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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戴高乐实现了法国的复兴，重建了国家机构，消弭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贻害。法国成为一个新欧洲秩序的核心成员。戴高乐使法国有能力阻止让它感觉不舒服的国际政策，同时又强化了一些安排。管理这些安排已经离不开法国。17世纪的黎塞留开此治国方略风格之先河，20世纪的戴高乐复活了这一风格。
戴高乐任总统10年后，完成了他可以完成的种种历史使命，现在只需要处理日常公务。单调乏味的公务不是推动他在这条传奇道路上一路走来的动力。观察家开始觉察出，戴高乐对枯燥生活越来越不耐烦，几乎陷入抑郁中。1968年，时任德国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向我讲述了他与戴高乐的一次谈话。戴高乐在这次谈话中流露出辞职之意：“几百年来，我们与德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穿行，探寻藏匿的宝藏，常常是打来打去。结果发现根本没有什么藏匿的宝藏，留给我们的只有友谊。”人们开始猜测，戴高乐是不是要再度退隐，总统一职有可能会换人。
但是历史不肯让戴高乐的传奇之旅就这样悄然结束。1968年5月，一场学潮演变成为大规模抗议活动。法国学潮是一场遍及全欧洲大陆的运动的一部分。巴黎大部分城区遭到破坏，学生占据了巴黎大学，在窗户和柱子上贴满了宣传画 [143] ，在拉丁区构建街垒，与警察在街道上发生剧烈冲突。宣示示威者无政府主义情绪的涂鸦比比皆是：“禁止禁令。” [144] 法国各工会受到学生鼓舞，又看出政府踌躇不决，也在全国发动了大罢工。
戴高乐的总统职位看上去岌岌可危。密特朗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是前几届政府的知名人士。两人凑在一起商讨总统接班人一事，内定密特朗任总统，孟戴斯－弗朗斯任总理。总理乔治·蓬皮杜开始与示威者展开谈判。然而谈判目的不清，是为过渡做出安排，还是取代戴高乐？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华盛顿告诉约翰逊总统，戴高乐已来日无多。
戴高乐把国家打造成法国复兴的核心可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权威毁于第三共和国式的权术之手。5月29日是一个星期四，当天戴高乐突然携妻子从巴黎飞到巴登－巴登去见冷战时期驻西德的法军司令雅克·马叙将军。
马叙曾任法国驻阿尔及利亚伞兵司令，他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被戴高乐出卖了。不仅如此，当年马叙公开表示不会自动执行国家元首的命令后，戴高乐解除了他的职务。然而马叙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同样受到法国神话的濡染，戴高乐曾用这一神话激励过他。结果证明，这一神话依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足以让马叙再次对戴高乐效忠。戴高乐向马叙暗示自己萌生退意。马叙告诉戴高乐，他有责任战胜对手，而不是离开竞技场。前线在法国境内时，总统没有权利逃遁。也许会有辞职那一天，但不是现在。职责要求他必须坚持斗争。戴高乐得到马叙的充分支持。 [145]
得到马叙的支持后，戴高乐飞回巴黎恢复了政府权威——基本上没有使用武力。恰如10年前他逐步成为法国领袖一样，戴高乐选择以直接争取法国公众支持的方式挑战政治体制。这一次他宣布举行大选，而不是赋予自己紧急状态权力，虽然在马叙支持下，他有动用军队的终极手段（戴高乐从未感到有动用军队的必要）。
次日，戴高乐在协和广场一场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至少40万支持维护公共秩序的人参加了集会。“自由法国”、第三和第四共和国领导人、抵抗运动领袖都站在了戴高乐一边。由此推论，第五共和国的宪政秩序也站在了戴高乐一边。自从1944年8月巴黎光复后戴高乐带领群众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巴黎还没有见过如此团结一致的一幕。
这次集会的第二天，知趣的蓬皮杜提交了辞呈，过了一天后又想收回辞呈。戴高乐的一位助手告诉他，一小时前戴高乐刚刚任命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接替他。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戴高乐的支持者获得压倒性多数。在几个法兰西共和国历史上，这是某个政治集团首次获得绝对多数。 [146]
戴高乐只剩下一个挑战：以何种方式退出政坛？如果他坚持以总统职责压力太大为由，与他从一个低阶准将变成一个神秘人物打造的形象不相符。若是因政治上失意退休，与这一神话也对不上号。
戴高乐找了一个技术问题作为借口。此前已预定就两项省级改革措施举行全民公投，两项措施在立法议程上已经拖了一段时间。虽然两项措施对于宪法无关紧要，但戴高乐公开表示支持现有案文措辞。问题是两项措施的措辞互不相容。全民公投的日子定在1969年4月27日，一个星期日。当天戴高乐动身前往科隆贝双教堂村度周末，行前吩咐下属收拾打包他的物品和文件。
戴高乐输掉全民公投的第二天，在科隆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没有做任何解释。此后戴高乐再也没有重返爱丽舍宫，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公开声明。日后有人问他，为什么选择这几个问题作为去职原因，戴高乐回答说：“因为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最后一次见戴高乐是在此前一个月，与1969年3月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的葬礼有关。戴高乐公开表达了出席葬礼的意愿。尼克松让我代表他本人去机场接机。大约晚上8点钟，巴黎时间凌晨2点，戴高乐抵达华盛顿。他看上去很疲惫。我告诉他，尼克松总统为了他出行便利特地为他做了几项技术性安排，尤其是为他提供了通信手段。我说英语，戴高乐用英语作答，他只在极少场合才说英语。“烦请代我谢谢尼克松总统为欢迎我做出的安排和给予的礼遇。”此后他始终沉默不语。
次日戴高乐与尼克松会晤了一小时，随后出席了白宫为参加葬礼的外国领导人和华盛顿达官显贵举办的招待会。60来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招待会，外加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美国要人。出席招待会的美国人中有几位自由派人士，因其信奉的原则而对戴高乐并不那么热情。
招待会开始了一段时间后，戴高乐身穿法国准将军服来到现场。他一露面，招待会的气氛瞬间为之一变。此前人群分成一个个小群山南海北地聊天，现在大家围着戴高乐站成一个圈。我不禁对一位助手说，戴高乐可别走到窗口，搞不好房子会倾斜翻倒的。戴高乐回答众人的提问和表述观点时显得彬彬有礼，但仅仅是敷衍而已。他是代表法国来对艾森豪威尔的逝世致哀的，不是来聊天的。戴高乐在招待会上逗留了顶多15分钟后，走过来向尼克松表达了他的哀悼之情，随后离开招待会会场径直去了机场。
一个月后，戴高乐挂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