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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领导“自由法国”期间，言行始终不离同一主题：重建一个合法、强大的法国。唯有合法、强大的法国才能在国家光复后恢复秩序，在对德战争的最后阶段平等地与盟友打交道。戴高乐在撰写的总统回忆录里写道：“代表法兰西的国家一次性同时接管了昨天的遗产、今天的利益、明天的希望。” [74] 戴高乐把国家视为一种代际契约的观点与埃德蒙·伯克不谋而合。伯克给社会下的定义是“生者、死者和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 [75] 。
戴高乐的国家观把维希政府视为旧日辉煌与光明未来之间的一段权力空白。“自由法国”代表了国家的真正延续，这一国家观被用于挽救法国自尊。假如戴高乐在战争年代没有坚决为法国身份而战，假如他没有领导一个可以取代维希的具有国际基础的法国政权，延续性神话会不攻自破。如我们所见，法国民众中积极支持“自由法国”的人并不多。然而戴高乐施加的魔咒如此之强，法国人已经把这一事实抛在脑后。不无矛盾的是，健忘有时是黏合剂，可以把无法黏合的社会粘在一起。
贬低维希政府还给了戴高乐便宜行事的自由。1944年10月，戴高乐解散了“爱国民兵组织”，该团体由前“抵抗运动”成员组成，对他们所称的纳粹合作者肆意报复，取而代之的是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建立的相对统一的司法制度。国家要么完全掌控自己境内的合法暴力，要么不掌控。戴高乐的法国容不得即决处决。
军事形势瞬息万变。法军人数激增，1944年年底已达56万。11月23日，让·德·拉特将军率领法国第一军收复了中世纪老城斯特拉斯堡，实现了他在库夫拉发的誓言。1944年12月德国发动反攻，攻入阿尔萨斯地区。此前不久，德国还发动了阿登攻势。斯特拉斯堡有可能陷入重围。战局发生变化后，一个老问题再次浮现：制定作战方针以什么为准，是政治需要还是军事需要？只要战场在法国领土上，戴高乐一向优先考虑政治因素。
当地美军司令官布莱德雷将军想沿着孚日山脉建立一道防线，在此地集结部队发动反攻。这一战略意味着撤出斯特拉斯堡。戴高乐对此的反应毫不含糊。他坚持说，法军不会从19世纪法国与德国之间4次易手的一座城市撤出。戴高乐对国家承担的义务与对盟友承担的义务起了冲突。他授意德·拉特不执行艾森豪威尔的命令。与此同时，他吁请罗斯福、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本人重新考虑。戴高乐还宣布要亲赴盟军司令部陈述己见。
1945年1月3日，戴高乐来到位于凡尔赛的盟军总部。丘吉尔先他一步到了凡尔赛。面对德国攻势，丘吉尔力图避免盟国彼此之间公开闹翻。这一次，盟国事业和戴高乐的历史地位都得到了好运的眷顾。军事形势有了转机。艾森豪威尔也改变了主意，允许法军留驻斯特拉斯堡。艾森豪威尔的默许避免了对戴高乐而言也许是精彩一幕的发生：战事正酣时，法国人违抗最高司令官的命令。戴高乐如愿以偿了，但为此付出了代价——未来美国越来越不愿意迁就他。
1945年4月二战末期，法国又一次挺身维护自己的自主权。戴高乐命令自己的部队占领已划归未来美国占领区的德国西南部工业城市斯图加特。出于作战需要，斯图加特同时也划给了美军。有人向戴高乐指出这个问题后，他依旧不收回成命。一如既往，戴高乐下达命令前没有与盟友商量。
4月12日，哈里·杜鲁门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总统。戴高乐向杜鲁门解释了自己为什么抗命。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法国应该取代英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欧洲盟友。戴高乐给出的理由是，英国在战争中元气大伤，已无力扮演这一角色。杜鲁门听后不为所动，坚持必须遵守此前商定的各占领区划分范围，还威胁要彻底重新审视现有做法。戴高乐别无选择，只有退让，但丝毫不觉得有让步的同时不失风度的必要。
当时法国国内食品奇缺。日后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讲述了法国光复后的日子：“连满足最起码生存需要的粮食都没有。” [76] 每人每天粮食定量只有1200卡路里。有经济能力的人可以靠黑市过得稍好一点。无论走到哪里，满眼都是匮乏。
没有羊毛，没有棉花，几乎也没有皮革。很多法国人衣着单薄，足穿木鞋。各地城市没有暖气。开采出的少量煤炭都留给了军队、铁路、发电厂、基础工业、医院……在家里，在工作地点，在办公室和学校，人人冻得瑟瑟发抖……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平需要很多年。 [77]
法国人深陷物质和精神贫困中。共产党员把自己说成是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抵抗运动”内有大量共产党员，加之苏军在东线战场捷报频传，更提升了法国共产党的威望。戴高乐因此认为，政府“当务之急”是实现他所称的“改革”，借助改革他可以“重新洗牌，争取工人的支持，确保经济复苏”。以上每个目标就其本身而言都不无裨益，而且起到了阻止法国共产党在法国夺权的作用。 [78]
承平年代或许数十年才能完成的改革，仅仅几周就出台了。临时政府制定了用于抚养孩子的家庭补助政策，以提高法国人的生育率。法国妇女首次获得选举权，从而实现了戴高乐始终不渝的信念：普选权乃现代社会之必需。社会保障得到极大改善。“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的恐惧——疾病、工伤、衰老、失业会落到工人头上，把他们压垮——消失得无影无踪。”戴高乐写道。 [79] 战时的计划经济没有完全废止，而是改为指令性经济政策。法航、雷诺、煤炭、天然气和电力行业全部被国有化。战后法国的两大支柱——原子能高级委员会和国家行政学院，都成立于1945年下半年。
戴高乐证明，推行具有革命意义的变革不需要一场革命。戴高乐置身于共产党人与信奉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房主与租户之间，不禁使人想起雅典立法者梭伦。梭伦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的富人和穷人采取一碗水端平的做法：“在富人和穷人面前，我手握巨大权力盾牌，不允许一方触犯另一方权利。” [80]
戴高乐手握的权力盾牌威力无比，但仍有可能被国内政治压力压弯。战后法国的政治机构仍然处于萌芽状态。戴高乐推行日后他所说的“法国理念”时，没有任何体制可依。天主教徒与世俗主义者，保王党人与共和派，社会主义者与保守派，彼此之间不共戴天，导致法国长期四分五裂。若要遏制各派之间势同水火的分裂，一个合法的中央政府至关重要。
戴高乐没有鼓吹实行专制体制：中央权威可以通过人民意愿的定期表达来得到检验。相反，他设想在一个两院制议会的共和体制下设立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构和独立的司法系统。
国家应该是也必须是法国团结的工具，代表更高国家利益的工具，国家政策延续的工具。为此我认为，政府的合法性不应来自议会。换言之，不应来自政党，而应超越议会和政党，来自得到全体国民直接授权的一位领导人，他有选择、决断和采取行动的权力。 [81]
1945年10月21日，法国选民选出了制宪议会。这是一个临时立法机构，负责起草一部新宪法。3周后，制宪议会在一次选举中几乎全票推选戴高乐出任政府首脑。戴高乐在回忆录里不无挖苦地说，他高票当选的结果与其说体现了对他未来愿景的理解，不如说是对他往日贡献的肯定。
新政府甫一运转，第三共和国的历史性老大难问题再次浮现。11月21日新政府成立当天，问题就来了。根据宪法，新政府需要得到议会批准。议会里第一大党共产党要求分给它3个最重要的内阁职位：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戴高乐拒绝了法共的要求，不过不得不把几个重要的国内事务部门交给法共，例如经济劳工部。
不出几周戴高乐意识到，他制定一部新宪法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如果换一位传统的政治领导人，也许会把这种失望当作执掌权力的代价加以接受，可是戴高乐不想拿自己的信念去交换他人眼中的现实选择。戴高乐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一再证明，他可以把几乎不可能的事变成实际可能的事。如果他不能再次复兴法国社会的道德，他会放弃大多数政治领导人眼中的成就和他始终为之奋斗、为之历尽千辛万苦的事业。
11月19日，戴高乐询问加拿大大使，假如他辞职，是否可以寄寓加拿大。1946年1月1日，戴高乐在议会发表讲话，为自己提交的国防预算辩护，同时暗示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在“半圆形大厅”发言。 [82] 5天后，戴高乐动身休假。1月14日他返回巴黎后，私下向内政部长朱尔·莫克吐露心曲：
我觉得我这人受不了这种倾轧，我不是这块料。我不想每天被人攻击，受人责骂，被人指指点点。这些人的唯一资本就是在法国某个犄角旮旯当选过。 [83]
1月20日是一个星期日，距离戴高乐胜利返回光复后的巴黎还不到一年半。这一天戴高乐召开了一次内阁特别会议，在会上宣读了一份简短声明，表达了对“排他性政党体制”的鄙夷，同时宣读了“不可更改的”辞职决定，但未提他未来有什么计划。 [84] 戴高乐与同僚一一握手后，钻入轿车扬长而去。在场的众阁员个个目瞪口呆。他们走进会议室时，没人想到需要选一个继任者接替一位已经蒙上神秘色彩的人物。最终内阁推选来自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接替戴高乐。古安在总理位置上只坐了5个月。
历史学家对戴高乐选择此时辞职迷惑不解。显而易见，戴高乐无法忍受第三共和国的现行体制。这一体制要等到制宪议会制定一部宪法后才会终结，而戴高乐对制宪工作的走势本身就不赞成。然而戴高乐若是抨击他身为政府首脑领导的国家机构，可能会让人感到要么他政治上无能为力，要么他可能想煽动一次波拿巴式的政变。不无矛盾的是，如果戴高乐的用意是实现他身处逆境、即便受到众人怀疑也始终坚信不疑的愿景——换言之，他执掌权力可以给共和国政府注入广泛合法性——他需要在制宪议会完成工作前辞职，而不是为抗议现存宪法辞职。
这位善于捕捉时机的大师误判的原因可能是他没有认识到，政治领导层承认他不可或缺并为此改弦易辙需要一段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