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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与戴高乐初交时，几乎不可能看清戴高乐愿景的宏大。按照这一愿景的说法，在过去将近两个世纪里，法国挥霍了它的伟大。带有神秘色彩的伟大特征指法国既有发达的物质文明，又有发达的道德文明和灿烂文化。就在自己的祖国跌至谷底之时，戴高乐以命运使者自居，肩负重振法国雄风的使命。至于他没有得到这一使命的任何先兆，也拿不出任何先兆证据，这无关紧要。他的合法性来自内心的个人权威感，个人权威感又基于对法国及其历史坚定不移的信念。
戴高乐认为，自中世纪欧洲以来，法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了使它伟大的因子。当时诸封建公国通过调整均势解决了彼此之间的纷争。借助这一手段，早在6世纪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在位时，法国的核心部分已演变成为一个中央集权政体。
到了17世纪早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不断向中欧扩张，西边远至西班牙。四面受敌的法国为了自身防御需要强化中央集权和制定一项成熟战略。这项重任落在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枢机主教肩上。1624—1642年，黎塞留担任路易十三的首相，也是日后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一跃成为欧洲首屈一指大国的首席设计师和奠基人。黎塞留摈弃了基于对王朝的效忠和依据宗教信仰结盟的战略，改为把“国家理由”作为指导法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方针。换言之，完全根据对形势实事求是的判断，以灵活方式追求国家利益。
戴高乐认为，自罗马帝国陷落以来，这一方针是首个在欧洲事务上运用的真正的宏大战略。中欧地区国家纷杂，法国将利用这一地区特点挑动中欧国家相互争斗，借它们之间的分裂确保法国永远比这些国家的任何可能组合更强大。黎塞留及其继任者尤勒·马萨林把法国国教，也是自己信仰的天主教抛在一边，在“三十年战争”中与新教国家站在一起。中欧因这场战争受到重创。法国成为中欧诸国争夺的仲裁人。
法国借助这一手段一跃成为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大国。英国则扮演制衡法国的角色。18世纪初，所谓的旧制度“欧洲秩序”由两个部分重叠的同盟组成，彼此时而兵戎相见，时而握手言和，但从未让冲突走到威胁这一体系生存的地步。这一秩序的核心是法国操纵的中欧均势和英国维持的总体均势。英国依仗本国海军和财政资源抗衡各个时期的欧洲霸主，通常是抗衡法国。
1939年，戴高乐在一次演讲中颂扬了黎塞留及其后任奉行的基本战略方针：
每当法国需要时，总能找到自然盟友。从最初对抗查理五世，到此后对抗奥地利皇室和日益强大的普鲁士，黎塞留、马萨林、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利用了以上每一个盟友。 [17]
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时代，法国不是以结盟或有限战争方式争取本国利益，而是通过征服（不是简单地打败）对手颠覆欧洲大陆秩序。在此期间，法国总是打着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民合法性的旗号。然而拿破仑因误判犯了致命错误：入侵俄国。哪怕是拥有强大实力和有一个“全民皆兵国家”的拿破仑，最终也无力回天。戴高乐把拿破仑视为千年一遇的天才，同时指责他糟蹋了法国的实力和威望：“拿破仑之后的法国疆土小于他接手的法国。” [18] 戴高乐认为，很难把拿破仑的卓越才华与他常常做出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区分开。拿破仑时代法国一连串的军事胜利为最终灾难埋下了伏笔。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戴高乐把位居世界大国之列的法国衰落的起点定在了拿破仑时代，虽然拿破仑退场后法国依然处于国际风云中心。
德国等新崛起大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法国，但法国文化依然无人企及。19世纪20年代，法国学者破译了罗塞塔石碑象形文字，从此古代文字不再是秘密。1869年，法国工程师修建了苏伊士运河，打通了红海连接地中海的通道。19世纪的最后25年，雷诺阿、罗丹、莫奈、塞尚把视觉艺术推向巅峰。法国在引领欧洲艺术的同时，依然是重要的经济和商业大国。乔治·豪斯曼男爵拓宽了建于中世纪的巴黎街巷，给城市披上了现代化新装。当时巴黎是西方文明的心脏、“19世纪之都” [19]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向海外派遣了装备最新式武器的军队，打着文明使命的旗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 [20]
以上帝国的伟业和文化成就掩盖了法国内在力量的衰落。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法国人口为3000万，在欧洲各国中仅次于俄国。20世纪初，法国人口仅增至3890万。 [21] 英国人口从1600万增至4110万。 [22] 德国人口从2100万增至6700万。 [23] 截至1914年年底，在工业生产上，尤其在重要的煤钢产业领域，法国被美国、德国、英国和俄国甩到了后面。 [24]
为了缩小与德国日益扩大的差距，深陷焦虑的法国再次寻求与他国结盟。1894年法国与俄国结盟，1904年又与英国缔结了《英法协约》。两个盟约意义尤其重大。列强在形成两大集团后，外交日趋僵化。1914年夏季，塞尔维亚与奥地利之间一场本来平淡无奇的巴尔干危机引发了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伤亡之惨重远远超过此前历次战争。
法国伤亡人数位居榜首，200万人死于战火，占全国人口的4%，法国北部地区满目疮痍。 [25] 法国最大的盟友俄国被1917年爆发的一场革命吞噬，一系列和平协议把俄国边界向东移动了数百英里。由于奥地利战败，加之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论和民主论，一大批体制薄弱、资源有限的中东欧国家现在暴露在德国面前。未来德国如果在军事上再次崛起，法国为了打败德国只有一个办法——进军德国莱茵兰。
法国虽然在1918年赢得了战争，但内心比任何盟友都清楚，它距离战败仅有一步之遥。法国丧失了心理和政治承受能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令法国丧魂落魄的事情接二连三：法国年青一代黯然凋零，对战败的敌手畏之如虎，感觉被盟友抛弃，无奈无助之忧挥之不去。
法国决定修建马其诺防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反映了1918年后法国的不安全感。当时法国陆军规模执欧洲牛耳，而受和平条约限制的德国陆军仅有10万人。修建马其诺防线的决定尤其令人感到悲哀。《凡尔赛条约》明文禁止德国在莱茵兰驻军，而德国若要进攻法国，莱茵兰是必经之地。法国赢得战争后越来越没有自信，甚至觉得一旦解除武装的敌人悍然违反和约，自己将无力抵抗。
1934年，戴高乐中校在《建立职业军队》一书中痛批了法国的军事理论。他写道，机动灵活乃战略命脉，强大的空军和坦克军是执行战略的主要手段。 [26] 然而他供职的法国陆军制定了守株待兔式的防御战略，日后证明，这一战略招致了灭顶之灾。
戴高乐在1934年撰写的这本书里不无伤感地感慨道：
从前有一个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古老国家。它一度最富有、最强大，傲然位居世界舞台中心。巨大灾难降临后，它龟缩到自己的世界里。邻国不断发展壮大，而它却停滞不前。 [27]
戴高乐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都不遗余力地改变这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