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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天，戴高乐在伦敦的处境显然没有给他可以再现法国伟大的任何机会。欧洲腹地已落入希特勒之手。此前一年，剩下的唯一大陆强国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28] 法国的部分国土被德国占领。贝当政府在中立和同流合污之间摇摆不定。
戴高乐担任“自由法国”领导人既不是任何法国政府机构任命的，也不是选举的结果。他自称有权领导，依据就是他宣布自己是领袖。日后戴高乐写道：“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源自它的信念，源自它激励的信念：国家危亡之秋，这一统治权力体现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的延续性。” [29] 戴高乐把象征圣女贞德的洛林双十字架作为“自由法国”运动的旗帜，借此影射法国历史上的又一次国难。500年前，圣女贞德凭借含神秘色彩的愿景率领法国人民从外国占领者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家园。戴高乐自称，他被“赋予了”一个永恒的、不可战胜的法国的“最高权威”，这一权威超越了在法国疆界内有可能发生过的任何人间悲剧。 [30] 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证明戴高乐这一说法。
在此后的岁月里，戴高乐将以无比自信、拒绝妥协的方式与人打交道，迫使（常常不胜烦恼的）盟国领导人丘吉尔、罗斯福甚至斯大林对他做出让步。盟国几位领导人无一例外被迫接受法国的说法：它在一个重建的欧洲中不可或缺。
自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向法国人民发出呼吁起，他的行为举止让人感觉“自由法国”体现的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个现实。戴高乐从流亡伦敦的法国知名人士中挑选了一批人作为他的顾问，同时组建了一支仅有7000余人的“自由法国”军队，官兵主要来自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的七零八落的法军残部。1940年年末，又成立了由支持戴高乐的文职人员组成的“帝国防御委员会”。
如何在力量如此弱小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愿景？戴高乐知道，他的军事选项寥寥无几，于是决定着重招揽散布在法兰西帝国各地的部队，借此为自己开辟一块可作为合法根基的地盘。作为解放祖国的第一步，戴高乐奔走于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尽力说服它们脱离维希政府。自始至终，戴高乐的头号敌人不是德国而是维希政府。他的首要目标不是赢得战争（虽然他会助一臂之力），而是为战后和平年代恢复法国版图、改革国家体制、实现道德复兴创造条件。
两个月后，戴高乐建立地盘的努力才有了结果。与此同时，盟国即将面临一个艰难抉择：如何处理停泊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城郊凯比尔港海军基地的一支法国舰队。这支舰队若落入德国之手，有可能会导致英德海军实力对比向德国倾斜，甚至可能会被纳粹用来入侵英伦三岛。丘吉尔决定不能冒这个险，为此要求这支舰队驶往英国港口。7月3日，丘吉尔又下令轰炸阿尔及利亚的这一海军基地。包括旗舰“布列塔尼号”在内的3艘军舰被炸沉，将近1300名法国水兵被炸死。戴高乐强忍悲痛，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讲话中平静地为这次轰炸辩护：“任何一位配得上法国人这一称号的法国人丝毫没有怀疑过，如果英国战败，会永久锁定自己祖国的奴役地位。” [31] 战后戴高乐说，换了他在丘吉尔的位置上，他也会这样做。 [32]
8月26日，“自由法国”终于迎来了好消息。法国首位非洲裔殖民地高级官员、乍得总督费利克斯·埃布埃表态支持戴高乐。戴高乐在次日的广播讲话中颂扬了这一举动：“法国就是法国。她有一口秘密泉眼，总让世界愕然，并将继续让世界愕然。被压垮、被羞辱、被遗弃的法国开始从深渊中爬出来。” [33]
爬出深渊并不容易。法属西非仍然牢牢控制在维希政府手里。同年9月，一支法英联合舰队驶往达喀尔港，试图把塞内加尔及周边殖民地拉到“自由法国”一边。这次尝试以惨败告终。一连几天，戴高乐心如死灰。 [34] 10月7日，他在喀麦隆的杜阿拉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情绪为之一振。时隔不久，法属刚果的布拉柴维尔成为“自由法国”的新首都。11月10日，“自由法国”小试锋芒，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攻占了加蓬。法属赤道非洲悉数被收入戴高乐囊中。
“自由法国”运动缺钱少枪，然而戴高乐拨动了一根心弦。11月11日“停战日”那天，巴黎人走上街头表达对“自由法国”的支持。参加游行的学生故意携带了一对对鱼竿（“deux gaules” [35] ）。
乍得乃战略要冲，位于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历史商贸通道上，日后成为“自由法国”军事行动的重要集结地，尤其是可以从乍得进攻意属利比亚殖民地。1941年年初，“自由法国”的勒克莱尔上校率领手下400余人穿过1000英里的荒漠，奇袭利比亚南部一支意大利军队驻守的绿洲城市库夫拉。3月1日，困守孤城10天的意大利守军投降。勒克莱尔带领全体官兵宣誓，他们将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我们的旗帜，我们的美丽旗帜，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顶上飘扬” [36] 。这次宣誓很快被冠名为“库夫拉誓言”。
库夫拉战役是“自由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打的第一场大胜仗，大大鼓舞了士气，验证了戴高乐的一条准则：“以我们目前的处境，谁原地踏步，谁就被甩到后面。” [37] 两年后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勒克莱尔将奉戴高乐之命，率领一支由4000名非洲黑人和600名法国人组成的“自由法国”部队，从乍得出发，横穿利比亚到突尼斯与英军合兵一处，与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统率的非洲军团决一死战。
勒克莱尔第二次穿越利比亚前，“自由法国”仍需证明自己在其他战场上不畏战的勇气。在其他地方开展军事行动是为了在盟国帮助下解放维希政府控制的领土，从而向全世界显示，“自由法国”士气高昂，能征善战，决心恢复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在所有作战行动中，戴高乐将坚持“自由法国”是作为伙伴与盟国合作，而不是在摇尾乞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和黎巴嫩成为国际联盟监管下的法国托管领土。1941年6月，英国入侵叙利亚和黎巴嫩重演了非洲模式。英国是为了防止德国在黎凡特地区建立空军基地。戴高乐率领他那支人数不多的部队也参与了这次作战行动，为的是证明法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历史地位，结果引发了与英国的激烈争斗。
叙利亚维希地方当局拒绝与“自由法国”打交道，英军司令官于是与维希政府高级专员亨利·登茨展开谈判。1941年7月双方达成停战协议，维希政府实际上承认了英国对整个黎凡特地区拥有宗主国地位。该协议被人戏称为“圣女贞德停战协议”。戴高乐对英国与维希政府就法国领土谈判深恶痛绝。协议中有把当地法国军队遣送回维希法国的条款，戴高乐对此更是耿耿于怀。他本来期望吸收叙利亚维希军队离队人员以充实自己的弱小军队。戴高乐尤其担心，这可能为最终解决法国问题树立一个先例。说得再具体一点，戴高乐最担心的是胜利那天到来后，法国将被置于盟国控制之下，一个新法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盟国给予的，而不是法国自己作为的结果。
7月21日，英国驻中东国务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戴高乐。戴高乐语调冰冷，威胁要把自己的部队从联军中撤出，“自由法国”也不再听命于英国指挥。 [38] 戴高乐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这段经历：“黎凡特地区弥漫的钩心斗角和腐败环境为英国的计划敞开大门。这场游戏……既简单又诱人。唯有与我们关系破裂的前景和照顾法国情感的需要方能让伦敦有所收敛。” [39] 为了平息戴高乐的怒火，利特尔顿三言两语解释了停战协议：“英国只关心赢得战争，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毫无兴趣。我们无意以任何方式侵犯法国的地位。” [40]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也承认了一个让他保持头脑清醒的事实：“显而易见，与英国分道扬镳会给我们造成道义和物质损失。这让我们犹豫不决。” [41]
9月12日，戴高乐与丘吉尔会面。会谈之初，两人的交谈不时被愤怒和沉默打断。英国首相的一位助手不禁猜想，两人是不是“把对方掐死了”。两位领导人会谈结束后露面时，各自嘴里叼着雪茄，其实两人连一份联合会谈纪要都没谈拢。 [42]
戴高乐挑战了促他成名的丘吉尔后，又毫不犹豫地叫板另一位更显赫的大人物——罗斯福总统。涉及问题与同丘吉尔谈的内容基本一样：盟军攻占的法国领土未来的归属。不过戴高乐这次碰上了一个硬钉子。罗斯福全神贯注于赢得战争，对同盟内部的地位之争极为恼火，尤其是挑事者并没有与其要价相匹配的实力。罗斯福对他眼中的戴高乐贞德情结只有鄙夷。 [43]
戴高乐与美国的争执始于纽芬兰沿岸两个芝麻大的小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这两个岛是法国北美帝国的残存部分，1763年的《巴黎条约》给法国留下了这两个小岛。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找到维希政府主管法国西半球领土的官员，要求这两个小岛正式保持中立，岛上的无线电台不得与过往的德国潜艇保持无线电联系。维希政府答应了美国的请求，戴高乐觉得，没有他的同意，任何外国政府干涉法国内政均不可接受，哪怕是友好国家政府。戴高乐命令他那支可怜海军的司令米瑟利耶以“自由法国”的名义攻占这两个小岛。
12月23日，“自由法国”海军在两个小岛登陆。当天丘吉尔刚刚抵达华盛顿，即将与罗斯福举行战时两个盟国之间的首次会晤，因此此举尤其显得鲁莽。圣诞平安夜那天，戴高乐致函米瑟利耶，指示他不要理会美国的抗议：
我们往一个青蛙池塘里扔了一块垫脚石。你不动声色待在圣皮埃尔岛上，建立政府和设立无线电台。如果有外国政府代表与你谈两个岛屿的问题，你让他们找（“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 [44]
米瑟利耶率领的舰队兵不血刃拿下了两个小岛。12月26日两岛举行了公民投票，证明它们效忠“自由法国”。
在西半球的任何一次偷袭，哪怕是上述微不足道的偷袭，必定会引起华盛顿的不安，尤其是珍珠港遇袭刚刚过去两周。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怒不可遏，在一份抗议声明里用了“所谓的自由法国”的说法，为此受到美国媒体和国会的广泛批评。 [45] 作为报复，此后戴高乐始终用“所谓的国务卿”称呼赫尔。到了1942年2月底，赫尔的副手萨姆纳·威尔斯恢复了“自由法国”与华盛顿之间的合作。 [46]
戴高乐这次显然很荒唐的偷袭于是成了法国政治复苏的一个象征。面对实力的悬殊，戴高乐捍卫法国历史身份的冲动是一贯的，在很多方面也颇有英雄气概。这种冲动成为让法国再次伟大的先决条件。戴高乐深知盟友对此多么恼火，他沉思道：“他们也许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相处的人。可我要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今天已在贝当总参谋部供职了。” [47]
戴高乐桀骜不驯的行为扎根于他追求再现伟大的理念中。如我们所见，这一理念源自法国对欧洲大陆霸主地位的追求。每一次法国几乎马上就要如愿以偿，结果总是被英国的均势策略搅黄。戴高乐对自己作为“自由法国”领袖肩负的责任做的诠释贯穿了这一理念。因此，法国必然会彻底断绝英国人想在二战期间先发制人算历史旧账的念想。
有时丘吉尔不胜其烦，一次他讥讽说：“戴高乐还真以为自己是贞德了，可我那些主教老爷不让我把他烧死。”最终，戴高乐与丘吉尔在整个战争期间还是设法保持了某种爱恨交织的合作关系。丘吉尔为戴高乐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资金，在嫌恶戴高乐的罗斯福总统（1943年5月，罗斯福半开玩笑地建议把戴高乐流放到马达加斯加 [48] ）面前护着戴高乐。
1943年秋天，戴高乐似乎意识到，英国人对他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他询问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如果他与丘吉尔吵翻了，是否可以去苏联。苏联大使没有一口回绝，而是敦劝戴高乐在正式提出这一请求前三思。戴高乐的意思不太可能是“自由法国”应当迁移到苏联境内。另一种可能性更大：戴高乐是在权衡未来各种选择，同时向斯大林示意，苏联是他从长计议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戴高乐清楚，需要尽快在法国本土实现他的愿景。他为这场战斗认真做准备。1941年9月“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CNF）成立后，戴高乐建立了法律机构，一俟时机成熟即可搬回法国本土。在一无立法机构、二无法庭的情况下，“全国委员会”依据法国悠久传统，利用公报颁布“法律”和政令。 [49] 与此同时，戴高乐始终与寄寓伦敦的众多流亡人士往来密切，把自己说成是真正法国的化身。从未有人挑战过戴高乐的合法性，一批杰出人士对他敬佩不已。法国本土也有一批戴高乐的追随者。戴高乐还向抵抗运动内形形色色的派别示好，包括共产党人。
以上不同派别人士聚集到一起皆因戴高乐的性格力量：盛气凌人，孤傲不群，激情四射，富于远见，还有无可名状的爱国情怀。1942年6月18日，为纪念“自由法国”成立两周年，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前举行了一场群众集会。戴高乐宣布：
我们踏着自法国降临之日起为之献身的所有前辈的足迹，走在将要为了法国的永恒未来而献身的所有后人前面，在完成自己的使命、结束自己的角色时，如（诗人夏尔·）贝玑所言，我们只想对法国说一句话：“母亲，看看为您战斗过的儿女吧。” [50]
为了在下一场挑战中胜出，“自由法国”百分之百地需要这一坚信不疑、近乎神秘的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