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鸿沟渐窄

A Narrowing Gulf

我们乘坐的波音747飞机舱门关闭，引擎轰鸣，在跑道上缓缓滑行。我和母亲还不知道，千里之外的终点是一个新生领域的发源地。虽然这个领域尚未建立起传统学科所享有的合法性，但注定要在几十年后掀起一场革命。不过，革命时刻的到来已是几十年后的事，对当时的我来说，更是远在千里之外。我的人生始于东方，与我日后走进科学殿堂的地方相距半个地球之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鸿沟，至少从地理距离上来说是如此。此时此刻，随着我们脚下的第一阵升力涌动，鸿沟开始缩小了。

20世纪最伟大的两次变革都发生在此行的目的地。当中国经历痛苦而漫长的文化和经济转型时，美国出现了一场不同的革命：数字革命。在外祖父母陷入战时颠沛流离的动荡之中时，在父母承受着“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时，一群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剑桥到波士顿再到北加州——已经进行了一场长达几十年的科学探索。有朝一日，这场探索将跻身人类历史上最深远的变革之列。

正如牛顿敏锐地看到了物质和能量世界背后的运转原理，爱因斯坦更进一步重新构想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20世纪中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也出现了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梦想家，与前人一样，在科学探索领域放任不羁，勇往直前。他们洞察到隐匿于众人眼前的新前沿，迈出了揭示新发展的第一步。

曾几何时，使用先进技术进行算术运算所需的硬件可以占满整个房间。早在那个年代，阿兰·图灵（Alan Turing，英国密码破译专家，因帮助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闻名于世）等先驱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机器和人脑的相似之处，其所展现的突破性想象力与引领前人科学革命的物理学家相比毫不逊色。与爱因斯坦、玻尔和薛定谔一样，图灵和他同时代的人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仍能引发激烈的争论。智能到底是什么？可以用定量的机械方式解构智能吗？最大胆的问题也许是，我们有能力制造可以体现智能的机器吗？

图灵的设想得到了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同行的呼应。1956年，他们将好奇心编撰成文，提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究项目提案》，“人工智能”一词就是在这份提案中诞生的。提案呼吁举办一次非正式研讨会，探讨如何通过计算机编程来完成类似人类的推理、感知和知识概括等活动。项目主要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主导，他们二位都是长期对大脑保持好奇心的数学家；此外还有IBM 701计算机的设计者纳撒尼尔·罗切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以及被誉为“信息论之父”的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

就像爱因斯坦在结束了专利局一天漫长的工作后打磨自己的想法，这些早期的思想家也是在繁忙职业生涯的间隙迈出了通往新世界的第一步，以名副其实的冒险精神进行早期的人工智能探索。事实上，人工智能与物理学不仅仅是主题上存在联系，还有更深层次的连接：人工智能的许多奠基人都兼容并蓄，涉足包括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在内的各种领域，但他们的背景主要集中在数学、电子工程和物理学领域。这种背景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他们能力出众，思维严谨，深刻理解第一性原理，但他们的探索往往局限在近乎纯理论的层面。在他们看来，人类的推理能力可以完美类比计算机程序：不过是逻辑规则的产物而已。他们设想，一旦对相关规则的理解趋于完善，任何一台遵循这些规则的机器都能够自然识别照片内容、理解人类语言、探索抽象概念，甚至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这是非常勇敢的尝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尤其如此。他们的自信令人钦佩，但其想法还是过于简单化了。

达特茅斯研究小组很快发现，尽管我们行为的方方面面确实可以用简单的术语来描述，但人类思想的深度和多变却无法简单归纳为一套规则或标准，至少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行的。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提案却认真地将这项工作描述为几个研究生花上几个月时间就能搞定的“暑期项目”。原文是这样写的：

我们提议在1956年夏天，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的达特茅斯学院开展为期两个月、10人参加的人工智能研究项目。项目将基于以下设想：从理论上看，学习的任何一个方面或智能的任何其他特征，都可以被精确描述，可以通过建造相应的机器进行模拟。团队将努力探索如何让机器使用语言、形成抽象表述和概念，解决目前只有人类才能解决的各类问题，并不断自我完善。我们认为，通过精心挑选的科学家在一个夏天的共同努力，可以在一个或多个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然而，团队最终意识到，要在复制人类认知禀赋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八周时间可能不够。之前稳操胜券的心态逐渐消失。研究人员怀抱着更大的耐心，迈出了从最初异想天开的学术研究走向实践探索的第一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探索仍远未完成，但在此过程中却涌现出一些具有变革性的成果。

尽管事实很快证明，开发人工智能的挑战远远超出了创始团队最初的预期，但相关思考仍然让人沉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参与其中。1959年，麦卡锡和明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推出非正式的人工智能研究计划，后来发展成为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1963年，麦卡锡迁居斯坦福大学，将人工智能探索带到美国西海岸。他在这里成立了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 AI Lab，简称SAIL）。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两个实验室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活动中心，覆盖硬件、软件和机器人技术等多个领域，持续推动相关理论研究、实验探索、激烈辩论和创造性开发。

研究人员也从人工智能领域早期的好高骛远中吸取了教训，尤其是在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到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对小型抽象虚拟世界的数字化表示（digital representation）产生兴趣。虚拟世界通常由方块等简单物体构成，这样研究人员就可以专注于智能的基本要素，而不会被日常现实的细节所淹没。最著名的例子是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生特里·威诺格拉德（Terry Winograd）开发的一个程序，用户可以用简单的英语命令来操控一组虚拟的彩色方块。有段对话格外令人难忘，以下是部分摘录：

用户：找一块比你手中的方块更高的方块，把它放进盒子里。

计算机：我想，你说的“它”是指比我手中的方块更高的方块。

计算机：好的。

用户：盒子里装了什么？

计算机：蓝色三角锥和蓝色方块。

用户：三角锥是由什么支撑的？

计算机：盒子。

用户：有多少个方块不在盒子里？

计算机：四个。

即便在人工智能对话模型已经与真人极其接近的今天，上述对话也会让人觉得用户是在跟一个思维健全的对象聊天。毫无意外，威诺格拉德的项目被誉为一项突破性成就。许多观察家相信，人工智能革命近在眼前。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程序的流畅性和灵活性恰恰是自身限制条件的产物。虽然程序可以就方块话题高谈阔论，但也仅此而已，它能回答的问题数量有限，提问稍有偏离，程序就可能失效，输出荒谬的答案。不过，将程序局限在狭窄的领域确实有成效；程序能完成的任务不多，但表现非常出色。

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爱德华·费根鲍姆（Edward Feigenbaum）对相关理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他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研究员，经常与约翰·麦卡锡合作。早期人工智能试图从零开始打造通用智能；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费根鲍姆并没有选择拓宽威诺格拉德的程序或类似程序的应用范围，而是直接将其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毕竟，谁说计算机强大的语言识别和推理能力不能应用到现实世界呢？谁说计算机不能用来协助体检或金融分析呢？如果不让计算机回答关于几何形状的问题，而是给它一些疾病症状、患者特征数据库、交易记录和季度报告，让它据此回答问题，会产生什么结果？

费根鲍姆的创新开启了后来被称为“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的全新子领域。在这个子领域中，有关特定领域（医学、制药、金融或几乎其他任何领域）的事实被整理成数据库。机器可以读取相关数据，像威诺格拉德的几何形状一样进行分析，并以自然流畅的书面问答形式提供答案，实现了媲美咨询人类专家的自动化体验。

这些程序被称为“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多年来，它们一直是人工智能在现实世界中执行实用任务的最有力证据，也表明人工智能可以成为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基础。由于人工智能展现出显而易见的商业应用场景，加上计算成本出现历史性下降，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把知识工程的力量进行商业化的公司。

在早期的专家系统中，有个叫“内科医生-I”（INTERNIST-I）的程序非常有名，其数据库中包含500种疾病描述和3000种疾病表现。早期的实验结果令人鼓舞，程序能够根据用户（一名真人内科医生）提供的症状观察记录，正确诊断出患者病情，即使在面对复杂的病例时，也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他早期的程序还包括MOLGEN，可以帮助分子遗传学家设计DNA相关实验；还有VM呼吸机管理程序，可以为依赖呼吸机的患者提供临床医生建议；还有SECS化学合成模拟与评估程序，让我们在早期就窥见了人工智能在药物研发方面的应用潜力。

尽管专家系统曾经令人兴奋，但由于起始阶段海量信息的组织难度太大，后续开发经常陷入困境。在整合医学教科书、研究论文、医药文献甚至从业者访谈内容时，开发人员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更糟糕的是，即使这些系统看起来已经拥有足够多的数据，其表现也往往无法与真实的人类专家相媲美。尽管系统掌握了大量信息，检索和处理速度也超人一等，但它们的推理依然呆板而肤浅，过于拘泥于明确定义的规则，缺乏常识，经常被意料之外的盲点所迷惑。

随着商业兴趣的减弱和资金的蒸发，许多人得出结论：智能机器的想法固然有趣，但再一次难以成真。无论人工智能未来如何（会是什么形态？未来何时到来？我们如何抵达？），有一点越来越明确：这条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仿佛是为了把我从白日梦中摇醒，飞机在肯尼迪机场降落，轮子在跑道上一阵颠簸起伏。漫长而拥挤的飞行结束了，我松了口气。在之前的14个小时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在那些长久以来安慰我的故事里寻找最后的港湾。现在，崭新的世界就在眼前，无论我多么抗拒，它都要夺去我的注意力。机舱里传来悦耳又陌生的声音，提醒着我，我已身处陌生之地。这不是什么度假，也不是一场冒险；突然间，我唯一能理解的生活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我无法想象的新生活即将开始。下飞机的时候，我没有感到一丝兴奋。

取行李的时候，我的心情更加紧张了，唯一开心的事，就是终于可以在出口处跟父亲团聚了。但几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没有出现。夕阳西下，一群群陌生人从我们身旁侧身而过，我们的不解逐渐变成了恐惧。当深爱之人消失太久，人难免会胡思乱想，而我们的处境让我们更加心急如焚：母亲口袋里只有20美元，我们没有返程机票，而且我很快就发现，我在学校学了几年的基础英语在实际生活中一点儿用都没有。

后来我们才知道，父亲的车坏了，而且坏在了隧道里（对我们这个依靠破旧二手车出行的移民家庭来说，车子抛锚很快就会成为家常便饭）。如果放在以前，我们可能会对这种倒霉事一笑置之，但那天情况不同。当父亲气喘吁吁地夺门而入时，我和母亲已经精疲力竭，一点儿欢聚的心情也没有了。

我们行驶在陌生的高速公路上，经过一个又一个很难读懂的路标。我开始意识到，我将要在这里住下去了。不管这感觉多么荒谬，不管我对新环境有多少疑惑和不解，这一点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我只能勉强接受：就这样吧，我到美国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新泽西州一个叫帕西帕尼的小镇。父亲之所以选择帕西帕尼，是因为这里移民众多，而且靠近高速公路。在地球另一端长大的我第一次接触美国郊区的概念，立刻就感受到了差异。中国的城市市区人口密度很大，每一寸空间都被利用到极致：道路上挤满了汽车和自行车，人行道上人流如织，建筑物直插云霄，连高楼之间的空间也被无限压缩。中国是热闹匆忙的，是喧嚣繁华的，没有一刻停歇，城市由此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

相比之下，帕西帕尼空旷而寂静：空荡荡的人行道，悠闲驾车的司机，一切都显得那么宽敞。草坪环绕着只有一两层楼高的独栋住宅。小企业也拥有巨大的停车场，空车位比比皆是。这里树木葳蕤，花园随处可见。就连空气都仿佛更加清新，没有我记忆中的工业气息。

然而，留给我沉思的时间并不长，在车开进新家的那一刻，我的思绪就被强行拉了回来。为了顺利开启在美国的生活，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第一件事就是适应大幅缩减的居住空间。我们的新家在一栋红砖公寓楼内，与一路上经过的美丽街区相去甚远；一家三口就要挤在二楼一套狭小的一居室里。空间极其逼仄，我们只能凑合：我的床被放在了厨房和用餐区之间，我就睡在这个窄道里，直到后来搬家。为了布置小家，我们会格外留心别人丢弃在车道和路边的家具。落地还不到48小时，我又迎来了下一个任务：入学。

对一个在成都长大的中国学生来说，在帕西帕尼高中的最初几天对我的感官造成了巨大冲击。整个学校的气氛躁动不安，周围的一切都比我之前生活的世界更鲜艳、更快速、更沉重、更喧闹。无论我朝哪个方向看，都没有哪一样在我的大脑里有过印记，仿佛光线和声音的本质在这里都发生了改变。

光是颜色就让人应接不暇。学生和老师们穿的衣服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衣服都要醒目，色调从大地色系到原色系，再到荧光色系，有纯色的，也有带条纹和图案的，衣服上装饰着字母、插图、抽象图案和品牌标识。除了衣服，还有帽子、太阳镜、耳环、皮包和名牌背包，更不用说女孩们的妆容了——我从来没见过十几岁的孩子化妆。

当我拿到新课本时，才明白了背包的必要性——这些课本比中国的平装课本要大得多。虽然大多数课本的边缘都参差不齐，但质量却出奇地好；每门课都配有一本装订精美的教科书，封面设计生动鲜艳，成百上千页内容都是全彩印刷，拿在手里极有分量。

更具冲击力的是学生的行动方式。在中国，学生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在课间也比较安静。而在美国，下课铃声一响，学生便从一个教室蜂拥而出，大呼小叫着奔向下一个教室，青春期的活力如山洪般暴发，其中的紧迫感让我不知所措。

最后就是这里的人本身。美国孩子似乎普遍比较吵闹粗暴，对老师似乎也缺乏尊重。虽然听不懂美国学生跟老师在说什么，但我从来没见过谁会跟老师那样说话。最让我惊讶的是，不拘礼节似乎是双向的。师生之间的互动常常是对抗性的，但也充满了俏皮和温暖。在这原本令我生畏的第一天，我立刻确定了一件事：我会喜欢美国的老师。

家里的节奏相对熟悉，但同样让人身心疲惫。我突然进入了英语世界，即便是最简单的家庭作业也要花上几个小时，因为几乎每一步都需要求助于两本大词典，一本是中英词典，一本是英中词典。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看来，我不得不把在中国上学时的游刃有余搁置一边（更不用说我日渐萌发的对物理学的热爱了），谦卑地回到起点。在可预见的未来，重新获得自我表达能力将是我智力生活的中心任务。

幸好，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因为父母跟我一样忙碌。刚到美国不久，父亲就遇到了一位台湾商人，他利用自己的工程技能在这位商人的店里找了份修理相机的工作。虽然工资微薄，工作也很辛苦，但挣的钱刚好够我们维持生计。母亲也找到了工作，她在台湾人妻子经营的纽瓦克礼品店里当收银员。有了额外的收入固然可喜，但看到母亲这样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从事完全无法让她施展才能的工作，我感到非常难过。父母下班都很晚，我们也没钱点外卖，所以每天回到家后，不管有多么累，父亲都要赶紧准备晚饭。

过去三年，父亲经常给家里写信，我现在也一样。一有空暇时间，我就会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写信。每封信都是一个恳求。我希望他们能告诉我，虽然我已经离开了，但我爱的人和事，尤其是外祖母的厨艺，依然还在。他们总会回信告诉我我想听的话，每次收到回信，我都既兴奋又伤感。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梦中那个遥远的世界不是神秘的异域，也不是未被发现的科学前沿，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

现在回头看，我还忍不住想，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现代科学革命（即使只是在地理位置层面），我的思乡之情会不会得到纾解？来到美国，我的出身和未来之间的鸿沟缩小了，而在帕西帕尼安家，我和未来的距离被大大拉近了。我会在这里度过青春期的剩余时光，我还不知道，在距离新家不到一小时车程（沿着花园州公园大道仅有几千米远）的地方，历史正在被翻篇。

在未来的某一天，杨立昆（Yann LeCun）会成为脸书的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但在我们到达美国时，他在新泽西州霍姆德尔的贝尔实验室的研究生涯才刚刚起步。他为人谦逊但雄心勃勃，近些年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因为他展示了“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算法在准确识别人类笔迹方面的能力。尽管这项技术仍然相对较新，远未达到日后的普及程度，但与之前数十年的人工智能传统已经截然不同。神经网络算法的目标不是用离散的规则来描述笔迹（1是直的，2是弯的，3是对称的，诸如此类），而是从数据中推断出模式。

杨立昆从美国邮政署拿到了7200多个手写邮编的扫描件，涵盖各种风格、质地，甚至包括常见的错误。他向神经网络算法展示这几千个真实的人类笔迹，让机器也能像人类一样学习相关模式，形成内化的直觉。这套直觉很难用传统计算机程序的形式表达，但它使得算法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混乱。

杨立昆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算法的识别非常精准，在短短几年内，它就被广泛应用于全美的自动提款机上，用来读取支票上的数字。在距离达特茅斯研究提案中首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几十年后，人工智能领域终于取得了极具实用性的成就。

此前的几代人试图用规则详尽描述智能，算法相对僵化，这种人工智能通常被称为“符号人工智能”（symbolic AI）；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潮流开始转向更自然的方法。杨立昆的成果就预示着一个大胆的未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业研究重点从“通过明确编程来解决问题”转变为“从示例中发现模式”。换言之，算法不是被告知该做什么，而是去学习该做什么。研究人员给它起了一个贴切的名字：“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

在科学的发展进程中，思想孕育的过程相对富有诗意。没有任何一条自然法则规定洞察只有在能够付诸实践的前提下才会出现。很多灵感的火花都领先自己所处的时代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真正鼓舞人心的是，这些早期的思想家对于自己的发现抱有坚定的信念：无论前进的道路看起来多么不切实际，无论实验成功的前景多么渺茫，伟大的科学家都被与生俱来的探索欲所驱使，再艰难的环境也浇不灭他们孜孜以求的热情。机器学习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即是如此。

机器学习的历史可以说是人工智能发展历史中不太为人所知的章节。尽管图灵本人很早就认可过机器学习，但这一概念相对来说仍然比较小众。1950年，图灵发表了一篇题为《计算机器与智能》的论文，简要对比了“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rule-based AI）和机器学习。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是指从零开始构建具有智能行为能力的完整体，而机器学习指的是允许智能体自主发展。图灵问道：“与其努力打造程序来模拟成人的思维，为何不尝试用程序模拟儿童的思维呢？”事实上，机器学习自诞生之初就从人类认知中汲取了一定的灵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同步发展。

早在19世纪，人们就对大脑的运作模式有了一些模糊的了解，但直到20世纪，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神经科学才开始逐渐形成。即便在那时，我们对大脑的认知也非常初级。就像第一批天文学家努力理解天空中天体的运行轨迹一样，当时的科学家对大脑的了解也仅限于他们能观察到的现象：电脉冲和化学信号的洪流，在一层层潮湿又神秘的褶皱组织里穿梭。

在科学处于混沌期、世界对科学探索闭关自守之际，如果还能看到一线希望，那就是那些充满好奇心的人正处在自己创造力的巅峰。他们从近乎虚无的状态中提出各种假设。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进步，也能带来巨大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滚雪球效应可能会让人眼花缭乱。随着20世纪中叶的临近，神经科学即将确定该领域的基本概念，从而逐层建立真正的理论。这个时代与现代物理学的黎明期并无二致：当人类首次觉察到物理世界基本性质的蛛丝马迹，即粒子和力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基石时，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就彻底改变了。

1943年，研究人员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S. McCulloch）和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共同发表文章，介绍了一项关于大脑基本单位“神经元”的新探索，把其中的生物学原理简化为数学的本质概念，从而推动了神经科学的重要进展。他们的方法的关键在于抽象化：通过剔除真实大脑中变幻莫测的电化学过程，将神经元简化为相对简单的信号交换。这种纯粹的交换性分析——输入什么、输出什么，以及两者之间如何相互关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同于身体的其他部位，也不同于任何已知的自然结构，大脑似乎是唯一适合处理信息的器官。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发现相当于神经科学领域的原子裂变，它揭示了在整个大脑中重复出现的根本模式，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大脑可以被看作由简单元素组成的大型网络，元素之间的联系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通过将复杂的行为分布于网络中，我们几乎可以完成无限的任务，并且可以不断学习新的任务，即使到了晚年也可以。

人类大脑的复杂性远远超越已知宇宙中的任何其他事物，但其构造又极其优雅，几乎把复杂性全部掩藏。汽车或手机都是由清晰区分的零件组装而成，这是人类设计师认为直观的形式。但大脑的构造与此不同，它是由近1000亿个神经元构成的巨大网络，其中的神经元就是一个个互相连接的微小单元，可以在电化学传输中精细聚焦。尽管整个大脑中的神经元行为受到类似概念的支配（至少在麦卡洛克和皮茨的模型层面上是如此），但神经元可以形成不同的网络，其排列和位置各不相同，可以应对各类挑战，如视觉、听觉、运动，甚至进行抽象思考。此外，大脑在最初在子宫内形成后的很长时间里，才通过学习形成了（或者至少是逐渐完善了）这些网络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的灰质在解剖学上看起来并无二致，但每个人的个性、技能和记忆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了这样清晰的模型，技术进步迟早会赶上研究界的好奇心。1958年就迎来了这样一个时刻。康奈尔航空实验室的心理学研究员弗兰克·罗森布拉特（Frank Rosenblatt）发明了一种机械神经元，他称之为“感知机”（perceptron）。虽然罗森布拉特的创意在概念上非常简单，但当时的技术还没有数字化，因此操作难度很大。他将自己的心理学背景与对电气和机械工程的理解相结合，经过数月的辛勤努力，终于将数学模型转化为一个实用的实际设备。

更大胆的是，罗森布拉特的研究工作不仅实现了麦卡洛克和皮茨的想法，还结合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金纳（B. F.Skinner）提出的补充假设，对神经元的基本模型进行了扩展。斯金纳认为，有些输入对神经元行为的影响更大，这就好比不同的读者可能会对阅读的内容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任和怀疑。如果允许这些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随着任务的成功或失败而增强或减弱，那么从本质上看，神经元网络本质上就可以进行学习了。

罗森布拉特运用相关原理，设计了一个由400个光传感器组成的像素为20的摄像头。他把每个传感器的输出连接到感知机上，让感知机学会识别视觉模式，比如识别面前的索引卡上绘制的形状。由于每个传感器的初始影响权重是随机设置的，因此系统对所见图像的分类也是随机的。而罗森布拉特就是感知机的老师，他会用开关来告诉感知机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通过这种方式，系统就能确定每个传感器的输入对答案的影响，并相应地增强或减弱这一影响。随着这个过程的重复进行，感知机就逐渐获得了形状识别的可靠能力。

在通过机器重现认知基础方面，罗森布拉特的感知机被誉为重大进步，研究界对他的工作成果进行了热切探索。然而，随着感知机的局限性逐渐凸显，人们的兴奋之情逐渐消退。研究人员开始质疑感知机能够解决的问题的范围，甚至包括理论层面能解决的问题，而当时技术条件有限，只能进行最简单的实施，无法进行更复杂的实验。

有意思的是，1969年，达特茅斯暑期项目发起人之一马文·明斯基与计算机科学先驱西摩·佩珀特（Seymour Papert）合著的《感知机》（ Perceptrons ）一书出版，明斯基成为感知机最知名的批评者之一。这本书在肯定感知机优雅之处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感知机的设计缺乏严谨的理论基础，并列举了许多导致感知机应用范围极窄的弱点。尽管明斯基的观点没有被普遍视为这个问题的最终结论，许多同时代的人也提出了反驳意见，但是感知机的声誉已经受到了损害。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整个机器学习领域（特别是感知机）都将被置于人工智能的一隅。

在厨房里几乎无法交流。这里的噪声很大，有时候即使大声喊叫，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虽然聘用我的经理会说普通话，但厨师大多只说广东话——我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新来的我笨手笨脚，又容易碍事，所以尽量缩在角落里，不去理会那些近乎戏剧化的混乱场景：风扇的轰鸣声、炒锅发出的吱吱声，还有各种金属边缘碰撞和刮擦的声音。明火从炒锅里蹿出来，照亮了整个厨房，水柱从锅碗瓢盆上溅射而过。一个厨师发出低沉的“嘿”声，并向我示意，然后急匆匆地把一份做好的菜放在我面前。开始工作吧，我想。我以最快的速度把盒子装进外带袋，又放入餐巾纸、餐具，还有一些签语饼和酱油包，然后系紧提袋的提手。我双臂抱着袋子，深吸一口气，溜出厨房，进入用餐区。随着焦虑的情绪在体内蔓延，我匆忙的脚步开始加快，不禁小跑起来。

“飞飞！”我听到经理低声呵斥。

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立刻停了下来，叹了口气。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用餐区跑来跑去。你的任务是把订单送到前台，而不是让顾客觉得烦心。别逼我再说一遍。”可恶。我点了点头，结结巴巴地道了歉，然后小心翼翼地提着外卖包走完了剩下的路。

最能宽慰我思乡之情的就是每个月给外祖父母打电话。他们两个是我最挂念的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会立刻把所有烦恼抛到九霄云外。但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每次通话都匆忙到残忍。连跟最爱的人说说话都要争分夺秒，这种感觉实在荒谬。每当快到挂电话的时候，母亲的语速就会越来越快，让我闻之心碎。几个月后，我受够了。有些屈辱是我拒绝接受的。如果钱是唯一能摆脱束缚的方法，我决定自己去赚钱。

我通过报纸上的分类广告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商业街上一家狭小昏暗的中餐馆里当服务生。这并不是正式的工作，所以不受劳动法和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标准的约束，雇用条款也反映了这一点：在学校没课的时候，我要从上午11点工作到晚上11点，每天12个小时，每小时2美元的工资。当地人警告我说周围的街区不太安全，到了晚上我会害怕的。他们强烈建议我每晚都要搭车回家，我照办了，从没有过例外。

因为兼职工作不稳定，所以我也同时在寻找其他工作。分类广告不断为我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在整个高中阶段，除了在中餐厅打工，我还每周去给人做家务，这份工作薪水更高但时数少；我还遛过狗，这可能是我赚得最少但最享受的工作，也是父亲格外感兴趣的一份工作。

只要我按时上下班，就能搭车来往于城里危险的区域。虽然工资一直很低，但我之前没有工作经历，所以也无从比较。不过，即便是如此微薄的收入，也能大大改善我们的生活，这让我感觉很棒。我也可以忍受工作时长——毕竟工作时间越长，为家里赚的钱就越多。

这些工作让人感到疲倦的地方在于移民经历笼罩的不确定性。我周围都是勤奋自律的人，有着跟我相似的故事，但我们似乎注定要陷入贫乏和卑微劳动的循环中，没人可以摆脱。我们来到这个国家，希望寻求其他地方没有的机会，但我却看不到任何通往这些机会的路径。

我们的处境已经够令人沮丧了，然而移民群体内缺乏鼓励更加让人情绪低落。这一点在工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勉强维持生计，我们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对任何偏离常规的行为都持粗暴的怀疑态度。我在餐厅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每天下午，我都会利用唯一的休息时间重温母亲与我分享的西方经典著作的中文译本。即便在那个时候，或者说，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仍然会被那些充满内涵的散文深深吸引，因为我正在英语方面苦苦挣扎，极其渴望重拾自信、表达自己。每翻一页都会把我带回过去——那个能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不像现在这样飘摇的年代。

直到有一天，经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看书是在浪费时间，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去打扫卫生间。回想起来，我觉得同为移民的他绝不是在居高临下地对我指手画脚，只是这件事再次提醒我，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想象力在新生活里是多余的。这实在令人沮丧。

不管怎么说，努力还是得到了回报。我们开了一个银行账户，开始了每周一次的例行仪式，就是把我的收入（当然都是现金）存进银行。钱虽然不多，但我们家终于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了，大家都很开心。从那时开始，我们终于可以每个月都存下一些钱，去商店买东西也不用那么在意价格了。最重要的是，母亲给家里打电话时也恢复了一些松弛。她的语气就是对我的奖励——她和外祖父母的交谈虽然仍然简短，但口吻却跟我记忆中在成都餐桌上的一样不紧不慢。

科学史往往是曲折、讽刺而又残酷的。新的思想被发现，然后被丢弃，接着又有新的思想被发现。被几代人视为基石的范式有时会在一夜之间被推翻，而推翻这一切的常常是显而易见的观察结果。恰恰因为这些观察太过简单，反而更容易被领域内最杰出的人物所忽视，从而为局外人发起革命创造了条件。正是这种既和谐又冲突的摇摆节奏，才使得科学追求如此戏剧化。

正如前文所述，就在罗森布拉特研发感知机的时候，出现了一项研究成果，可以解释感知机为何从未达到预期效果，以及以后类似机器如何才能成功。然而，这项研究成果来自另外一个领域。1959年，神经生理学家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和托斯登·威塞尔（Torsten Wiesel）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研究了哺乳动物的大脑，特别是猫的视觉皮质。实验在暗室里进行，研究人员将基本形状的图画投射到墙壁上，精确控制猫所看到的东西，包括线条、缝隙和其他简单的细节，并仔细观察其神经元的反应方式。

休伯尔和威塞尔的研究发现，感知不是发生在单个神经元层次上，而是通过由多层神经元组成的层次结构进行的。这个层次结构从对表面细节的识别开始，最终到达复杂的高级意识。例如，第一层神经元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细微的视觉特征，如特定角度的边缘、独特的纹理，或一抹绚丽的色彩。每一层神经元都聚焦在整体场景中的一个狭窄区域，称为“感受野”（receptive field）。这些视觉细节单独来看并没有太大意义，但当它们传递到下一层时，就会整合成为更复杂的形状和特征，覆盖更广阔的感受野，就像是拼图拼接在一起，展现出更大的图像片段。

最终，当这些逐步整合的细节被传递到最后一层时，我们就能感知到面孔、物体、地点等有意义的事物。由于大脑的网络结构允许无数步骤同时进行，我们的感知体验是连续不断、充满活力的。休伯尔和威塞尔的研究成果改变了我们对感官知觉的理解，二人因此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早期对人工智能满怀希望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可以遵循的模式。尽管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发现似乎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但这一研究成果几年以后才为世界所熟知。在此期间，罗森布拉特因一次划船事故不幸去世，年仅43岁。但在1980年，这一研究成果的运用带来了变革。福岛邦彦是一位日本研究员，在东京NHK广播科学研究实验室工作。他开发了一种由多个感知机组成的算法（现在已经通过软件实现），将感知机堆叠成一个连接的层次结构。由于每一层对复杂模式的敏感度都超过下一层，因此整个算法可以识别出多层次的细节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福岛邦彦将这一成果称为“新认知机”（neocognitron）。新认知机对输入数据的异常具有很高的复原力和容忍度，因此在准确辨认笔迹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由于笔迹极不规则且风格多样，笔迹辨认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

然而，新认知机的成功只是揭示了一个新的障碍——这是科学界常见的现象。虽然这一算法功能强大、用途广泛，但由于它的架构过于复杂，在实际训练中，针对更为简单的前代算法所开发的方法并不适用，因为它们没有新认知机密集的连接内层。进展再次陷入停滞。直到几年后，机器学习的下一块拼图才终于浮出水面。

1986年，由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大卫·鲁梅尔哈特（David E. Rumelhart）领导的一个研究人员小组在科学杂志《自然》（ Nature ）上发表短篇研究报告，介绍了一种能让新认知机等算法有效学习的技术。他们将其称为“反向传播”（backpropagation），名字来源于这一技术最显著的特征：在这种级联效应中，每个训练实例（具体来说，是网络对给定刺激的反应与正确答案之间的差异）通过网络的一端传递到另一端，并逐层进行误差的递减调整。

然而，真正使反向传播大放异彩的，是网络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变化。随着网络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实例（如照片或音频波形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就会因所见所闻而被重塑，留下越来越详细的印记。就像流淌几百年的河水雕刻出的峡谷壁一样，在经过一定的训练后，神经网络会逐渐呈现出特定的特征。经过多年的努力，神经网络突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学习，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确度，这预示着真正的转折点即将到来。

虽然鲁梅尔哈特是首席研究员，但他的两位合著者之一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才是与反向传播联系最紧密的人物。辛顿当时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从小就被智能之谜所吸引，其职业生涯致力于探索重现智能的新方法。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各种新颖的机器学习方法，为这一领域的早期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那是一个神经网络稳步发展的时代，网络层数越来越多，神经元连接越来越复杂，训练技术也越来越完善。杨立昆是辛顿的第一批学生，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了识别手写邮编这一极具实用性的场景，引起广泛关注。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机器学习这样一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终于在现实世界中开花结果。

父亲仔细观察着眼前的一切，而我发现自己也在观察父亲。他脸上的惊奇神情看起来一定有些不合时宜，因为这种热情与我们周围的环境极不相称。自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去荒野旅行，我对这种神情已经非常熟悉，但即便对我来说，在这样一个地方看到父亲的这种神情也会感到意外。那是一个周日，我们正在进行父亲来到美国后最热衷的一项活动：参加车库市场。

每逢周末，我们都会驱车数英里，寻找那些在车道或门前的草坪上摆卖物品的陌生人家，一般都会遇到好几个。不同地方的场景大同小异，但父亲从未对此感到厌倦。一堆堆封面褪色、皱皱巴巴的过期杂志和几十年前的平装书，带布格栅的高保真扬声器，孩子最近才穿不下的轮滑鞋，古代棋盘游戏，人偶，废弃的手提箱，破旧但还能用的锅碗瓢盆，早已过了最佳使用年限的露营设备，装满雅达利游戏卡带的纸箱，录像机和成堆的家用录像带，还有各种健身器材，等等，应有尽有。对父亲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荒野，呼唤着我们去探索。

我很少见到父亲使用英语，但他在车库市场的时候会说。虽然父亲的英语水平接近于零，但也足以进行交易，有时甚至还能讨价还价。我很高兴看到他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美国的生活中，但我知道英语给他带来的困难不仅仅体现在实际生活中。对他来说，交谈是一门艺术，他时常为自己的谈话技巧感到自豪。早在给我取名之前，他就喜欢玩中文文字游戏，经常用双关语来表达幽默和关爱。我了解父亲对遣词造句的喜好，因此看到他只能说一些最基础的英语，表达深受限制，让我非常难受。但他的兴奋是有感染力的。在他走到另一个摊位时，看起来是那么高兴，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他还有个特别有趣的癖好，就是痴迷于一切来自意大利的东西，尤其是皮革制品。由于英语水平有限，他很难区分哪些品牌的发音听起来像意大利语，但他已经练就一双敏锐的眼睛，能够分辨出一个诱人的短语：“意大利制造”。他的这个癖好给我们原本漫无目的的闲逛平添了几分寻宝的刺激。父亲看到意大利二手货时，会情不自禁地眼前一亮，有点可爱，同时也让人疑惑——这些二手物品的价值往往还不够我们开车来回的油费，而他喜欢它们的原因，仅仅是这些东西和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中海国家有关。但我也有自己的癖好，我并不忌妒他。

这是父亲真正的天赋所在——不是工程学，不是相机修理，甚至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在任何情况下，哪怕再平淡无奇，都可以发现幸福和快乐。因为观念的不同，我们飞越半个地球，来到陌生的国度，深陷贫困，每天都在为生存苦苦挣扎。但从父亲身上看不出这些。他正在专注地研究别人家的滑雪镜或咖啡机，他的满足感如此纯粹，让我也感同身受，几乎忘却了尘世间的烦恼。

我甚至感觉，在这样的时刻里，父亲也在满足自己精神上的好奇。他跟在国内时一样，尝试着从细节入手，建立起对周围环境的理解。他享受并撷取每一个细节，不断在脑海中建立琐碎的数据库。或许对我们一家来说，便宜货是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很快就意识到，父亲每次出去淘货，并不完全是为了省钱，而是想把世界编成目录：不是正式地列举整理，甚至不是为了任何特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乐趣。

作为移民，我们很容易认为自己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由外部世界造成的。但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挑战往往源自内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如此。

我最担心的是母亲，她的健康状况明显每况愈下。我们在中国的最后几年里，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到了美国之后又进一步加重，显然是因为新生活的压力太大。每天上班都坐守在收银机旁，一定非常乏味，但她下班后那种身心俱疲的状态，远远不是上班的消耗所能解释的。

生活似乎已经变得非常艰难了。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失去了工作。更确切地说，他被解雇了。虽然我没有听到完整的故事，但我可以推断出，他与相机店老板发生了争执，然后大吵了一架，最后老板请他离开，再也不用回去了。当然，具体细节并不重要。对一个刚刚能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件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

“在哪一页？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第134页。在黄色方框旁边，最下面。”

“啊，找到了。谢谢。”

我正跟另外三个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就是通常所说的ESL）的学生一起在图书馆里学习，其中一个女孩来自台湾，另外两个男孩分别来自大陆和韩国。能跟有相似背景的同龄人一起学习，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一种慰藉，但在图书馆里的其他学生面前，我们很难不觉得自己是异类，尤其是当我们不小心用母语说了一两句话的时候。

铃声响起。我们把试卷和书塞进背包，背到肩上，随着人群涌向双开门，走了出去。学生们摩肩接踵，匆忙赶路，这是平日最常见的景象。但那天下午，一些无形的界限被打破了。我们ESL学习小组的一个男生不经意间和一个美国学生发生了轻微的身体接触——可能踩到了他的脚趾、蹭到了他的背包拉链，或者做了一些我们都没注意到的小动作。但不管是什么，这件事引起了对方的不满。

美国男生立即大动肝火，毫不留情。他气冲冲地把这个男生拖到门外，推倒在走廊的地板上。看到这一幕，其他学生本能地往后退，留出一片空地。接着又是一阵混乱，本来只是一个人在打人，后来变成了两个男生，他们一边骂一边不停地踢打，被打的男生在地上蜷成一团，拼命护住自己的头，鲜血从他的鼻子里涌出，溅得满地都是。

一时间，我思绪万千，难以自持。一种强烈的共情冲击着我，让我感到一阵恶心，同时又觉得非常无助，有心无力。我被吓得六神无主，既因为地上的男孩，也因为我自己——或许下一个挨打的就是我们学习小组的其他人。我想说点儿什么，哪怕只是一个请求停止暴力的词，但奇怪的是，在那个混乱的时刻，我不知道该用哪种语言来表达。

晚上放学回家后，父母知道了我的无助，也许他们的感受比我更强烈。尽管他们明显也感到不满，但我能感觉到，在面临如此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胁时，在这里孤立无援的生活只会让人感到更加无力。由于语言的限制，他们甚至都没有办法象征性地给校长打个电话。在如此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在自己孩子的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默默承受恐惧，别无他法。

朋友被打之后，我们好几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他。他的恢复期一定特别孤独。他被打得鼻梁骨折外加脑震荡，康复之后，终于重返学校。我们一见到他，就立刻感觉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男生了。以前他虽然英语不好，但总是幽默开朗，而现在变得孤僻阴郁。挨打的那一刻是残酷的——身体的疼痛、精神上的屈辱、纯粹的身体侵犯，但让人感觉最不人道的还是这种转变：他与生俱来的积极乐观被剥夺了。

我们其他人也发生了变化。曾经松散的ESL小团体变得更加紧密。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友情，不如说是我们现在呼吸的紧张空气。这种气氛从头到脚笼罩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了很多挑战，但以前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安全的问题。现在，我不敢独自去洗手间或餐厅，因为我害怕会遇到危险，而每次看到图书馆的双开门，当时的画面就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刚刚开始适应新环境的时候。在帕西帕尼学习期间，我依然对数学和物理学着迷。然而，另一门学科意外地引起了我的兴趣：美国历史。我学得越多，就越能把美国建国的故事与自己最喜欢的物理学关联起来。在这里，也是一群不同凡响的思想家聚集在一起，为世界贡献了远远超前于时代的先进思想。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他本人还是一名实践科学家，在他身上，政治家和科学家得到了完美统一。

我开始加倍努力，埋头苦读。一方面，我迫切需要通过学习来分散注意力；另一方面，我也需要来自外界的鼓励，让自己不再心猿意马。我渴望恢复在中国时的学业水平，哪怕只是部分恢复，但语言却给我造成了重重阻碍。每次作业都是艰难的挑战，几乎每句话都需要借助词典才能理解，所以我的速度总是非常慢，这让我极为痛苦，倍感挫败。我逐渐掌握了“速度”“加速度”“角度”“力”“势”等术语的英文说法，又重新认识了这些概念。但一切都来之不易。每天晚上，当我终于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爬上床时，感受到的不是成就感，而是干苦差事的疲惫感。对ESL学生来说，每节课都是英语课。

数学的学习尤其令人沮丧，而且我必须承认，这种沮丧并不是英语的语言障碍造成的。我一次又一次地犯下纯粹的计算错误，这些错误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让人完全捉摸不透。值得庆幸的是，我不是唯一一个发现有问题的人——数学老师让我课后留下来交流这个情况。显然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可就连他也觉得我的表现并不需要担忧，只是令人费解。

“我能看看你的计算器吗？”他问。我把计算器放在桌子上，看着他随意在按键上点了一通。

“啊哈！”他惊呼道，“切线！飞飞，是切线按键！看到了没？”

他把自己的计算器放在我的计算器旁边演示。果不其然，当他在两个计算器上输入同样的内容时，我的正切按键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你的计算器一直都是坏的！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松了口气？能告诉我这计算器是哪来的吗？”

突然间，一切都说得通了。老师一问这个问题，我就知道为什么答案很重要。

“呃，车库市场。”我有点儿难为情地低声说道，也在努力想这个词用英语怎么说。

“嗯。”他回答，我感觉他也没有料到我的答案是这个，“好，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你借一个，好吗？”

随着我的学习信心逐渐恢复，生活整体上也变得更容易驾驭了。无论是好是坏，我和父母依然一起度过大部分空闲的时间，跑腿、打扫卫生，偶尔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租来的录影带，我们有时候会看台湾的情景喜剧，画面模糊不清。一切远非完美，母亲的病情虽不严重，但仍然在不断恶化，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病因，但稳定的生活似乎第一次触手可及。

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家庭传统，就是周末的时候开车在所居住的州四处游览。有一次，我们往南开了一个小时，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我对这所大学的历史和传统一无所知，只是觉得校园景观和建筑美轮美奂，但对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兴趣。走着走着，我看到了一尊青铜半身像，雕像上的那张面孔非常眼熟，便立刻停下仔细观看。当我辨认出是谁之后，周围的世界似乎消失了。我读着镌刻在高高的大理石底座上的碑文，呼吸骤然变得急促起来。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879年3月14日在德国乌尔姆出生，1933年成为普林斯顿的永久居民，居住在默瑟街，直到1955年去世。

在担任高等研究院教授之前，爱因斯坦以他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1915—1916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而享誉全球。这两个理论都解释了宇宙的基本规律。他的名字成为天才的代名词。

作为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哲学家、人道主义者、教育家和移民，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表达了对普林斯顿大学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碑文，每一个字都让我身体发抖、心灵震颤，仿佛体内有一团火焰在燃烧。它们突然出现，仿佛提醒我，在日复一日专注生存之际，我已经忘了一件事，那就是物理学。我对物理学的热情已经悄然消退，虽然学校现在也有这门学科，但完成物理作业只是我每天无数个必办事项之一。爱因斯坦是我心中最伟大的英雄，看着他的纪念雕像，我能感到这种热情又回来了。

我想起了上海的浦江饭店，想起了登机前那一闪而过的乐观情绪（踏上飞机的那一刻，我和自己关心的人和事已有千里之隔）。也许我是对的。也许这一直是一个好兆头，只是被推迟了。我从小就有的好奇心可能只是被新环境吓到了，但它并没有消失。

我又重新找到了追逐的目标。

“你知道，这个班里有很多聪明孩子。”

萨贝拉老师的严厉众所周知，从他高大的身躯和粗鲁的语气就能一眼看出来。但当我站在他的桌子旁边时，我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我的英语水平还有待提高，但我能感觉到他在否定我，而且态度似乎相当无礼。

高三也是我来美国的第二年。这一年，我斗志重燃，希望能在数学和物理方面证明自己。这是一种本能：对渴望获得未来希望的移民来说，学习成绩是一个公认的目标。但对我来说，起初是为了重获自尊，但很快就矫枉过正——课外生活的不稳定性让我对学业有成这个简单的目标义无反顾。

我刚刚参加了这学年的第一次数学考试。虽然我对自己解决纯数字部分的能力有些信心，但依然觉得英语文字阅读有些困难，所以我不确定自己对题目的理解是否正确。在老师下发批改后的试卷时，我能感觉到血液在耳朵里沸腾。我屏住呼吸，把自己的卷子翻了过来，希望至少能考90分，得个A-。我快速地看了一眼分数，然后泄气地瘫在椅子上。89.4分。

课后，我沮丧地挤在其他学生中间，在萨贝拉先生的桌子旁徘徊。我不是想让老师照顾我——即便在那时，我也知道，就算为了我的自尊，四舍五入把分数变成90分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我希望还有一些加分的机会。对我来说，A和其他成绩之间的分界线是神圣而严肃的，我只是希望有机会让自己跨越这条线。不幸的是，萨贝拉先生那天没心情给我机会。

我闷闷不乐地走开了，整个下午，脑子里都在不断回放他说的话，也逐渐理解了他的用意。成都的老师似乎只是想让我融入群体，而我开始感觉到萨贝拉先生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激励我。他想让我脱颖而出。他似乎在说，没人欠你什么。如果你那么渴望得A，那么下次可以更加努力。我不能假装自己已经准备好接受这种智慧，但我不得不勉强承认，他的做法可能自有道理。

萨贝拉先生不是普通的老师。他的学位在全系最高，因此拥有自己的专属办公室和首席数学教师的头衔。他还是不折不扣的数学行家，收藏了大量教科书和参考书，堆满了办公室的每一面墙，五颜六色的书脊像彩虹一般。像他的许多学生一样，我也开始在放学后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教问题，并提前开始做作业。很快，这就成了我每天的习惯。

这间被大家私下称为“数学实验室”的办公室成了我的避难所。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我一边努力掌握一门新语言，一边抓紧数学学习，而老师的辅导帮我克服了种种障碍。时不时地，我的脑海中还会浮现图书馆的袭击事件，而数学实验室给了我真正的安全感。也是在这里，我有机会重拾对话的简单乐趣。对一个终日与书为伍的青少年移民来说，这种快乐非常奢侈。

讽刺的是，对我来说，恰恰因为英语不是母语，我反而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师还是得跟我解释很多单词和英语概念，所以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变成一场对话。我们聊得越多，我就越发意识到，他一点儿也不像我在中国偷听到的那个否定女孩智力的老师，也不像那个嘲笑我热爱阅读的扫兴老板。他有时言辞犀利、态度粗暴，但他从不像别人那样把我一语否定。他对我采取了激将的方式，果见奇效。

除了对数字的热爱，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共同点。一天，在他下课后，我问了一个我认为很简单的问题：“萨贝拉先生，你能给我推荐几本书吗？”

“你是说数学书吗？”

“不，什么书都可以。读书可以帮我提高英语水平。”

我看得出他对这个要求很满意。萨贝拉先生是那种一旦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的人。他想了一下，然后微笑着问我：“你知道亚瑟·克拉克吗？他是我最喜欢的科幻作家之一。我觉得你也会喜欢的。”

“啊，科幻小说！太棒了！我也喜欢……嗯……”

我努力想用英语说出我崇拜的作家的名字，但只是磕磕巴巴蹦出几个音节，“Roov Vannah”，并没有说明白。

“‘Roov’，嗯……”他歪着头，皱着眉，但还是礼貌地试图弄明白我的意思。

“你知道那本关于几千公里的书吗？就是在海底的。”

萨贝拉沉思了片刻，然后似乎恍然大悟。

“飞飞，你是说儒勒·凡尔纳吗？”

“是的，是的！儒勒……凡——啊，”我笑着笨拙地重复道，“我念不出他的名字，但我喜欢他的书！”

他的眼睛一亮。我后来才知道，萨贝拉先生是个科幻迷，尤其喜欢儒勒·凡尔纳。

“那你还知道其他西方作家吗？”

“是的，很多！我爱马克……嗯，吐温、杰克·伦敦，还有海明威、狄更斯，还有……”出于某种原因，我说这些名字时表现得更好。

“等等，等等——你是说他们的书你都读过？”

“不是英语版，是中文译本。我妈妈在中国和我分享过这些书。”

他似乎完全没有想到。他靠在椅子后背上，惊讶又欣喜地呵呵笑着。这是第一次有美国人没有把我仅仅视为一个说中文的移民。于是，我们聊的话题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不拘谨。他不再关注我的国籍、我在语言上的挣扎，甚至我作为学生的潜力，而是看到了一个孩子——孑然一身，挣扎着融入新的环境，但又渴望表达自己。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也觉得他不仅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意外结交的朋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去萨贝拉先生的办公室成了我每天最重要的事。他总会跟我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也给我推荐了更多书目。我听从他的建议，开始读克拉克的书（尽管克拉克的遣词造句对我来说难度很大）。他甚至开始让我给他推荐书。我的阅读面逐渐扩大，他也一样。在我的推荐下，他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名著。但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我的学习。相反，他提高了我的整体思考能力，让我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也让我重新走上了全面发展的道路。在此期间，我的学习成绩自然而然地提高了。

下课后去数学实验室寻求帮助的人不止我一个，但我很快就成为去得最勤的学生。萨贝拉先生很尊重我的求知欲，我也同样感激他的耐心；想要赢得移民的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的给予和热忱赢得了我的信任。时间一周又一周地过去，我们的学习范围扩展到了切向量、弧长、偏导数、链式法则等更抽象的内容，课堂习题也越来越难。在努力学习的同时，我也感到了一种自由——我从来没想过可以向一个美国人敞开心扉。他是我第一个可以倾诉家庭经济困难或者十几岁时对父母不满情绪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似乎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亦师亦友、外加指导顾问的角色。他是我的情绪出口，填补了我生命中长久以来的空缺。

母亲一直激励着我，但她对数学和物理学没兴趣，我没办法跟她分享。随着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我们的母女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父亲是第一个鼓励我对自然世界保持好奇的人，也是我学习物理学的启蒙老师，他是我心里最亲的人，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早已不再以他为榜样了。在很多方面，萨贝拉先生都提供了我跟父母关系中缺失的那块拼图。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别人未曾察觉的东西，发现了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潜力，而且，他拥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可以帮助我发掘这种潜力。

有意思的是，在我面前，萨贝拉先生似乎可以放下防备，我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我一直以为他是个非常自洽的人，在美国的社会秩序中拥有稳固的地位。后来我惊讶地发现，他在成长过程中一直缺失一样被我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家人的支持。他来自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家人总是嘲笑他的书生气和对科幻小说的痴迷。就算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也觉得格格不入。因为这样的家庭氛围，他开始从自己的思想中寻求庇护，在孤独的知识之旅中越走越远。我们两个的经历虽然不同，但精神上却有很多共鸣。

跟同龄人一样，高四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毕业的事。一开始，我的目标学校主要是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而不是常春藤盟校。但我一直对一所顶级高校念念不忘，那就是普林斯顿大学。命运把我带到了新泽西，距离爱因斯坦曾经称之为家的地方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那一天的校园之旅至今仍在我眼前不断浮现。但是，我们是一个靠从车库市场淘来的旧货才能勉强度日的家庭，连我用的计算器都是坏的，我们怎么可能负担得起常春藤盟校的学费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提交了申请。就算只是象征性地申请一下，我也感觉具有特殊意义。

在12月一个异常寒冷的下午，我收到了学校的回复——学费似乎并不是我的入学障碍。那天放学后，我去取信，脏脏的积雪几乎把邮筒全部掩埋。我拨开雪，打开邮箱。突然，我停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看向邮筒里面，立刻认出了最上面那个信封上的徽章。一个橙黑相间的盾牌——普林斯顿大学。我已经大概知道结果了：如果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包裹会非常厚实，因为里面会装满新生的入学材料和后续说明。很明显，信箱里的信并不属于这种情况。

虽然我不用打开信封就知道录取决定是什么，但我还是决定读一下，好彻底死心。我毫不在意地撕开信封，然而第一个映入眼帘的词竟是“YES ！”，这个词自成一行，还加粗了。我赶紧往下多读了几段，才明白了信的大意。看来，我的申请是进入了提前录取周期，在此期间，所有回复都是用薄信封寄出的。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当时我还不敢肯定——我被录取了。

惊喜还不止于此。信里还附有一份名为“经济援助”的文件，上面写了很多法律细节。以我当时的英文水平，并不能完全读懂。第二天，我把信带到学校，拿给萨贝拉先生看，他似乎也不明白。他停顿了一下，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那一页。我看着他脸上的表情随着阅读的深入而变化。最后，他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问我能不能让他再看一会儿。

“我觉得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他说，“但我想再确认一下。”

我大吃一惊。他怎么会和我一样困惑呢？

萨贝拉先生建议我们把信交给校长，听听他的意见。不出所料，这封信似乎在校长身上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至少一开始是这样。他的反应同样是困惑，紧接着，他坐到椅子上，茫然地凝视着远方，也不看我们两个。在片刻的沉默之后，他解释说我确实被录取了，但不仅如此。显然，我的录取中还包括了一些额外的东西：近乎全额的奖学金。

时隔数年，我才真正完全理解这一刻的重要意义，我父母也是一样。虽然母亲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现得非常冷静，但我知道这件事对她意味着什么。她生命中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在提醒她，她站在了那些无法弥合的鸿沟的错误一边。几十年来，她已经习惯了假装自信，但我知道，她从未真正感受到自信。现在，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她终于有理由相信这个故事可能没有如此简单。她已经押上了所有，至此才有了一种真正如释重负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我永远无法完全感同身受。

在高四的最后几个月，我来到美国后第一次有了类似自信的感觉。在萨贝拉先生的指导下，我重新找回了尊严。他的存在也提醒着我，即使是跟陌生人，也可以建立友谊和信任。我甚至认识了他的妻子琼。他们都是高个子，也都是高中数学老师。萨贝拉先生性格谨慎，沉默寡言，琼则外向健谈。很明显，他经常在家里提起我们的课后谈话。于是，在高四即将结束的时候，她邀请我去家中共进晚餐。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美国郊区的家庭生活。

在学习方面，我还是一如既往地专注于数学和物理学——它们首先是我的激情所在，其次才是大学先修课程。过去三年，我一直夜以继日地学习、工作，现在刚刚克服了英语障碍。我感觉可以适当放慢脚步了——这也许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想。我的内心出现了难得的平静，但又觉得喜忧参半，因为我意识到，我不可能永远做萨贝拉先生的学生。我都不知道毕业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

萨贝拉先生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想法。有一天，他过来找我，一反常态地显得腼腆胆怯。我很少见到他这样。虽然他表面上看上去并不紧张，但话语间有很多弯弯绕绕，好像他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措辞。最后，他终于问我：“如果你不觉得麻烦的话，你在学年结束后，是不是还可以跟我和我的家人保持联系？”

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个问题我很难随口作答。他显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成为我在美国最亲密、交情最深，也是唯一的朋友。他们一家就像我在美国的家人。问题不在于我是否愿意保持联系，而在于生命中若是没有了他的存在，我该如何在这个国家生存下去呢？

风在树枝间嘶嘶作响，干枯的树叶发出微弱的辅音。苍白的水泥小径将绿色的草坪切割成多边形。褐色的砖墙静静地守望着，表面是几个世纪的历史留下的坑坑洼洼。最重要的是，天空如此湛蓝清澈，有时我还是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在这样的秋日午后，普林斯顿大学有时就像我的梦境。我不得不经常提醒自己，在这个地方，我不仅仅是一个过客。

我的童年宛如田园诗歌，属于中国的中产家庭；我的青春期一贫如洗，在美国度过，我学会了英语（虽然掌握得没有那么完美）。最近，我拿到了绿卡，向公民身份迈出了一步。与此同时，我生活在移民群体中。他们聪明又勤奋，但从来没有沿着经济财富的台阶向上攀爬过。我也曾经无助地目睹一个同学仅仅因为一次不经意的触碰而被打得遍体鳞伤——这一幕我至今无法忘怀。

这些都是至暗时刻，但它们让我更加珍视在一路上发现的人性的光辉。这个社区为移民家庭提供了立足之地，虽然简陋，却可以让他们容身；老师们鼓励一个几乎不会说英语的学生，其中一个老师把她的奋斗前行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常春藤盟校将为她提供良好的教育。这个国家虽然看起来陌生，却开始让人感到可以亲近。虽然我的语言能力还有待提高，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又能表达自己了。虽然表达有欠精准，但那是属于我自己的声音。如果我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科学——无论以何种形式，我都要感谢我在人生最低迷、最迷茫的日子里遇到的那些人。我越来越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我心怀感恩。

无论我们家的故事结局如何，生活之笔都尚未书就。尽管我们依然贫穷，尽管我们仍然是局外人，尽管我们的未来依然不确定，但至少，我们已经不再孤单。 BOuJHqzOQtrsyn0Ftd+vY4Y6c6421Jl6eFPS6WKuZvfOZvAs09nRwz9/qM59Ho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