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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联盟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政策的走向，对世界秩序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改变了昔日的孤立政策，开始扮演史无前例的全球角色。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的富裕程度远非其他国家人民可比。美国工业产能占全球工业产能的一半。美国还垄断了原子弹。
此前，在西半球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只有遇到战略威胁时才奋起应对。一俟危险减轻，重返孤立似乎不影响美国安全后，美国就会又缩回到孤立中。1945—1950年，美国放弃了昔日的做法，先后提出北约和马歇尔计划两大倡议，在世界事务中承担了永久作用。在曼哈顿中城东河河畔，新建的具有现代风格的联合国总部大楼象征着美国已成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两大新倡议仍然基于以下对国际关系性质的假定：国与国之间开展合作乃自然现象，世界和平是国际关系的固有结果，基于原则的分工可以为大西洋联盟的运作提供充足的动力和资源。以上假定和美国自身历史一样特殊，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
戴高乐根据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与以上假定截然相反。他领导的这个国家，多少次激情澎湃，最终梦碎，从此谨小慎微；多少次美好憧憬化为泡影，从此遇事多疑，总是感觉国家虚弱，而不是感觉国家强大团结。戴高乐不认为和平是国与国之间的自然状态，他说：“相互对立的力量充斥世界……竞争乃生活常态……国际生活就是战斗，犹如普通人生。” [123]
华盛顿对美国的霸主地位信心满满。美国最关心的是迫在眉睫的现实任务，为此它敦促建立一个联盟架构，一则可以在一体化名义下推动盟友采取集体行动，二则可以防止特立独行的倡议。戴高乐领导的国家几代人饱受国内外战乱蹂躏。戴高乐因此坚持，合作的方式与合作的目标同等重要。法国若要拾回它的身份，必须被人视为凡事可以自己做主，而不是仰人鼻息。因此，法国需要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
深怀以上信念的戴高乐不接受把法国军队置于国际机制指挥下的任何北约观，也不接受让法国的身份消失在超国家机构的任何欧洲观。他呼吁警惕正在扎根的某种超国家主义（似乎“自我放弃从此以后成了唯一的可能性，甚至是唯一的抱负”），这种超国家主义与法国的国家特征和目标格格不入。 [124]
戴高乐认为，自己的观点与一个统一的欧洲并不矛盾：“从而有可能在莱茵河两岸、阿尔卑斯山脉两侧，甚至在英吉利海峡两边建立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最具影响力的庞大组织。” [125] 戴高乐始终肯定与美国结盟的重要性，但怀疑这一同盟是否可用来应对事关法国的一切挑战。具体地说，戴高乐质疑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是否有意愿无限期维持它对欧洲做出的全面承诺，尤其在核武器领域。
戴高乐的强硬作风源自个人自信和历史经验。始料不及的噩梦是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戴高乐对法国噩梦有清醒的认识，为此适当收敛了自己的强硬作风。美国领导人与戴高乐截然相反，个人行为温和谦逊，但所有领导人看问题都以坚信自己可以把握未来为出发点。
1959年艾森豪威尔访问法国时，直截了当地问到了法国的保留态度：“你们为什么怀疑美国不会与欧洲风雨同舟？” [126] 鉴于几年前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美国对待英法的做法，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个问题不免让人感到有点奇怪。戴高乐很想拿苏伊士运河危机说事，不过还是忍住了。他提醒艾森豪威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苦苦撑了3年，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美国才出手搭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全国沦陷后美国才参战。在核武器时代，美国这两次干预之迟对于法国犹如失火而取水于海，远水不救近火。 [127]
法国不利的地理位置也是戴高乐的一块心病。他反对就美军撤出中欧提出的种种谈判方案，其中最出名的方案是1957年乔治·凯南在睿思讲座上提出的。戴高乐反对任何从欧洲分割线两侧对称撤军的方案。这样做的结果会是美军距离太远，苏军距离太近。“如果裁军涵盖的区域与乌拉尔山脉的距离和与大西洋的距离不是一样近，又怎么保护法国？” [128]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再次威胁要封锁盟国进出柏林的通道，让世人清楚认识到了戴高乐对苏联挑战做出的评估。戴高乐坚决拒绝在胁迫下举行谈判。他以特有的雄辩口才揭示了苏联这次挑衅与苏联国内体制不稳之间的关系：
苏联人的疯狂咒骂和叫嚣蛮横无理、无中生有到了极点，以致使人感觉，苏联人这么做要么是因为事先预谋的疯狂野心的发泄，要么是想转移对自身巨大困境的注意力。我觉得第二种猜想好像更能讲得通。……实际情况是，巨大的贫富差距、物资供应的短缺、一团糟的国内局势，尤其是不人道的压迫特征，对所有这一切，精英阶层和大众感受越来越深，当局也越来越难以欺骗压服他们。 [129]
基于这一评估，每当戴高乐认为法国与美国利益真正吻合时，就愿意与美国合作。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戴高乐坚决支持美国对苏联在这个岛国部署弹道导弹做出强硬反应，令美国官员颇为吃惊。在所有盟国领导人中，只有戴高乐给予了美国毫无保留的支持。担任肯尼迪总统特使的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明确告诉戴高乐，美国封锁古巴已箭在弦上。他邀请戴高乐来白宫听取吹风。戴高乐婉拒了，他向艾奇逊解释说，当一个伟大盟友在危急时刻采取行动时，刻不容缓本身就是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