁尔法规》被用作促进德国和欧洲利益的手段，如果它意味着西欧一个新经济秩序的开端，那么这个法规就可以成为欧洲合作一个有希望的起点。 [26]
不无讽刺的是，库尔特·舒马赫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现在成了阿登纳在国内的最大反对派。社民党始终坚定信奉民主，对民主的追求可以追溯至德国立国之初。德意志帝国时期，社民党受到各主要党派排斥，原因是其他党派觉得，社民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可靠的民族主义者。希特勒当政时期，社民党领袖舒马赫被关押了10多年，疾病缠身。他认识到，自己的党永远无望赢得战后大选，除非把确立自己的民族特征作为党的宗旨，因此他反对阿登纳靠恭顺实现复兴的战略。“作为一国人民，德国政策必须由我们制定。这意味着政策不是由某一外国意愿决定，而是我国人民意愿的产物。” [27] 舒马赫于是开始为民粹主义摇旗呐喊。鉴于社民党走过的历史，他的这一主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舒马赫的主张与德国无条件投降和欧洲在希特勒德国统治下的经历完全脱节。
阿登纳同样信奉社民党的民主原则，不过他支持民主制还有战略上的考量。阿登纳决心把恭顺变成一种美德。他认识到，暂时的不平等是实现平等地位的先决条件。1949年11月阿登纳在议院辩论时强调了这一点，他大声吼道（实为罕见）：“你们以为谁战败了？” [28] 恭顺是唯一出路。阿登纳解释说：“盟国告诉我，只有我满足它们的安全需求，才会停止拆除工厂设备。”随后他不无尖刻地质问：“社民党是想让它们一直拆下去，直到把所有工厂拆干净为止吗？” [29]
阿登纳还有一个根本目标——与法国和解。1948年，阿登纳与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罗伯特·舒曼首次会面。当时法国奉行的政策是解除德国工业生产能力，把萨尔地区置于法国控制之下。阿登纳重新诠释了这一问题。最大的挑战与战略和金融无关，而是涉及政治和道德。阿登纳就任总理前，1949年7月致函舒曼，在信里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
愚以为，与给德意志民族士气造成的巨大伤害相比，一国从分到的被拆除工厂设备中获取的任何经济好处相形见绌……您对法德和解问题和欧洲合作原则的认识尤其深刻。我恳求您找到办法终止这种不可理喻的做法。 [30]
在国内，阿登纳强调，顺从盟国采取的种种惩罚性措施是唯一明智做法。1949年11月3日，阿登纳接受了德国《时代周报》的专访，他说：
如果我们抵制《鲁尔法规》和鲁尔国际管制局，法国会把它解读为德国民族主义苗头，将其视为德国抗拒一切监督。这种态度会让人觉得像是在消极抵制安全本身。必须防止出现这种情况。 [31]
阿登纳的对策被证明很有效。当月晚些时候，盟国邀请阿登纳与对德管控委员会（the Occupation Authority）谈判，以建立一种新关系，削减原定要拆除的工厂数量，同时为德国加入同年成立的欧洲委员会制定路线图。11月24日，阿登纳向联邦议院提交了新协议。当时联邦议院议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强烈。舒马赫情绪异常激动，称阿登纳是“盟国总理”。舒马赫因出言不逊被暂停议员资格，时隔不久又重返议院，马上对阿登纳火力重开。 [32] 阿登纳回应时强调，恭顺是实现平等之路。
我认为，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今国家山河破碎，实力荡然无存。为了逐渐增加自身实力，我们德国人必须与盟国谈判。但我们必须看到，谈判中心理因素作用甚大，不能一上来就要求或期待对方信任我们。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其他国家对德国的情感骤然有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信任只能一点一点地恢复。 [33]
阿登纳的方针在国内遭到反对派的冷遇，但受到德国邻国的欢迎。1950年3月，欧洲委员会邀请联邦德国加入，不过是作为准成员国。阿登纳在写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敦促内阁同意加入欧洲委员会：“截至目前，这是唯一出路。我必须告诫你们，切不可因德国搅黄欧洲谈判招人憎恨。” [34]
3个月后，热衷于把德法两国捆绑在一起的罗伯特·舒曼抛出一份取代鲁尔国际管制局的计划。1950年5月9日公布的舒曼计划为日后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开辟了道路。从表面看，它不过是一个煤钢共同市场，但其实这一计划意在为政治目标服务。舒曼宣称，有了这项协议后，“法德之间的战争不仅不可思议，物质上也极不可能” [35] 。
阿登纳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舒曼计划表示赞同，见解与舒曼所言大同小异。阿登纳表示，该计划“为彻底根除未来法德冲突奠定了真正的基础” [36] 。阿登纳在会见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日后（1952—1955）欧洲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首任主席让·莫内时，又进一步发挥了舒曼的观点：“人们对这一计划抱有殷切希望。相关各国政府不应眼睛只盯着自己的技术职责，而是应该更关注自己的道义责任。” [37] 1950年5月23日，阿登纳致函舒曼，再次强调了非物质目标：“事实上，只有我们的工作不完全拘泥于技术和经济考虑，而是把道德作为工作基础，我们才能如愿以偿。” [38]
舒曼计划加快了德国加入一个统一欧洲的步伐。1951年2月，阿登纳在波恩的一次演讲中说：
舒曼计划有利于建设统一欧洲的目标。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赞成孕育了舒曼计划的想法。此后我们对此一直坚信不疑，尽管有时处境异常艰难。 [39]
1951年3月19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成员国草签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翌年1月，联邦议院以378票对143票对《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进行了表决。 [40] 联邦参议院（代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0个州的上院）流露出死而不僵的德国民族主义情绪，呼吁阿登纳“确保盟国高级委员会完全废止对德国境内煤钢生产施加的一切限制，把西柏林明确纳入欧洲煤钢共同体管辖区内” [41] 。最终西柏林被纳入欧洲煤钢共同体。在新成立的煤钢共同体指导下，德国煤钢产量开始增加。依照舒曼的建议，欧洲煤钢共同体还正式取代了（至少在德国）不得人心的鲁尔国际管制局。
阿登纳出任总理后，仅用两年时间就实现了德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他通过奉行努力走出德国历史阴影的政策做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阿登纳这样做既是出于道义考虑，也是出于策略和国家利益考虑。不过策略与战略已融为一体，阿登纳的战略正在化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