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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8日，美英联军发动了“火炬行动”，在法属摩洛哥和面积广袤的阿尔及利亚登陆。法国没有把阿尔及利亚的三个沿海地区作为殖民地，而是作为法国本土一部分的法国省加以治理。 [51] 阿尔及利亚对盟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这块领土上驻扎着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盟军最终登陆进军欧洲时，或许有可能收编这支军队，从而加强盟军力量。然而对“自由法国”而言，这首先是一个法国本身花落谁手的问题。阿尔及利亚境内的交战力量无论哪方获胜，战争结束后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是法国本土的合法政府。
戴高乐惯称的“盎格鲁－撒克逊”强国可不想把这支强大的军队交给这位惹是生非的“自由法国”领导人。美英事先没有告诉戴高乐“火炬行动”计划，戴高乐事后才获知。更意味深长的是，盟军还把一位有可能挑战戴高乐领导地位的人带到了阿尔及利亚。
亨利·吉罗将军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1940年他在荷兰指挥法军作战，被俘后被关押在德累斯顿附近建于山顶的国王岩堡垒。1942年4月，时年63岁的吉罗借助绳索从悬崖下滑到150英尺深谷底逃脱。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因从一座德国监狱逃脱而名满全国，此次大胆越狱后更是声名远扬。 [52] 吉罗返回维希政府治下的法国后，苦口婆心劝说贝当，德国终将战败，法国应当改弦易辙投向盟国阵营。贝当没听进去，但也没有把他引渡给德国人。1942年11月5日，吉罗乘坐一艘名义上归美军指挥的英军潜艇逃出法国来到直布罗陀。盟军在“火炬行动”中登陆北非后，他于11月9日飞到阿尔及尔。已在阿尔及尔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试图把他推上领袖位置。
在这场争夺政治合法性的事关重大的较量中，第三位竞争者、维希政府海军司令弗朗索瓦·达尔朗当时也在阿尔及尔。盟军登陆前，达尔朗以探望生病的儿子的名义来到阿尔及尔。
这是贝当为了摆脱德国人迈出的第一步？还是为了在阿尔及利亚排兵布阵，抵抗英美可能的入侵？在云谲波诡的局势中，同流合污者与爱国者的角色有可能互相转换。11月10日，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决定利用达尔朗在阿尔及尔的机会，与维希政府军队谈判一项停战协议。艾森豪威尔任命达尔朗为法国驻非洲高级专员，以换取他配合盟军在北非的作战行动。
达尔朗的领导地位只保持了41天。圣诞平安夜他被人杀害，凶手动机始终不明。争夺领导权的几方都是达尔朗遇害的受益人，对他遇害一事均闷不作声。
吉罗于是成了戴高乐的最大竞争对手。实际上，吉罗代表了维希政府渴望救赎的愿望。
两位将军之争还没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时，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及他们的幕僚在卡萨布兰卡会面。召开这次会议一是为了制定英美联合作战方针，二是解决罗斯福眼中的两个狂妄自大的法国人之间的争斗。1月22日罗斯福与戴高乐首次会面，讲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戴高乐的噩梦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会托管光复后的法国。罗斯福恰恰鼓吹托管噩梦：
罗斯福总统再次暗示，现在法国人民没有行使本国主权的能力。罗斯福总统指出，为此有必要采取法律上所称的“托管”办法。他认为，此时在法国领土上作战的盟国正在为解放法国而战。为了法国人民，盟国应该把政治局势置于“托管”之下。 [53]
与戴高乐对着干的罗斯福索性把话挑明了。戴高乐通过弗朗西斯·斯佩尔曼枢机主教强调，他只会接受一项法国解决方案。当时，斯佩尔曼正在摩洛哥探望当地美军，罗斯福请他帮忙说服戴高乐将军同意在一个以吉罗为首的架构中当配角。戴高乐不但没有屈服，反而语含威胁告诉罗斯福：英美伤害法国民族意志是鲁莽行为。为了救国，法国政治机构会转而投向第三方，显然暗指苏联。 [54] 这是不久前戴高乐拜访苏联驻英大使时玩弄的手法的翻版。 [55]
罗斯福后退一步，建议两位将军共同掌权。丘吉尔对此表示支持。戴高乐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理由依旧是他才是法国的唯一真正代表。卡萨布兰卡3天会议期间，戴高乐始终坚守这一立场。
吉罗哪怕稍有一点政治才能，也有可能为自己争得一个好结果。时任英国驻阿尔及尔国务大臣、日后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对吉罗的政治无能有如下精彩评论：
我敢说，在古往今来的政治史上，我从未见过在如此短时间里虚掷了如此巨大资本的人……他坐下玩纸牌，抓了一手好牌，囊括了所有A，所有K，几乎每一张Q……但他自作聪明，打出的牌令人瞠目结舌，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落了个满盘皆输。 [56]
吉罗的竞争对手娴熟的政治手腕更是加快了他的失败。在如何防止“盎格鲁－撒克逊”领导人对一个法国内部问题强行施加一项解决方案的问题上，戴高乐突然展示出了出人意料的灵活态度。他对吉罗依然不屑一顾：“全法国都站在我一边……吉罗可要小心！……即使他最终荣归故里，如果没有我，也免不了会吃枪子儿。” [57] 1943年4月，戴高乐邀请吉罗出席一场会议。（5月31日会议终于召开）会上戴高乐接受了几个月前他刚拒绝过的双领导人原则，建议成立一个双主席委员会，他自己分管政治部，吉罗分管军事部。两个部隶属“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CFLN）。民族解放委员会由9名成员组成，戴高乐、阿尔及利亚当局和吉罗各任命3人。
戴高乐玩的这一手可谓大胆。他坚信，假以时日，凭借自己过人的领导才干，一定能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里面的阿尔及利亚当局任命的成员拉到自己一边。 [58] 果不其然，在戴高乐提议并被接受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大框架内，年长愚钝的吉罗远不是戴高乐的对手。最终，吉罗的军事指挥权被置于民族解放委员会名义上的“文官”控制之下，给盟国造成了有一个统一的法国权力机构的既成事实。在此期间，还新成立了一个归戴高乐领导的主管军事作战的委员会，实际上把吉罗排挤到了幕僚一级。 [59]
日后，戴高乐本人对吉罗的政治失利说了下面一段话：
吉罗日益孤立，众叛亲离势在必然。直到有一天他因受到自己拒不接受的种种束缚而处处碰壁，加之他令人目眩的抱负又失去了依托——外部势力的支持，他终于决意辞职。 [60]
戴高乐凭借用之不竭的自信和耐心，巧妙而又无情地堵死了吉罗执掌领导权的一切途径，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转变成为日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基础。
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在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先声夺人，为法国光复后处理内政外交事务搭起了架子，阻止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托管。1944年6月，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下令成立特别法庭，待法国光复后审判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人。从法国民法传统看，这一决定很不寻常。只有“能证明自己有民族情怀”的公民，或是地方解放委员会认可的战争期间始终清白无瑕的公民才能担任陪审员。 [61] 从一开始，戴高乐的国家雏形就采取了强势政府为主、权力有限的各种顾问委员会为辅的形式，所有机构一律对戴高乐负责。戴高乐于是成为一个未来政府的当然领导人。
戴高乐与罗斯福和丘吉尔打交道时，行为举止让人觉得仿佛他已经是一位政府首脑。戴高乐始终不忘胜利后的主要使命。1944年6月英美盟军在法国本土登陆时，1940年6月还身无分文、名不见经传的这位低阶将军已成为盟国阵营中的法军统帅和公认的未来政府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