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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盟国解放法国时，考验的时刻到了。1943年下半年，西方盟国在德黑兰首脑会议上许诺斯大林出兵法国。1944年6月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登陆前夕，戴高乐极力避免自己的部队与法国境内的“抵抗运动”各派政治力量自相残杀。戴高乐的美英伙伴勉强接受了他对现有法军的控制，但目前还不打算把他作为未来统治法国的平等伙伴。罗斯福、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丘吉尔想等战争结束后再解决这一问题。罗斯福对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谈了他对法国政治演变的预测：“戴高乐会垮掉的。伴随法国光复会涌现出其他党派。戴高乐将会是一个渺小的小人物。” [62]
戴高乐争取到了法国海外帝国的支持，挫败了吉罗对他领导地位的挑战。然而“自由法国”对法国本土的控制远不是命中注定。德国占领之初，维希当局得到大批法国人的支持。直到盟国在北非登陆后，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团体才开始发展成为更大的组织。在抵抗运动内的各派力量中，共产党人力量最强，社会党人的力量也很可观。抵抗运动内形形色色的团体始终也没能形成一股力量。
戴高乐的噩梦是，进入法国的盟军部队或许会组建一个过渡政府，从而使罗斯福的预言成真。为此戴高乐必须在过渡政府组建前尽快返回法国，作为一个超越第三共和国内部纷争的全国性人物现身巴黎，这对他至关重要。
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很快建立了正面宽100公里、纵深25公里的滩头阵地。6周后盟军才集结了足够多的兵力，一举突破了负隅顽抗的德军防线。
戴高乐着手树立自己权威可等不了这么久。自盟军登陆之日起，他坚持要去光复后的法国领土。一次丘吉尔勉强答应戴高乐可以去英军控制区，同时指示英军司令蒙哥马利在英军司令部而不是在法国领土上的机场接待他。
英国这次对戴高乐的轻慢反而成全了他的目标——建立他个人的政治存在。戴高乐在英军司令部露了一面后，6月14日动身前往巴约，这是在法国本土上英军攻克的最大城镇（人口15000）。戴高乐没有接过当地维希政府副省长递给他的一杯香槟酒，不无冷淡地与当地维希要人稍微寒暄后直奔市中心广场。这才是他此行的首要目的：在法国本土发表他的首次演说。在巴约富丽堂皇的中世纪天主教堂的阴影中，戴高乐对人群发表讲话，好像这些人在战争期间是“法国抵抗运动”成员似的（“自战争爆发之日起，你们从未停止过战斗”），仿佛他具有对人群发号施令的合法性。
我们的陆、海、空部队将继续战斗下去，如同我们今天在意大利正在战斗一样。在意大利，我们的战士赢得了光荣，明天他们在法国本土也会赢得光荣。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的法兰西帝国给予了我们巨大帮助……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收复每一寸法国领土主权。没有人能阻挡我们这样做。
我们将作为盟友与盟国并肩作战。我们必将赢得的胜利也是自由的胜利、法国的胜利。 [63]
戴高乐绝口不提解放了巴约的英军，也只字不提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中损失惨重的美军。听众不禁感觉，戴高乐竭力想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次英美军队的远征说成是法国的一场辉煌胜利。他去巴约与其说是接收国家领土，不如说是去唤起民族精神。戴高乐极力想让他的听众把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说辞当作福音加以接受。
戴高乐结束此行时，还做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姿态。与蒙哥马利分手时，戴高乐好似不经意地顺口说了一句，他的部分随行人员将留在当地。蒙哥马利向上级报告了此事，接着又补了一句：“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留在这里干什么。”戴高乐心里很明白，他们要建立一个新地方政府，借此树立他的权威。 [64]
此后两个月，戴高乐不遗余力加强他在盟国阵营中的地位，访问了参加盟国意大利战役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部队。此后，他为了改善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又首次访问了华盛顿。现在只剩下4周时间为过去3年的个人沉浮、怀有的希望和抱负的华丽结局做准备——在法国领土上作为法国政治合法性的化身被人接受。
巴黎是唯一能圆此梦的地方。只有时过境迁后，戴高乐的胜利才显得不可避免。戴高乐没有自己的军队，“自由法国”部队归盟军指挥。在进军巴黎的最后一段路程中，布莱德雷将军出于好意安排“自由法国”军队为先头部队。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当时已经相当强大，凭借自己的力量与当地德国占领军作战绰绰有余。可是戴高乐来巴黎并不是为了庆祝“抵抗运动”战胜了德国人，而是为了宣示自己的使命。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乘汽车抵达巴黎。在“抵抗运动”接受德国占领军投降的蒙帕尔纳斯火车站下车后，戴高乐向“自由法国”师统帅勒克莱尔将军致谢。随后他去了国防部办公楼，看了看他任国防部次长时用过的办公室，在流亡伦敦前，他在这间办公室满打满算工作了5天。戴高乐发现自他走后，屋里的家具原封未动，甚至连窗帘都没换过。戴高乐把他离开巴黎的4年看作法国历史上的一个省略符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除了国家，什么也没有丢。我的职责是复国。” [65]
为了象征法国历史的连续性，戴高乐的下一站是巴黎市政厅（巴黎市政府所在地），这里是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地方。 [66] 很多人以为戴高乐会宣布成立第四共和国，终结输掉战争的第三共和国。但这与戴高乐心里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抵抗运动”有名无实的领袖乔治·皮杜尔问戴高乐，他此次来巴黎是否会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戴高乐回答说：“共和国一天都没有停止存在过……我为什么要宣布它成立呢？” [67] 戴高乐意在先为法国人民创造一个新的政治现实，然后再公开宣布它的实质。
戴高乐在巴黎市政厅受到皮杜尔和巴黎解放委员会副主席、法国共产党一位高级领导人乔治·马拉纳的欢迎。两人致欢迎辞时情绪激动。戴高乐谈及这一天意义的讲话也十分感人：
我们所有人，在这里，在自己家里，在巴黎的每一个人都心潮澎湃。怎么可能掩藏这一激动心情！巴黎奋起保卫自己，靠自己的力量保卫了自己。不！我们不会掩藏发自内心的这一神圣情感。岁月中有些片刻的意义超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渺小生命。巴黎！受欺凌的巴黎！毁于一旦的巴黎！受尽摧残的巴黎！但又是解放的巴黎！被它自己解放，在法国军队协助下，在法国全国人民协助下，在战斗的法国、唯一的法国、真正的法国、永恒的法国协助下被自己的人民解放。 [68]
戴高乐的演说上升到了哲学高度，表达了他对自己国家伟大的坚定信念。戴高乐只字不提在巴黎城门前止步、宽宏大量地让“自由法国”部队率先入城的盟军，也不提在二战中伤亡惨重、做出巨大牺牲的英国和美国。巴黎的光复被当作纯粹是法国的一大成就。戴高乐宣称这是法国自己取得的成就，是想让他的听众相信事实就是这样：政治现实纯粹是靠意志力创造的。
戴高乐对解放者似乎并不感恩，没完没了大讲特讲所谓的法国作用。他这样做还有另一个目的。戴高乐心里非常清楚，很多法国人对德国占领下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这段日子讲多了会曝光太多复杂情感，强调美军和英军的作用又会阻碍他实现恢复法国自信的终极目标。
沿着香榭丽舍大道举行的盛况空前的游行一举锁定了戴高乐的合法性。游行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法国有史以来恐怕前所未有。巴黎人此前只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过戴高乐的声音，这回首次得见他的真容。在欣喜若狂、激动万分的人群注视下，一位身材高大的军官从凯旋门一直走到协和广场。走在戴高乐右侧的是他派驻巴黎的代表，左侧是皮杜尔。戴高乐比两人快半步，看上去也很激动，不过脸上鲜有笑容，偶尔与几个人握握手。协和广场上人山人海，戴高乐不得不改乘汽车走完剩余路程，来到巴黎圣母院。在协和广场和巴黎圣母院两地均有隐藏的狙击手开枪。戴高乐一如在日后刺杀未遂事件——还有在战争年代——中的表现，没有做出任何躲避动作，也压根儿不提狙击手枪声的事。戴高乐在那些日子里显示的勇气奠定了他在法国的领导地位。
“抵抗运动”很快被纳入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巴黎解放一周后，在一次私下交谈中，一位前“抵抗运动”成员发言时刚开了一个头“抵抗运动……”，就被戴高乐不客气地打断：“我们已经过了‘抵抗运动’阶段了。‘抵抗运动’结束了。它现在必须融入国家中。” [69] 两年前的1942年，仍在巩固自己地位的戴高乐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做过一次讲演。他援引了18世纪警句家尼古拉·尚福尔说过的一句话：“顺从理性的人活了下来。一腔热血的人不枉此生（换言之，实现了个人理想）。”戴高乐随后断言，“自由法国”将战胜一切，因为它具有法国人的两大特征：理性和激情。以戴高乐为例，理性解释了他无情地把曾与他并肩战斗的一些人一脚踢开，香榭丽舍大道上的游行和巴黎圣母院的弥撒仪式则表现了他的激情。
到9月9日，作为临时政府首脑的戴高乐已经组建了一个由他领导的新内阁。“自由法国”的老人、没有为维希政府效力污点的第三共和国老成政治家、共产党人、基督教民主党人、前抵抗运动领导人和技术官僚统统被拉入新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表情严峻的戴高乐宣布内阁首场会议开会：“改组后的共和国政府继续它的工作。”这句话反映了戴高乐的坚定信念：国家不存，天下必乱。 [70] 戴高乐坚信，法国内部的分歧将导致它走向衰落。他决心让法国团结一致开启战后阶段，无愧昔日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