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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阿尔及利亚被法国征服后，在法国海外领地中享有特殊地位。法国兼并阿尔及利亚后的几十年里，一波又一波的法国和南欧殖民者来到阿尔及利亚沿海一带定居。截至20世纪50年代末，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大约有100万人，大多是外号“黑脚”的法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非沿海地区在盟国军事战略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成就了戴高乐获取权力的谋略。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摩洛哥和法国撒哈拉以南殖民地不同。法国把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当作法国本土的一部分，享有与科西嘉岛同等的地位。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本土一部分的看法在法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直到1954年，时任总理的孟戴斯－弗朗斯还计划把法国兵工厂迁移到苏联打击范围以外的阿尔及利亚。
把阿尔及利亚当作庇护所的念头胎死于当年。同年11月，“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阵）领导的游击队发动了一连串袭击。民解阵号召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在伊斯兰教义框架内享有主权、民主和社会福利” [97] 。面对这一挑战，孟戴斯－弗朗斯宣称：“任何一届法国政府都不会在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这一原则上退让。” [98] 法属阿尔及利亚总督雅克·苏斯戴尔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可以借发展经济之手把叛乱掐死在萌芽之中。然而此后几个月，阿尔及利亚人的独立信念反而日益高涨。
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初预测“不出一年即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99] 。几个月后，中央情报局分析员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认为法国因为在奠边府蒙羞，又不愿“面对现实”——从未解释过其中含义——导致阿尔及利亚冲突愈演愈烈。连几届左翼法国政府也深陷军事冲突螺旋之中。未来的社会党领袖和法国总统密特朗时任孟戴斯－弗朗斯政府的内政部长，他重申了孟戴斯－弗朗斯的强硬表态：“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不过现在密特朗又加了一句：“唯一的谈判就是战争。” [100]
原本为了投射法国实力攫取的一个桥头堡正在变成从内部啮噬法国的毒瘤。“黑脚”对巴黎的法国政府无力保护他们怒不可遏，不顾当地民选政府反对自行组织了自卫团体。法国军队对政治阶层的厌恶有增无减，把当前困境归咎于它的优柔寡断。法国政府接二连三倒台。从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袭击起，到1958年6月戴高乐再度出山，法国一共换了6届政府。法国公众对这场似乎无解的危机越来越不耐烦。随着法国国内重要势力开始反抗国家权威，一场由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发起的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起义有可能演变成为一场法国内战。
阿尔及利亚是法兰西帝国谢幕这部传奇大戏的最后一幕，也是戴高乐重返政坛再次挽救法国的第一幕。戴高乐在科隆贝一直关注日益严重的僵局。起初戴高乐以为，人们很快会认识到不能没有他。戴高乐为自己重返政坛开列了一些先决条件，然而没有一位政党领导人挺身而出，依照戴高乐提出的条件推动修改宪法，更不要说支持他了。
1958年5月底，法国国内的局势可谓千钧一发。包括伞兵司令雅克·马叙将军在内的一批法军将领呼吁总统勒内·科蒂成立一个由戴高乐领导的国家安全政府。与此同时，国民议会也在寻找一位强势的总理，最终选中了基督教民主党人皮埃尔·弗林姆兰。起初他犹豫不决，之后又未能组成稳定的多数派。阿尔及利亚局势仍如沸水继续沸腾。
戴高乐巧妙周旋于相互倾轧的党派之间，拒绝选边站。直到所有党派因目标各异陷入僵局，戴高乐才宣布愿意出山。国民议会越来越担心会发生军事政变，把制止政变的希望寄托在戴高乐身上。法国军队愿意支持戴高乐重新执政的原因是，这位老兵鼓吹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军队把这一说法理解为戴高乐决心粉碎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为了烘托伞兵会空降巴黎的恐慌气氛，一批阿尔及利亚驻军官兵兵不血刃占领了科西嘉岛。弗林姆兰旋即辞职。
所有支持戴高乐的人或多或少都看走了眼。戴高乐把军队施加的压力当作一种手段，而不是要靠枪杆子夺取政权。其实他追求的不是一种新波拿巴主义，而是一个强大到足以让军人返回军营的宪政国家。出于同样的考虑，戴高乐力求国家把他召回的方式合乎宪法，随后他再废除现存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为它效劳。
戴高乐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要求，而是继续打太极拳，让别人摸不透他的底牌。每个派别都觉得戴高乐可资利用，每个党派都觉得戴高乐是消除他们的噩梦的最后的最佳人选。与此同时，戴高乐又保持了自己的灵活性。戴高乐与人谈判时总是以目标为指导，运用手腕使相互倾轧的各派力量有求于他。
戴高乐看得很清楚，1958年春出现的这一政治格局给他带来了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会，使他可以完成他坚信历史赋予法国的使命。不过戴高乐深谋远虑，对这一机会的把握好似在下一盘围棋。围棋有一个空白棋盘，博弈双方各执180子，谁更有耐心，谁能更好地把握棋盘上变幻不定的棋势，谁就能取胜。
倘若当初戴高乐亮出他的底牌，有可能会得罪所有党派，或促使它们草率行事。戴高乐没有这样做，而是耐心游说各个派别，让它们相信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是击败竞争对手的最好办法。1958年5月29日，科蒂总统通过总统府秘书邀请戴高乐出任第四共和国末任总理。
在此期间，戴高乐仅在5月19日举行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当时阿尔及利亚危机已近尾声。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人，又属于所有人的人”。戴高乐说，只有国民议会采取特别行动，为制定一部新宪法召他回来，他才会重新执政。 [101] 他在讲话中没有漏掉任何人的关切。戴高乐告诉军队，做国家的仆人是军人的本分，前提是有一个国家。对担心他可能会对民主构成威胁的人，戴高乐指出，他在1944年就恢复了法国的民主体制。“为什么我要在67岁时开始做一个独裁者呢？” [102] 记者招待会结束时戴高乐最后说：“该说的我都说了。现在我要返回村子，听从国家的安排。” [103]
6月1日多边磋商结束。自从1946年1月戴高乐辞职后，他首次现身国民议会。戴高乐面无表情地宣读了解散议会的法令，给予自己6个月时间全权起草一部新宪法，之后交由公民投票表决。议会辩论只持续了6个小时，最终以329票对224票的表决结果推选戴高乐为总理。这是他总统之路上的一块临时跳板。
戴高乐一生中两次为法国掌舵领航。第一次是1940年，大厦将倾时他挽狂澜于既倒。第二次是1958年，他临危受命，阻止国内爆发内战。第一次，伴随巴黎的解放，这位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准将实现了4年来他独自憧憬的愿景。第二次，已是一位传奇人物的戴高乐从国内流放中被国家召回，一是为了把立宪政府从它自己手中解救出来，二是为了带领法国人民走向后帝国时代，在世界上扮演一个独立自主、充满活力的角色。戴高乐为这一伟大使命设想了4个阶段：第一，恢复法国的宪政架构，成立一个有权威的政府；第二，结束法国的殖民战争，从政治肌体上清除这一溃疡；第三，制定一项法国军事和政治战略，清楚显示在防务和外交领域国际社会离不开法国；第四，顶住盟友压力，尤其是不情愿的美国的压力，捍卫这一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