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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次与阿登纳见面时，先从西方与苏联关系的话题聊起。阿登纳强调，双方的冲突是根本性的，也是永久性的。他告诫说，不要对苏联人和东德人做出让步。他说，目前柏林的分裂地位固然造成很大困难，但尚可坚持。阿登纳补充说，苏联支持的“改变”或“改善”柏林地位的任何建议都是为了削弱西方团结和柏林自治，与5年前斯大林提出的关于德国统一的狡黠建议是一路货色。
阿登纳认为，苏联并不是世界秩序面临的唯一威胁。阿登纳问我是否知道，据严肃观察家判断，中苏分裂迫在眉睫？阿登纳接着说，面对不断演变的挑战，西方尤其要注意防范因盟国内部之争而削弱自己。当时认为中苏会公开分裂的人并不多，故我没有接他的话茬。阿登纳把我的缄默视为与他意见一致。1961年他与肯尼迪总统会面时，谈话伊始又重复了他的告诫，随后还补了一句：“基辛格教授与我看法一致。” [74]
阿登纳与我首次交谈的用意是想摸清美国核保护伞有多可靠。当时核武器问世仅10年，历史上没有一国为了保卫另一国甘冒自身毁灭风险的先例。北约在成立初期也承认自己在常规防卫上兵力捉襟见肘。因此核心问题是，美国会承担核风险吗？
我解释说，在新世界秩序中，美国对盟国利益和本国利益一视同仁。阿登纳客气但又坚定地指出，仅仅一年前，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并没有以这种精神对待哪怕是自己主要盟友（英国和法国）的利益。
阿登纳提出在核问题上是否可以信赖美国这一问题后，谈及对这一问题的关切时表述越来越清晰。他提出了或许会考验美国总统决心的种种假设，思虑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比如，一位美国领导人在总统任期结束几个月前，或是在赢得大选与就职之间的3个月内，或是一枚氢弹在美国一座大城市上空爆炸后，会冒核毁灭的风险吗？就现阶段美德关系而言，阿登纳提出的问题虽然生硬，但主要用意还是想让美国再次做出保证。我重复了美国的标准答复，把美国做的承诺说了一遍。此后阿登纳每次与我交谈时，对核战略问题的关切无论在涉及范围上还是关注程度上均有增无减。
1961年5月18日，我与阿登纳在一个发生了变化的政治背景下第二次会晤。新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是一位阿登纳以往从未见过的领导人，年轻有为，活力四射，能言善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肯尼迪曾在太平洋战区服役，表现出色。肯尼迪属于一代新人，在他之前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受“最伟大一代人”自信的熏染，肯尼迪着手把这一代人的能量和对国家怀有的信念转化为实现美国全球目标的蓝图。 [75] 肯尼迪在父亲任美国驻英大使期间（1937—1940）曾在欧洲待过一段时间，日后上学时和成为参议员后又去过德国几次。不过对他来说，如何让一个战败的德国放心仍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当时德国正在参与欧洲重建，同时还要捍卫本国政治体制不受苏联威胁。
肯尼迪制定政策时，不得不面对苏联不断扩大的核武库。1949年，苏联首次试验了核武器。1953年艾森豪威尔出任总统时，苏联已经制造了大约200件核武器。1961年肯尼迪当选总统时，苏联拥有大约1500枚核弹头，同时开始开发洲际运载系统，从而引发了对所谓导弹鸿沟的不必要担忧。其实当年对苏联核武器的恐惧是不必要的。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依然拥有先发制人首次核打击的优势。
阿登纳依然把大西洋联盟视为德国战略和政治未来的关键，但是联盟内部在总体政治目标和一项共同军事战略上争执不休，莫衷一是。正如阿登纳在我们之前的谈话中对我说的，在核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在于，一旦盟国面临侵略威胁，联盟是否总能指望美国会下意识地把联盟的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
肯尼迪及其幕僚，尤其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试图通过灵活应对的策略来减轻盟友疑惑产生的影响。他们设想为交战设立种种门槛，使得对手可以考虑大规模报复以外的应对办法。由于核武器毁灭力巨大，人们更相信这些假设的情景，而不怎么相信为避免这些假设情景成真开展的外交努力。
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公开叫板美国核战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巴伐利亚人，感情充沛，说起话来喋喋不休，他那大块头体态是他嗜好家乡美酒的真实写照。我在一次波恩之行期间，曾于5月11日与他交谈过一次。施特劳斯提出了万一柏林发生危机，是否适用“灵活应对”的问题。 [76] 施特劳斯问我，德国要丧失多少领土才会达到核门槛？“暂停”停多久？在设想的每个阶段谁说了算？尤其是谁决定从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他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有意愿执行一项如此复杂模糊的政策。与会的其他德国人均赞同施特劳斯的看法，尤其是刚成立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我这次与阿登纳见面又是在他绍姆堡宫的办公室。阿登纳一上来就不客气地说：“你们美国人给北约造了不少孽。” [77] 从他这句话可以看出，施特劳斯的观点颇具影响。阿登纳对美国的一项建议深感不安，即北约盟国建立一个管控英法独立核力量的体制，通过一支“多边力量”将英法核力量纳入一体化战略。阿登纳问我，自己没有核武器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提出合理建议？北约秘书长的班子人数寥寥，且对核事务知之甚少，同样指望不上。阿登纳认为，如果诚心诚意寻求在核问题上进行协调，就需要加强北约秘书长的权威，添加他手下的人手。
当初白宫提出阿登纳所指的这项建议，本以为不熟悉核战略问题的阿登纳及其幕僚会得出应当继续让美国负责核战略的结论。不料阿登纳反而因此认定，应该加强欧洲的自主核力量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阿登纳随后把话题转向戴高乐。戴高乐告诫过阿登纳，尽管美国信誓旦旦，但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美国在联合国抛弃了法国，正如1956年美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抛弃过法国一样。据阿登纳说，戴高乐认为，盟国在柏林问题上所做的外交努力缺乏决断和方向。美国应该带头断然拒绝苏联提出的要求，而不是拖而不决。戴高乐向阿登纳简要讲述了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的一次交谈。在阿登纳看来，这次交谈或许会吊起苏联人的胃口，以后更得陇望蜀，尤其是因为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立场软弱。立场坚定至关重要，因为阿登纳同样坚信，苏联人永远不会为柏林冒自我毁灭的风险。
轮到我讲话时，我重复了与阿登纳首次交谈时说过的话：据我对美国思路的了解，美国认为，柏林乃至全欧洲的自由与美国自身的自由不可分割。阿登纳于是把话题引向法国独立核力量。法国独立核力量是否加强了盟国力量？它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我表示，莫斯科恐怕不会认为法国的独立核力量能够替代美国的核承诺。阿登纳听后马上把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叫过来加入我们的谈话。阿登纳让我对布伦塔诺外长复述一遍我刚才表达的观点。戴高乐这样的职业军人怎么会有如此不切实际的宏大志向？阿登纳向我许诺，下次他与戴高乐会晤时，一定会与他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次月，赫鲁晓夫对柏林再次发出最后通牒。阿登纳对未来德美关系愈加忧心忡忡。作为回应，肯尼迪动员了国民警卫队并任命卢修斯·克莱将军为“大使衔私人代表”，实际上把他变为美国派驻柏林的最高官员。8月13日，赫鲁晓夫再次升级危机，在柏林建造了一堵墙，粗暴地把该市一分为二。柏林的四大国共治地位被一笔勾销。
除了备战措施，肯尼迪政府还提出了几项政治建议，提议把柏林置于一个取代四大国机制的国际机构管辖下。该机构将由北约和华沙条约国同等人数（各8名）专员组成，外加3名来自欧洲中立国家的专员。根据这项计划，大西洋联盟不再拥有战与和的最终决定权，而是把决定权转交给宣布自己中立的国家，主要目的是让这几个中立国家可以置身于日常问题之外。美国这一提议从来没有得到过正式讨论，因为阿登纳不肯把美国对进出柏林通道的监督权移交给3个欧洲中立国。
解决柏林僵局的又一思路涉及德国接受奥德－尼斯河界线的种种方式。二战结束时，战前德国领土面积因这一界线缩减了将近四分之一。这一想法同样遭到阿登纳的拒绝。其实在合适框架下，比如解决德国统一问题，阿登纳本来是准备接受奥德－尼斯河界线的。阿登纳认为，目前进出柏林规则行之有效，修改这些规则与德国做出的巨大让步完全不相称，尤其是不断地在谈判方式上另辟蹊径令德国陷入孤立。阿登纳的战略依赖乔治·凯南制定、美国两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执行的遏制政策，该遏制政策假定，只要把苏联阵营遏制在它自己的资源范围内，迫使它面对内部困境，最终就可以削弱它。依阿登纳之见，那时才是谈判德国统一的时机。
肯尼迪与阿登纳之间的交往含有一种忧郁色彩。两人追求的目标都很重要，但政策出发点截然相反，追求的方式也各异。阿登纳依赖忍耐力，肯尼迪倚仗灵活外交。阿登纳就职总理时，德国正处于历史最低谷。肯尼迪出任总统时，美国的国力和自信心达到巅峰。身处德国无条件投降的乱局，阿登纳把依据基督教教义重建民主价值视为己任。肯尼迪提出的广泛目标反映了一种无可置疑的信念——坚信基于美国历史民主价值观和超强实力的天赋使命。对阿登纳而言，欧洲重建是对传统价值观和准则的再次确认。对肯尼迪而言，欧洲重建是对当代世界科学、政治和道德进步信念的肯定。阿登纳若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稳定德国魂。一位美国总统的目标，尤其是肯尼迪总统的目标，是激发既有的理想主义。由于美国理想主义高估了德国的折冲回旋空间，初始的历史性伙伴关系在实际运作中逐渐出现裂痕。
在建设大西洋共同体过程中，美国和德国的目标完全一致。1940年年末和1950年年初是一个很有创意的时期。这一时期内建立的一批机构基于政治领域内高度一致的愿景和美国在核领域的垄断地位。然而这段路走到终点后，尤其是在赫鲁晓夫三番五次就柏林问题下最后通牒的压力下，历史上门讨债了。不同国家利益乃至国家风格反映了几百年间因国而异的内部演变，这些利益和风格再次走到世界舞台的前台。1962年年底华盛顿开始收到报告，阿登纳开始质疑美国核承诺的可靠性和美国的柏林政策。
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知道我与阿登纳是老熟人。1962年2月他邀我见面，请我协助他恢复在核问题上的信任。我答复说，阿登纳内心认为，政治问题不仅至高无上，而且永恒存在。核问题是政治和道义信赖度的象征。为了消除阿登纳的疑虑，美国政府决定由我出面，就美国安全政策和核能力问题专门向阿登纳吹一次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拟定了此次吹风内容并得到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批准。吹风内容包括美国核力量结构及计划细节。此前美国从未与盟国领导人分享过这些内容（英国除外）。鉴于吹风内容涉及核问题，阿登纳随行只带了一名翻译 [78] （因为我不会用德语表达核战略技术术语，故发言时讲英语）。
2月16日，我开始向阿登纳介绍美国的核立场 [79] ，详细阐述美国承诺的坚定不移。阿登纳打断我说：“我在华盛顿时，这些话他们都说过了。既然我在华盛顿没被说服，难道您在这里就能说服我吗？”我回答说：“我的主要职业是学者，不是政府官员。总理是不是可以让我把话说完再下结论？”阿登纳若无其事地问了一句：“您现在花多少时间为华盛顿做咨询？”我回答说：“大约占我四分之一的时间。”阿登纳说：“那么我们可以假定，您会告诉我四分之三的真相。”
以上我与阿登纳的交锋很可能让陪同我参加这次会见的美国驻波恩大使沃尔特·道林感到尴尬。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他从始至终不动声色。我继续讲下去，向阿登纳展示了当时美国与苏联战略核力量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阿登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于我正在回答的问题，他以前也问过其他美国来访者，但未得到满意的答复。我在吹风中强调，美国第二次打击力量大于苏联首次打击力量，打击精度更是远超苏联，而美国第一次打击将会是铺天盖地式的。
道林大使撰写的报告末尾有一段总结了这次谈话对阿登纳总理的影响：
我和基辛格两次想告辞时，阿登纳请我们留步，让他有机会再次为刚才听取的介绍向我们表示感谢，同时表达他本人对吹风内容的强烈认同。阿登纳告诉我们，他得知捍卫自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后如释重负。当务之急是确保不犯人为错误。基辛格临走前说，讲述我们的实力以及我们对大西洋共同体的支持时，我们绝不是在空谈。阿登纳总理回应说：“感谢上帝！”会谈以此调子结束。 [80]
阿登纳所说的“人为错误”显然也指他对制定一项适当战略以及美国可能不愿动用自己的压倒性实力的关切。
时隔几十年后，我收到一封寄自德国的信，这封信显示阿登纳一诺千金。我并不认识寄信人。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是多年前参加那场谈话的译员。当年我奉白宫指示，请阿登纳不要把我与他分享的核信息告诉他人。阿登纳以自己的名誉保证会尊重我的请求。来信者告诉我，其实他整理了一份吹风会的完整记录，次日交给了阿登纳总理。作为口译员，他有责任这样做。阿登纳让他销毁记录里涉及核问题的部分，因为他无法确保自己离职后，后人会继续遵守他对我做出的承诺。
历史把阿登纳和肯尼迪抛入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然而历史无法弥补两人之间的代沟和由此产生的分歧。肯尼迪的目标首先是减少核战争危险，最终消除核战争的可能性。肯尼迪追求这一目标时，想把苏联拉上这条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的漫长道路。德国总理同样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依阿登纳之见，这位美国总统的策略有可能会毁掉他为四分五裂的德国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稳定和团结。肯尼迪更具有全球视野。阿登纳坚韧不拔，敢于面对本国的道义沦丧和破碎山河，接受分治并在大西洋伙伴关系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欧洲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