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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命运捉弄，在和家人逃离纳粹德国20多年后，我作为肯尼迪白宫聘用的顾问，有机会参与塑造美国对这个国家的长期政策。如今德国已是北约组织的一个成员。
20世纪50年代末，我作为攻研欧洲历史的学者开始接触外国政府官员。20世纪60年代初，我作为白宫顾问继续与外国官员来往。我钦佩阿登纳的领导才干，这一时期我始终关注德国动荡的政治文化对冷战强加给它的种种决定产生的影响。1961年4月，我在给肯尼迪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这个国家输掉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三次革命，犯下了纳粹时代的罪行，一代人时间内物质财富两次灰飞烟灭，心理上深受创伤在所难免，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气氛，一种精神失常的倾向。我的一位德国友人是颇有才华的作家。他告诉我，欧洲诸大国中，唯有德国战后没有明显的精神休克症状。它狂热投身到经济重建中，借此升华了它面临的种种问题。不过德国依然有可能患上神经衰弱症。 [73]
这段话反映了阿登纳身处的动荡环境和他的政策面临的种种心理挑战。
1957年我去德国参加学术活动时与阿登纳首次见面，此后我俩又多次会面，一直到10年后他去世，加起来一共有十余次。最后几次见面是在他1963年退休后。阿登纳偶尔会不无伤感地谈及对自己一生和对本国人民未来的思考。当时对德国的占领虽已结束，但英、法、美三国军队无限期驻扎德国似乎已命中注定，成为防御苏联入侵的一种威慑手段。
阿登纳总理办公室设在绍姆堡宫内，它曾是19世纪莱茵兰地区一位贵族的宅邸。依照当年的标准衡量，这座建筑颇为精美，只是面积太小，容纳不下一个现代官僚技术国家机器。阿登纳总理办公室里摆放的沙发和椅子占了一大半空间，能看到的办公用具寥寥无几，它更像是一间客厅，而不是一个权力中枢。阿登纳身边只有几个重要幕僚，其余工作人员分散在波恩其他地点办公。波恩实在太小了，不适于做一个大国的首都。
阿登纳的威严部分来自其兼有尊严和坚毅的个性。他40来岁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伤，导致脸部肌肉僵硬。阿登纳举止温文尔雅，同时待人又颇为冷漠，向来客释放了明确无误的信息：你正在走进一个只认原则、不认口号和压力的世界。阿登纳说话语调平静，偶尔才会打手势加强语气。他对当今国际问题了然于胸。当着我的面，他从未讲过自己的个人生活，也没问过我的经历。鉴于德国官僚机构历来办事效率很高，阿登纳一定了解我的家庭背景，深明我与他受命运指使各自走的人生道路的含义。
阿登纳有一双识人的火眼金睛，有时他的评论尖酸刻薄。一次我与阿登纳讨论强有力领导力的特征，他告诫我“切莫把精力旺盛当成力量”。还有一次，他领我走进办公室时，因近日抨击阿登纳受到媒体关注的一位来访者刚刚离开。我看到两人分手时的亲热样子，不禁有点吃惊。我的表情一定没有逃过阿登纳的双眼，他用下面一句话开始了我们的交谈：“我亲爱的教授先生，在政治上，不动声色报复对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