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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担任总理14年的阿登纳辞职。
迪安·艾奇逊说过，很多领导人离职后，犹如刚刚结束了一场伟大的爱情，沉溺于在任期间忙碌处理的问题中不能自拔，久久思考其他各种备选方案，与人交谈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阿登纳与他们不一样。1967年1月24日，阿登纳去世前3个月，我最后一次拜访他时，对这一点感受尤深。耄耋之年的阿登纳看上去并不显得老态龙钟。阿登纳尤其关心德国的长期发展趋势，而不是当下的问题。他提出一个始终萦绕脑海、此前从未向我表露过的问题：德国人对自己看法的演变。阿登纳告诉我，德意志是一个内心焦虑不安、各种感情相互冲突的民族。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段纳粹历史，从更深层意义上讲，是因为德国人没有历史经纬感，或者说对历史的连贯性没有感觉。历史演变会让德国人遇到预想不到的情况，他们也许会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对此做出反应。维护德国内在稳定有可能成为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
我问阿登纳，最近基民盟与社民党两大政党组建的大同盟是否解决了德国固有的缺乏全国共识的问题。他回答说，两大党虚弱不堪。阿登纳大声问：“现在还有能推行堪称长远政策的领导人吗？今天还会有真正的领导力吗？”他表示，社民党只有过一位强势领导人赫伯特·韦纳，但因昔日与共产党有瓜葛而失去了担任总理的资格。况且社民党内部分裂为左右翼两派，右翼是政治策略派，左翼是和平主义派。假以时日，社民党有可能会在民族主义基础上逐渐靠拢东德共产党人和苏联卫星国东德，甚至会靠拢苏联。
至于阿登纳自己的政党基民盟，它的虚弱源自机会主义。1966年，库尔特·基辛格取代了阿登纳的继任者路德维希·埃哈德。他能言善辩，一表人才，十分在意自己的相貌，但称不上是一位强人。不过他比埃哈德略胜一筹。阿登纳认为，埃哈德太“愚蠢”，不配当总理，虽然他是战后经济怪杰。我插话说，用“太不讲政治”一词或许更贴切。阿登纳回复说：“对于一位政治领导人，‘不讲政治’就是愚蠢的同义词。”
阿登纳着重谈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美国会偏离它的重大利益如此之远，为什么美国现在觉得从越战中抽身如此之难。我表示，我们捍卫亚洲伙伴是因为我们关切维护美国作为欧洲国家盟友的信誉。阿登纳回复说，他想好好思考一下我这句话的含义。“明天您能回来听听我的想法吗？”
次日，阿登纳让我坐在他对面，表情严肃地说：“Schau mir in die Augen（看着我的眼睛）。”随后把话题转向前一天我向他做的保证。阿登纳说：
您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会无条件保护我们吗？……这几年您的所作所为让我看得很清楚。对贵国而言，在危机时刻，与苏联缓和同样也会是你们的头等大事。我不相信，哪位美国总统会在任何情况下为了柏林甘冒核战争风险。不过大西洋联盟依然很重要。我们一直受到保护是因为历任苏联领导人自己对这一怀疑因素也没把握。
阿登纳寥寥数语的概括听上去颇为伤感。他又回到了10年前我与他首次见面时谈过的老话题：核威胁固有的模糊不清。不过阿登纳同时也阐述了他在位多年认同的又一核心原则：大西洋联盟至关重要。
当初，阿登纳在危机中恳求得到美国的保证。这一恳求后来转化为长远战略观。阿登纳在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里再次重申，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大西洋伙伴关系，虽然他表达了对实施这一伙伴关系复杂性的疑虑。阿登纳接受了遏制苏联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略。他认识到，正是这种含糊不清提供了威慑。美国的盟友可以依恃这一威慑，在一个欧洲政治架构内并与美国结成伙伴取得本国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