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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前，戴高乐已是一位知名的优秀军人和有眼光的战略分析家。然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未来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神秘的领导人。1914年8月15日，戴高乐在默兹河附近的比利时小城迪南的激战中膝盖中弹，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批负伤的法军士兵之一。戴高乐痊愈后不久又重返前线。1915年1月，他因率侦察兵深入虎穴执行侦察任务被授予战争十字勋章——戴高乐带领士兵匍匐到无人区边缘，偷听战壕里德军士兵的交谈内容。1916年3月2日，戴高乐的大腿被德军的刺刀扎伤，沦为俘虏。他5次逃跑未果，一直被囚禁在德国，直到1918年11月11日停战才被释放。
戴高乐在中学学过德语，囚禁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德文报纸，犹如一名孜孜不倦的学生，又像是一位充满好奇心的见习军事分析家。戴高乐撰写了大量讲述德国战事的文章，同时阅读小说，与狱友热烈讨论军事战略问题，甚至还做了一系列讲演，论述法国有史以来文职政府与军人之间的关系。戴高乐无时无刻不想重返前线。不过监狱成了他的研究生院，也是锤炼孤独的熔炉。时年26岁的戴高乐在狱中笔记中写道：“自我约束应当成为靠不停锤炼意志力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下意识的道德反应，尤其在最不起眼的小事上，比如衣着、交谈和思考方式。” [12]
戴高乐上小学时嗜好读书，感情细腻，还写过诗。步入成年后似乎变得越来越孤僻。17世纪法国剧作家皮埃尔·高乃依把孤独描述为政治家的代价：“对谁我能倾诉衷肠，我灵魂中的秘密，我人生中的忧伤？” [13] 戴高乐在笔记中记述的自律美德日后成为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从此以后，戴高乐在公众场合始终是一副坚忍形象，只有在家人面前才露出柔情的一面，尤其是与夫人伊冯娜和残疾女儿安娜在一起时。
战后戴高乐重返部队。他认识到，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已不可能，不过或许可以靠著书立说扬名。1924年，戴高乐依据他阅读的德文报纸写了《敌人内部的倾轧》一书，入木三分地分析了1918年德国战败的内因。该书出版后引起贝当元帅的注意，任命戴高乐为副官，协助参与一本筹划中的法军史的研究写作工作，后来他又放弃了该书的出版计划。贝当推荐戴高乐去法国战争学院做了一个系列讲座，首场讲座还出席捧场，显示了对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器重。
感恩戴德不是戴高乐的性格。无论贝当做出的姿态，还是两人之间悬殊的军阶，都没能阻止这位年轻人顶撞自己的恩师。戴高乐觉得自己的著述没有受到应有承认。与贝当关系日趋冷淡后，戴高乐重返军旅，埋头写作。
戴高乐写的《建立职业军队》一书影响最大。 [14] 他挑战了法军的防御政策，敦促采取一种基于进攻型装甲战争的策略形态。当时法国正沿着东部法德边界修建号称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1940年德军装甲部队穿过比利时进攻法国时，这一防线形同虚设。法军对戴高乐的建言置若罔闻。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国反而吸纳了戴高乐的观点。不出几年，德国战胜了法国，验证了戴高乐的先见之明。
早在战争初期戴高乐就看出，美国早晚会卷入战争，从而改变与轴心国的力量对比。与美国为敌的一方必会自食恶果。1940年7月，戴高乐宣称：“自由世界的巨大力量尚未投入使用。”接着又补充说：
终有一天这股巨大力量会压垮敌人。那一天来临时，法国必须站在胜利者一边。果真如此的话，她会再次成为一个伟大的独立国家。这就是我的奋斗目标，也是我唯一的奋斗目标。 [15]
当年法国全军上下，又一次唯有戴高乐一人认识到这一点。
戴高乐有实战经验，又官至准将，且思想深邃。正常情况下，戴高乐或许会渴望有一天执掌陆军。再过上十来年，兴许还能在法国政府内阁里混个一官半职。极少有人会想到，他会跃升为法国的国家象征。
然而，改变历史的领袖人物几乎没有一个看上去像是一条直线的终点。法国向希特勒德国投降后，国家陷入一团混乱。此时一位低阶准将现身，宣布成立抵抗运动。人们或许以为，未来会为他加一个脚注，认可他扮演的次要角色，而未来最终要由胜利者决定。戴高乐抵达伦敦时，可以说除了身上穿的军装和自己的声音外一无所有。但他从默默无闻中跃然而出，跻身世界政治家行列。5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把他描写为一个幻想家。 [16] 戴高乐先是作为“自由法国”领袖，之后作为第五共和国缔造者和总统，犹如变戏法一般向人呈献出超越了客观现实的种种愿景。在这一过程中戴高乐说服了自己的听众，把他的愿景当成了现实。对于戴高乐，政治不是可能的艺术，而是意志的艺术。
战时伦敦聚集了逃离沦陷的祖国的大批波兰人、捷克人、丹麦人、荷兰人及其他五六个国家的国民。人人都把自己视为加入英国作战的一分子，没人要在战略上独树一帜，唯有戴高乐一开始就追求战略自主。鉴于自己军队的力量依然弱小，戴高乐同意把它交给英国指挥作战，但他的终极战争目标有异于其他盟友。
英国，1941年后还有美国，是为打败德国和日本而战。戴高乐也为同一目标而战，但他的终极目标是振兴法国魂，打败德日只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路上的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