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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登纳的父亲约翰曾是普鲁士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军官，后来在科隆市政府做了30年职员。约翰仅受过小学教育，于是决心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受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机会。阿登纳的母亲同样重视孩子的培养，她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职员，她靠做针线活补贴家用。夫妻两人精心培养小康拉德，向他灌输他们笃信的天主教价值观。 [4] 对罪孽和社会责任的认知贯穿阿登纳的童年时代。阿登纳在波恩大学求学期间养成了一个习惯，深夜苦读困乏不支时，把双脚伸入一个冰水桶里解乏，因此扬名校园。 [5] 阿登纳获得法律学位后，受父亲的职业影响，1904年选择加入科隆市政府公务员队伍，被授予助理市长一职，主管税收。1909年，阿登纳晋升为第一副市长。1917年出任科隆市长 [6] 。
历任科隆市长通常出自市政府公务员队伍。在阿登纳的领导下，科隆公务员努力恪守职业操守，不与当时充斥暴力、激烈倾轧的党派同流合污，阿登纳的声望与日俱增。1926年，柏林甚至讨论是否把他作为一个民族团结政府的总理候选人。作为接受总理候选人的条件，阿登纳要求组建一个超党派联盟。此事最终因组建这样一个联盟困难重重不了了之。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指定为总理。阿登纳的举动首次吸引全国目光与希特勒上台有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希特勒举行了大选，同时向德国议院提交了所谓的《授权法案》，暂时中止法治和政府机构的独立地位。希特勒被指定为总理当月，阿登纳3次公开与希特勒唱对台戏。身为科隆市长，阿登纳也是普鲁士上院的当然议员。他在上院对《授权法案》投了反对票。大选期间，阿登纳接到邀请，要他去科隆机场迎接来科隆竞选的希特勒。他拒绝了。大选前一周，阿登纳下令把桥梁和其他公共纪念碑上的纳粹旗帜取下来。希特勒毫无悬念赢得大选一周后，阿登纳被免职。
阿登纳被解职后，找到一位在一家本笃派修道院任院长的昔日同窗好友寻求庇护。好友答应了他的请求。同年4月，阿登纳躲进科隆市以南50英里外拉赫湖边的玛丽亚·拉赫修道院。他在这里潜心研读了教皇利奥十三世和庇护十一世发布的两份通谕。通谕依据天主教教义分析社会政治形势，尤其是现代工人阶级不断变化的现状。 [7] 阿登纳在两份通谕里看到了与他个人政治信念相契合的理论：强调基督徒身份而不是政治身份；谴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通过谦恭和基督教慈善工作缓和阶级斗争；保障自由竞争，反对卡特尔垄断。 [8]
阿登纳在玛丽亚·拉赫修道院没能住多久。圣诞节期间修道院举办了一场弥撒，四周的民众纷纷前来向阿登纳表示支持。纳粹官员向修道院院长施压，逼迫他赶走这位深孚众望的客人。翌年1月，阿登纳离开了修道院。
此后10年里阿登纳生活艰辛，漂泊不定，数次身陷险境。1944年7月，普鲁士上层阶级代表，包括纳粹上台前政治军事阶层旧成员暗杀希特勒未遂。此后，阿登纳处境更加险恶。希特勒疯狂报复，一心要把参与谋杀他的人斩尽杀绝。一段时期内，阿登纳不停变换停留地点，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从不超过24小时，从而躲过了那些死于希特勒毒手的人同样的命运。 [9] 身处险境的阿登纳始终没有改变反对希特勒践踏法治的立场。他认为法治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条件。 [10] 阿登纳虽是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却始终不愿加入反纳粹政权的密谋者行列，无论密谋者是文官还是武将，主要原因是他对密谋者能否成事心存疑虑。 [11] 如一位学者所说，“阿登纳及其家人想方设法避开公众目光，不事声张地过平静的生活” [12] 。
尽管阿登纳已经离开了政坛，但最终还是被纳粹投入监狱。1944年秋天他被关押了两个月。透过牢房的窗子，他目睹多人被枪决，其中有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犯人受刑的阵阵惨叫声从囚室上方飘入他耳中。
阿登纳在德军中服役的儿子马克斯设法使父亲获释。1945年2月，美军坦克开进莱茵兰。德国军事上被打败，道义上抬不起头，经济摇摇欲坠，政治上四分五裂。阿登纳开始思索自己在战后德国是否可以发挥某种作用。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