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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四共和国对法国以前的地缘势力范围的声索受到一系列考验。第一场考验就是印度支那。1862—1907年，法国以蚕食手段征服了印度支那。自1940年6月法国战败后，印度支那处于日本占领军和维希政府双重统治下。日本担心盟国会进攻印度支那，又猜疑当地法国殖民者也许会起义。1945年3月，日本一脚踢开此前与它勾结的法国合作者，独吞了印度支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两股强大力量准备填补这一真空。一股是战争年代抗击了法日的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游击队，另一股是攻打印度支那的盟国军队，其中有中国、英国和印度部队，还有勒克莱尔麾下的一支法国远征军。
1946年年初，法军看上去似乎再次稳住了印度支那局势。然而法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恢复的平静没能持续多久。1946年12月19日夜，越共武装在河内搞了一系列爆炸活动，标志着又一场漫长血腥战争的开始。
1954年年底，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已摇摇欲坠。此前一年，老挝和柬埔寨已脱离法国独立。刚从朝鲜战争中脱身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不愿支持法国在越南的战争。奠边府所在的山谷地形好似一口锅的锅底，亨利·纳瓦尔将军在此地集结重兵，意在把越南的武元甲将军引到这里与他决战。这一战略以惨败告终。法军陷入得到中国援助的北越军队的重围中。8周后的5月初，法军缴械投降。
法军在奠边府惨败后，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他是日后戴高乐表示敬意的唯一一位第四共和国总理）迅速结束了关于越南未来的日内瓦谈判。根据达成的协议，法国放弃了印度支那殖民地。越南沿北纬17度线一分为二：共产党领导的北越和反共的南越。
这场越南大戏上演时，戴高乐正赋闲在家。这次教训牢牢刻在了他的脑海里。1961年5月他会晤肯尼迪总统时，告诫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不要卷入这一地区。据一份官方备忘录记载：
戴高乐总统回顾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打的这场战争，向我们表达了他个人的感觉：再打一场战争不会有任何结果，哪怕是美国也不例外。假如美国觉得为了安全或荣誉必须干预的话，法国不会反对，但不会参与，除非美国的干预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法国当然会永远和美国站在一起。 [95]
战后法国遭受的第二次重创是法国和英国为恢复西方在中东的地位发动的军事行动。1956年，法英联军拉上以色列入侵苏伊士运河地区。以色列参战是为了追求自身国家利益。
1954年，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把穆罕默德·纳吉布赶下台后接管了埃及。两年前纳吉布废黜了埃及国王。纳赛尔建立了一个民族主义政权，经济上越来越依靠苏联，同时用苏制武器装备军队。1956年7月，纳赛尔宣布将此前所有权归英法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国眼看着自己在这一地区的霸权走向终结。法国的潜忧是，此后胆子更壮的纳赛尔也许会变本加厉地支持法国北非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抵抗分子，尤其在阿尔及利亚。
1956年10月，英法秘密商量后联合出兵攻占了苏伊士运河。此前几天，以色列军队入侵西奈半岛。艾森豪威尔政府把冷战视为争夺发展中国家的一场意识形态较量。美国惊恐不已，害怕苏联会趁机把中东据为己有。以色列出兵西奈半岛仅过了24小时，美国于10月30日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决议，要求以色列军队“立即撤回到……原有停火线后面”。英法否决了这一决议后，艾森豪威尔把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11月2日，联合国大会以64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要求结束敌对行动。11月3—4日，联合国大会彻夜开会后又通过了一份措辞更为强硬的决议，同时开始讨论在苏伊士运河地区部署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11月6日又掀起一场抢兑英镑风潮，来势之凶猛令人惊恐。美国一反常态，选择作壁上观，拒绝出手平息市场。 [96] 英法见状被迫结束了军事行动。
华盛顿与英法的苏伊士运河军事行动撇清关系既暴露了北约作为一个政府间军事同盟的局限性，又显露了美国对其盟友所做承诺的局限性。伦敦和巴黎从这次厄运中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英国对自己历史作用的衰弱深感震惊，与美国闹分裂又吃了苦头，于是转而竭力争取恢复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为此英国将部分调整自己的传统政策，以换取加大自己对美国决策的影响。法国几无可能像英国一样影响美国的抉择，于是日益消沉。北大西洋联盟内部出现了一道认知裂痕。戴高乐再度出山后，这一裂痕将暴露无遗。
不过在此之前，第四共和国无休止动荡的政局与法国北非殖民地危机交织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