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戴高乐搭建起宪法框架后，着手贯彻了自己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有一个人对法国的困境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他告诉民解阵领导人费尔哈特·阿巴斯，从目前冲突的规模看，法国在军事上撑不下去：你就等着瞧吧，他们会焦头烂额的。法国需要维持一支80万人的军队，每天耗费30亿法郎。如果一直拖下去的话，会把法国人拖垮的。 [110]
戴高乐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告诉世人，他究竟是何时得出同一结论的。对于戴高乐，这一做法司空见惯。戴高乐曾大张旗鼓宣布过终极目标，但一般情况下，他阐述目标时总是在其性质上含糊其词。
通过两个例子可以了解戴高乐行为的另一面。一个例子是时任法国空军司令保罗·斯特林告诉我的。在一次讨论法国国家战略的会议上，戴高乐请与会者对他的北约政策发表看法。会后没多久，戴高乐把会上始终缄默不语的斯特林叫到他的办公室。“你一言不发是不同意我的政策吗？”斯特林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戴高乐听后神秘兮兮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与你不是殊途同归呢？” [111]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1958年12月，同样显示了戴高乐若即若离的决策风格。当时他的国内财政改革方案正在起草中。时任政府高官的经济学家雅克·吕夫拟订了这一方案，出笼后引起巨大争议。戴高乐思考这一方案时，把手下一位金融事务助手罗歇·格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戴高乐向他表示，决策者评估哪怕是深思熟虑的提议时，对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存疑不失为明智。戴高乐对他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明天上午请你告诉我，你是否认为这个方案有三分之二的成功机会。如果你认为有，我就采用它。” [112] 次日上午格策告诉戴高乐，他对吕夫方案有信心。戴高乐于是采纳了该方案，以颁布政令的方式将其公布于众，同时还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向法国公众阐述了这一方案。吕夫方案为戴高乐的总统岁月奠定了经济基础。1959年1月8日，戴高乐正式就任总统。
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发表电视讲话，突然向全体法国人亮明了他的阿尔及利亚选项。戴高乐一共提出了3个选项，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明确表示支持。戴高乐传记作者朱利安·杰克逊写道：
选项1是独立，也就是戴高乐所称的“分离”。选项2是戴高乐创造的新词“法兰西化”，这是他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派”所称的“融合”的又一说法。选项3是在法国援助并与法国结成紧密关系的前提下，“阿人治阿”，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一个联邦制度，不同群体可以和平共处。 [113]
戴高乐本人赞成选项3，他称之为“联合”。不过戴高乐私下思忖，阻止选项1——阿尔及利亚彻底脱离法国——可能为时已晚。 [114] 选项1和选项3意味着该国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享有很大自决权。选项2设想法国人和阿尔及利亚人逐渐融合为同一国人。
4个月后，军事形势依然没有明显改观。“黑脚”活跃分子对戴高乐提出的选项深感不安。1960年1月，他们开始在阿尔及尔构筑街垒。这一消息刚传出时，我恰好在巴黎。当天上午，我与一批法国军官见面，之前他们邀请我参加对我撰写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的讨论。构筑街垒的消息自然压过了他们对核战略的关切。参与座谈的人（多是上校或准将）中，有几人把法军同情“黑脚”叛乱者归咎于总统，声称戴高乐每露面一次，法国就分裂一次，因此戴高乐必须走人。
同一天，我与杰出的法国政治哲学家雷蒙·阿隆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家咖啡馆共进午餐。他听说构筑街垒的消息后惊愕不已：“我为我是法国人感到羞耻。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就像是西班牙人，处于永无休止的革命状态中。”坐在旁边桌子的一位就餐者听到此言后，站起身走到我们桌前，说明自己是一名后备役军官，随后以法军名义要求阿隆道歉。
1月29日那一天，很多法国人，包括我认识的所有熟人都预料会发生军事政变，甚至不排除伞兵空降巴黎的可能。当天晚上，戴高乐身穿二战时期穿过的军服发表电视广播讲话。讲述了阿尔及尔的严峻局势后，戴高乐命令法军无条件拆除街垒：“所有法国官兵必须服从我的命令。任何时候，任何士兵都不得支持叛乱，哪怕是消极支持。必须恢复公共秩序。” [115] 次日街垒被清除了。戴高乐出色地展示了魅力十足的领导力。
1961年4月，法国陆军发动的一次政变流产。这标志着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最后一次激烈对抗戴高乐眼中自己的历史使命：与阿尔及利亚分离。戴高乐再次发表电视广播讲话，谴责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流氓行径。
现在国家受到鄙视，民族不被人放在眼里，国家实力被削弱，我们的国际威望下跌，我们在非洲的作用和地位受到损害。这是何人所为？可悲啊，可悲！做出这种事的人，正是出于自己的职责、荣誉和存在理由应该效力和服从命令的人。 [116]
政变失败了，但敌对情绪并未消失。1962年8月22日，一批“秘密武装组织”（OAS）刺客手持机枪在巴黎郊区的小克拉马扫射，戴高乐夫妇奇迹般地躲过了这次暗杀。（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参加巴黎圣母院的一次弥撒时，有一名狙击手向他开枪，他没有躲闪。这一次他同样没有躲闪。）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两年中“秘密武装组织”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同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暗杀活动，导致2000余名法国公民丧生。 [117]
1961年，戴高乐出任总统已经3年。从8月起，他开始让法国人民对最终结局有所准备。戴高乐开始从阿尔及利亚撤军，给出的理由是欧洲防御需要这些部队。在法国殖民者眼中，把欧洲防卫置于优先地位，把法律上是法国一个省的安全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严重打击了他们的自我形象，彻底颠覆了法国的轻重排序。法国公众也许已被各地的殖民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然而战争中受害最深的是法国殖民者，尤其是法国军队，这些人深感被戴高乐骗惨了。
1962年年初，戴高乐派政府部长与民解阵代表秘密展开谈判，最终签署了《埃维昂协议》。这份93页的文件建立了一个独立国家，同时保障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领土上的战略资产。法国可租赁军事设施，法国能源公司享有特惠待遇。在戴高乐最初考虑的3个选项中，这一个算是“轻震荡分离”。戴高乐宣布，4月份将在法国本土对《埃维昂协议》举行公投。超过90%的法国人投票支持协议，形成压倒性优势。“秘密武装组织”残余分子为了阻挠《埃维昂协议》而发动恐怖袭击，结果丧失了民心，协议反而得到更多法国人的支持。同年7月1日，阿尔及利亚也举行了公民投票，99.72%的阿尔及利亚人投票支持《埃维昂协议》。两天后，法国承认了这个新国家。不过事先许诺给法国的采矿权益并没有兑现。4年后的1966年，法国将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上进行最后一次核试验。
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还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5年后，因戴高乐之故，这一事实成了“黑脚”呼喊的极端主义口号。1958年，支持阿尔及利亚融入法国的社会各界力量把戴高乐推上台。如今这支力量已沦为一个不入流的恐怖主义运动。和平协议签署后不久，80万法国殖民者或被兼有伊斯兰主义、社会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的新政权驱逐出阿尔及利亚，或放任自流。到1970年年底，阿尔及利亚剩余的20万殖民者中，15万人因害怕暴力选择离开。 [118] 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后，民解阵把仍然忠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哈基人”视为叛徒，对他们大肆报复。哈基人毫无抵抗能力，大约有4万哈基人设法逃到法国，成千上万留在阿尔及利亚的哈基人惨遭屠杀。 [119]
戴高乐认为，他这样做是出于一颗爱国心，为的是恢复法国民族自尊和法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发言权。与阿尔及利亚分离后，法国可以把更多资源用于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戴高乐一旦走上了这条路，绝不回头。自1942年戴高乐飞抵伦敦起，这种执着始终是推动他向前走的动力。
曾有几人建议戴高乐对逃离将阿尔及利亚视为自己家园的法国殖民者示以同情。戴高乐对此不予理睬。没有任何记载显示，戴高乐谈过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对自己的影响。戴高乐偶尔在公众场合的确动过感情，例如1944年6月的巴约演讲和同年8月的巴黎演讲，但戴高乐从来不让个人感情左右他的责任感和他眼中的历史进程需要。他认为，阿尔及利亚已经成了拖累法国的一大包袱，导致法国在盟国中孤立，同时给了苏联和其他激进势力可乘之机。切割阿尔及利亚挽救了第五共和国。为了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现戴高乐对法国在一个新世界秩序里的角色的设想，这是法国必须付出的代价。1959年戴高乐着手实施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时，私下把这一政策定性为“也许是……我一生中为法国做出的最大贡献” [120] 。他这样讲绝非言过其实。戴高乐为了把历史引向不同方向，没有向历史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