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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同盟的形成是为了用以下5种方式协调一国的能力和意图：（1）集结充足兵力打败或遏制潜在侵略者；（2）对外显示这种能力；（3）宣示超出一种权力关系谋划之外的义务——这些义务如果清晰无误的话，本来无须正式宣示；（4）诠释具体交战理由；（5）作为处理危机的一种外交手段，消除对缔约国意图的任何怀疑。
核武器的问世改变了以上5个传统目标。对于依赖美国核保障的国家，除了已部署的军队，再部署更多军队没有意义。一切取决于美国保障的信誉。因此，通过发展盟国的常规力量加强北约从来没有实现过。美国的盟国认为，常规武器增强共同力量的作用有限，也从未落实过自己在常规武器上所做的承诺。原因之一是它们担心，如果兑现自己的承诺，可能会让美国强大的核威力显得可有可无。盟国若是真参加了美国的军事行动，例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也不是要在这些国家追求本国战略利益，而是以此为手段寻求继续躲在美国核保护伞下。
戴高乐在相互矛盾的观点间隙中游走。他以核保障内含的不确定性为例，证明法国有必要拥有一支独立核威慑力量。其实不管美国在核保障的说法上如何措辞，戴高乐都不会放弃发展独立自主核力量的道路。对戴高乐而言，领导力体现在结合历史演变过程认真分析现存的各种力量对比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目标。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写道，法国若依赖“外国武器”保障自己的安全，“会代代毒化自己的灵魂和生命”。 [140] 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致力于重建一支强大军队，包括拥有独立的核威慑能力，从而使自己的国家能够履行塑造未来的义务。 [141] 法国永远不该扮演配角。这不是什么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道义问题。
今后几年，以什么名义让一些（法国）儿女参加与本国无关的战事？向另一个大国军队提供辅助部队有什么用途？没有！如果值得这样做，最重要的是让法国参战，而不是仅仅让一些法国人参战。 [142]
戴高乐认为，出于两个原因，国际义务内含固有的偶然性。首先，有可能引起国际义务发生变化的环境不可预料。其次，国际义务本身会因地缘政治格局变化或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因此，每当苏联挑战国际秩序时，例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或苏联就柏林地位发出最后通牒，戴高乐是大西洋联盟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另一方面，戴高乐始终坚持，危机发生时法国有自主研判局势后果的自由。
美国秉持的北约观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和平。历届美国总统把同盟视为一种法律契约，根据对同盟条款做出的准法律性质的分析加以执行。究其实质，这一契约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同盟对出现的一项挑战看法完全一致。所有同盟成员依照自己做出的承诺共同应对挑战。对戴高乐而言，同盟的精髓体现在法国的灵魂和信念中。
尼克松总统结束了在核武器掌控问题上的理论争执，法美之间的摩擦由此得到极大缓解。此后法国继续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美国不再反对。在不违反美国法律情况下，美国有时还助一臂之力。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有过几次常规军事行动，尤其在非洲和中东，但从未威胁过要独自动用核武器。美法两国的核政策介于相互吻合与相互协调之间。法国继续沿着戴高乐开辟的道路走下去，既维护了戴高乐的独立自主核战略，也维护了与美国的密切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