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要么把伟大领导人说成是先知,要么说成是政治家。本书第一章谈了对这种分类方式的思考。是不是先知要看眼光,是不是政治家要看分析能力和折冲樽俎的才干。先知只追求绝对结果。对于先知,妥协可能是羞辱的来源。对于政治家,妥协可以是路途上的一个阶段。这条路由大致相似的调整和细枝末节的不断积累铺就,但受目的地的指引。
戴高乐用先知的眼光诠释自己的目标,以政治家的方式——坚定不移、机变权谋——去实现这些目标。戴高乐的谈判风格是,先是我行我素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就修改而不是改变他的目标展开谈判。戴高乐甚至把这一风格用在了丘吉尔身上。1940年时他全靠丘吉尔给予他财政和外交支持,因为丘吉尔的支持,戴高乐才有了这个位置,才能一直掌权。
戴高乐初到英国时,一没有钱财武器,二没有追随者,甚至连英语都说不利索。然而丘吉尔慧眼识人,马上接受戴高乐为“自由法国”领导人。当时,“自由法国”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只是这个法国人的想象。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丘吉尔有多了不起。时隔不久丘吉尔发现,戴高乐的远见卓识内含对法英两国之间数百年兵戎相见历史的记忆。在戴高乐眼中,英国独霸比邻欧洲的战区,例如中东和非洲,令人遗憾,甚至令人厌恶。
尽管戴高乐与丘吉尔时不时爆发激烈冲突,但丘吉尔在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戴高乐一边。没有丘吉尔的支持,与罗斯福总统失和的戴高乐不可能有今天。罗斯福对戴高乐的抵触一直延续到巴黎城门下。
丘吉尔支持成立“自由法国”。他把“自由法国”看作他本人有过一段浪漫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英联盟的余声。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危在旦夕时,英国曾提议英法两国合并为一国,把英法联盟推至顶峰。随着戴高乐从一个对英国有用的人逐渐成为一位伟人,丘吉尔始终维护和加强对英法联盟的支持。
两位领导力巨人都具有异乎寻常的分析天赋,都善于捕捉历史演变长河中的细微之处。但两人留下的遗产各异,汲取的源泉相殊。丘吉尔在投身英国政治过程中不断成长。如同戴高乐,丘吉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前景认识之深刻,本人愿意冒的风险之大,同代英国人几乎无人能出其右。由于丘吉尔比自己的国家看得更远,只能等到同时代人面临的挑战验证了他的预见后才走上国家领导人位置。丘吉尔终于等到自己的时辰降临后,凭借自己的性格领导本国人民度过了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赢得了人民的敬重和爱戴。丘吉尔有异于同代人的又一点是,他把本国人民必干之事看作大不列颠历史的一段延续。丘吉尔熟谙本国历史,历史典故用起来得心应手。他成了英国人民坚韧不拔和胜利的象征。
丘吉尔认为,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应该带领英国人民实现史无前例的繁荣富强。戴高乐把自己当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命中注定领导本国人民重振破碎一地的往日辉煌。戴高乐全然无视自己所处的时代,无视昔日伟大的法国已成陈迹,大肆宣讲伟大的道义和现实意义,借此收揽民心。戴高乐不是呼唤法国连绵不断的历史,而是呼唤几百年前伟大的法国和有可能再次伟大的法国。戴高乐以这种方式使跌倒的法国重新站了起来,引导它走向自己新的未来。如安德烈·马尔罗形容的那样,戴高乐是“一个比昨天早一天、比明天晚一天的人” [147] 。
17世纪的黎塞留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制定了国策,不过黎塞留效力的对象是一位他需要说服接受正确路线的国王。戴高乐只能一边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景,一边诠释这一愿景。戴高乐在不同历史阶段需要说服的对象是法国人民,因此他发表的声明没有箴言特点。这些声明主要不是为了引导人民,而是为了激励人民。戴高乐一向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仿佛他的观点不是自己的,而应被看作命运的召唤。
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救本国社会和人民于水火之中,但两人的领导风格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丘吉尔体现了英国领导力的精髓:集体执政能力虽说不上水准非凡,但具有很高的水准。国家危亡之际,倘若天降好运,一个卓尔不群的人物会从这一集体中脱颖而出。丘吉尔的领导力体现在对合乎时与势的传统的非凡发挥。丘吉尔的个人风格热情奔放,幽默时妙趣横生。戴高乐的领导力不是一个历史进程的延续,而是以特异方式体现了一个人的个性和某些独特原则。戴高乐的幽默多是讽刺挖苦,意在突出讽刺对象的特征和与众不同之处。 [148] 丘吉尔把自己的领导力看作一个历史进程和个人成就的巅峰。戴高乐把他与历史的邂逅看作一项义务,承担这一义务将是一个负担,与任何个人满足毫不相干。
1932年,戴高乐勾画了一幅与胆小的人无缘的伟大涵义图。时年42岁的戴高乐是一位法军少校,完全看不出日后他会一鸣惊人的迹象。
落落寡合、性格鲜明、伟大的人格,那些愿意担起对于凡夫俗子过于沉重担子的人,无一不具有以上特征。他们为领导力付出的代价是:时时刻刻的自律,无休止的冒险,永恒的内心斗争。内心痛苦的大小因个人性格而异,但注定和忏悔者的苦修一样痛苦。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选择避世。不了解这一点,很难理解他们的行为。我们经常看到,事业一帆风顺、载誉社会的人突然卸下肩上的担子……大权在握的人与幸福名下的自我满足、平静、日常生活中的细小快乐无缘。必须做出选择,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至高无上的威权裙摆四周悬浮不散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源自何处?某日,拿破仑和其他人凝望一座年代久远的著名纪念碑。有人对拿破仑感叹道:“真让人伤感!”拿破仑回答说:“是啊,和伟大一样让人伤感。” [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