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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5年半前戴高乐突然飞到伦敦一样，他猝然辞职显示，当自己的信念再也不能支持国家的发展方向时，他会毫不犹豫地与法国官方决裂。戴高乐选择“天下事远我而去前，不再过问天下事” [85] 。当年戴高乐飞抵伦敦使他跃居世界历史风云中心，肩负在流亡中延续法国存在的史诗般使命。而今他退隐乡下，形单影只，在自己的国家自我放逐。
戴高乐做出的姿态符合他精心把自己打造成命运之子的形象：与因循守旧的政治划清界限，对为了权力的权力不感兴趣。戴高乐一家来到巴黎以东140英里外的科隆贝双教堂村安家。新家“拉布瓦斯利”是一栋始建于19世纪初的乡间别墅。日后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把戴高乐的新居形容为“一栋非常简朴的房子，只有一层，有几间家具陈设考究的房间。除了这几个房间，这栋房子……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 [86] 。冬季时节，天空灰蒙蒙一片，寒冷难挨，因为房子里没有暖气。戴高乐告诉一位来访者：“这不是一个让人心情愉悦的地方，来此地的人不是为了寻开心。” [87]
戴高乐在自我放逐的日子里撰写了《战争回忆录》，讲述了他如何在严峻的生活环境中恢复内心平静。
香槟区的这一边被静谧笼罩——那唤起人心中哀伤、一眼望不到头的地平线，忧郁的丛林和草地，与世无争的古老的绵绵山脉。这个宁静质朴的村庄，千百年来没有任何力量改变过它的精神和地理位置。从我在的村子看过去，这些风景尽收眼底……站在花园小丘上俯瞰深谷，只见森林簇拥着耕田，仿佛大海拍击岬角。夜色逐渐吞没了四周。我仰望星空，深感尘世间生灵的渺小。 [88]
退隐期间戴高乐只有过一次意义深远的公开讲话。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在巴约发表演讲，提出了他对法国政治体制的设想。两年零两天前，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登陆一周后在滩头阵地的盟军依然立足未稳时，戴高乐首次来到这个诺曼底小城。辞职6个月后，戴高乐旧事重提，谈了当时他给当地派了一个省长的意义：“正是在这块先祖的土地上，国家再次现身。” [89] 然而他让法国体制适应它的历史使命的努力半途而废。当时第四共和国的宪法正在起草，戴高乐依然坚信，无论制宪议会最终产生什么结果，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戴高乐以惯有的坦率给法国病下了诊断：“在不过两代人的时间里，法国遭外敌入侵7次，政权更迭13次。”“我们的公共生活没完没了的动荡”助长了法国“古代高卢人吵闹内讧的习性”，最终导致“公民对体制的不满和疏远”。 [90] 法国需要一个“超越党派”、体现“延续性价值观”的强势总统，恰如戴高乐本人作为“自由法国”领导人所做的那样。 [91]
戴高乐和孟德斯鸠一样，主张严格划分权力。总统不受议会摆布至关重要。总统受制于议会将“混淆不同权力，政府很快会沦为一些代表团的集合体”，没人为国家利益仗义执言，内阁部长个个沦为“党代表”。 [92] 一个两院制议会可以给选民一个上院。上院有权审核和修改下院通过的立法，同时还可以向国民议会提交法案，这样法国宪法就可以牢牢守护“团结在一个强大国家下的一个自由民族的丰富灿烂遗产” [93] 。
第二次巴约演讲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因为戴高乐详尽阐述了他对民主的思考。他很少谈论这个主题。与美国领导人不同，戴高乐把民主看作一种体制框架，而不是种种个人自由的罗列。这也是为什么在意义深远的巴约演说中，戴高乐以抨击专制体制的方式宣扬民主。他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专制体制的种种弊端和无用：
专制体制注定会渲染它的政绩。随着公民越来越难以忍受它施加的种种束缚，日益怀念失去的自由，专制者为了安抚人民，必须能做到不惜代价地不断扩大它的成就。国家于是成了一部机器。技术工人强行给它安上一个没有减速功能的加速度装置。最终机器的某个零部件难免坏掉，华丽大厦在血泊和灾难中坍塌，全民破产，生活状况恶化…… [94]
总而言之，共和政府是抵御混乱和暴政的最强大堡垒。戴高乐在巴约的呼吁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终稿的影响微乎其微。终稿保留了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此前第三共和国虚弱的行政机构。1946年10月举行的公民投票批准了这部宪法。
戴高乐本以为国家会很快把他召回，然而他期待的召回令并没有来。戴高乐时不时陷入间歇式抑郁，有时情绪坏到极点。他以坚忍顽强抵抗抑郁情绪。1947年，戴高乐试图发动一场与现有各大政党没有任何瓜葛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他的情绪为之一振，然而时间不长又再次陷入消沉。
与此同时，全国总体形势趋向稳定并不断得到改善。法国总理的更替依然如走马灯，但活力源泉再次涌现。在美国主导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法国经济开始复苏。到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凭借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工大军、专门技术知识和融入美国倡导的开放性贸易实现了历史性繁荣。
1958年，第四共和国垮台。造成垮台的原因主要不是国内挑战，而是无力制定一项海外领土政策。经济复苏过程中累积的政治资本大多耗费在3次殖民地危机上：不肯放弃印度支那，出兵苏伊士运河，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