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逐梦之旅

Something to Chase

树冠枝繁叶茂，在我们头顶高处摇曳，勾勒出的纯净阴影仿佛画框，展示着夜空的画卷。美术老师指着天上的各个星座，我和身边的几个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目不转睛地仰头观望。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讲解，四周安静极了，连老师近乎耳语的声音似乎都能传到下面的峡谷里，而每当有流星划过，我们就会忍不住发出阵阵惊叹。

他说：“我们头顶上方就是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他们的浪漫爱情故事流传千古。”我们不知如何回应，只是继续凝望夜空。“看到那边了吗？”他指着一小撮闪闪发光的星星，用食指勾画出大致轮廓。“那是织女，她是天上的神仙，现在天文学家把其中最亮的恒星称为织女星。那边就是牛郎，是个放牛的凡人，那颗星叫牛郎星。牛郎和织女情投意合，但天条不允许他们私自相恋，所以他们被放逐到了天河的两端。”

美术老师已经带领我们在野外徒步好几天了。这是一次艰苦的跋涉，但对我们这群10岁的小小冒险家来说，其间却充满了意外的奢侈：我们没有露营，而是住在了大山深处的老乡家里，他们的热情好客让我记忆犹新。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住处，吃的也都是他们亲手制作的食物，有香喷喷的米饭和腊肉，我至今都念念不忘。就连小溪也让人心生愉悦——远离工业污染的清澈溪水从高处倾泻而下，潺潺作响，流入当地人用竹竿做的引水管道里。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溪水喝起来纯净清凉，几近甘甜。

“现在，牛郎和织女被星河分隔两端。看到中间那条流淌的星河了吗？”老师指了指天上一条散发着柔和光芒的星河，如同天界的云柱，“这就是我们所处的银河系。”

我生活的地区阴多晴少，像这样晴朗的夜空格外珍贵，它点燃了我的好奇心，也激发了我对大自然的向往。从记事起，感知事物（无论是什么）的纯粹体验总能以难以言喻的方式让我深深沉浸其中。目之所及，仿佛总会有新鲜事物在等待着唤起我的惊奇之情，或许是一株植物的静谧，或许是一只昆虫小心翼翼的步伐，又或许是遥远山峰的朦胧深邃。年幼的我对这个世界还不甚了解，但我能感觉到，它值得探索。

老师指向天空的更高处，说：“啊，快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星座。”

“这七颗星星组成了北斗七星。现在沿着这条线往上看，”他指向右边说，“看到那颗明亮的星星了吗？这可能是几百年来天上最重要的恒星，叫作北极星。”

我是独生女，家里看似平静，实则潜伏变数。我从小就能从家里的氛围中感觉到长辈们总会因为一些事情（也许是很多事情）而惴惴不安。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的不满情绪逐渐浮出水面：未曾实现的梦想，令人渐生不安的悔恨之痛，还有另一种感觉常伴左右——所谓的“家园”并非真正属于我们。当然，这是我逐渐拼凑起来的一幅画面。小孩子总有天生的本领，可以把无意间听到的只言片语串联起来。

我出生在北京，但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省会成都长大。从名义上看，这里是母亲的老家，但其实她和家人也刚在当地定居不久。他们原籍杭州，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杭州沦陷，他们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被迫背井离乡。他们庆幸自己活了下来，却无法摆脱流离失所之痛，甚至连母亲这一代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外祖父常常追忆动荡之前的往事，每念及此，总是痛心疾首。他在学校出类拔萃，本来前途无量，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放弃学业。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陷入了多年的贫困之中。几十年来，他郁郁寡欢，无法释怀。这种情绪传递给了他的子女，也在某一天攫住了我：沉闷而无言，感觉家在他乡、活在别处。

成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不过，在我的童年时期，成都却是苏联式中央规划的完美写照，以围绕城市中心的环路为基本布局，像脚手架一样向四面八方辐射，直至郊区。这座城市不仅向四周扩张，也在不断垂直向上发展，设计风格统一的楼房拔地而起，越建越高，直插云雾缥缈的温和天空，四周被盆地所环绕。

高楼大厦横跨地平线，密密麻麻，但设计却平庸无奇；建筑主要由圆形和矩形构成，配以克制的棕色、灰色，醒目的大红色标语有节奏地点缀其中。城市建设缺乏巧思，有一种独特的工业化风格。当然，在狭窄的小巷里仍能看到老城的根基：屋顶低矮，斜瓦层叠，露天庭院掩映在绿荫翠幕之下。但如果鸟瞰城市，其发展趋势清晰可见。仿佛功利主义成了一种城市艺术形式，看似朴素实用，实则暗含仍处于早期阶段的好大喜功的勃勃雄心。

20世纪80年代，中国上上下下都怀揣愿景奔向现代化，成都也在不断发展，但即便如此，由于缺乏对世界的真正了解，孩子的世界观本质上仍是狭隘局促的。孩子关注身边的东西，只能隐约看到外面的世界。要想看得更远，看到未来的前沿，则需要特殊的影响。

如果一个孩子可以在完全没有成人监督的情况下设计出自己理想的父母形象，那么父亲绝对符合我的要求。这是我对他最高的赞美，同时也是最严厉的批评。父亲英俊整洁，戴着与自己电气工程师专业背景相符的角质框架眼镜，一头浓密的卷发，看起来像个年轻演员或垮掉派诗人。然而，这样的外表掩盖了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他对任何严肃正经的事情都严重过敏，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他一辈子都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并对此毫无悔意。与其说他拒绝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不如说他似乎真的觉察不到自己已经成年，好像缺乏某种其他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感知力。他经常突发奇想、随兴而为。有一次，他找来各种零件，自己动手组装了一辆带挎斗的自行车，竟然真的可以骑。他有时会把我放到挎斗里，穿过成都拥挤的街道，带我到他常去的公园或偏远的乡村。我们会花好几个小时做他最喜欢的事：捉蝴蝶，观察水牛悠然地躺在被水淹没的稻田里，或者捕捉野生啮齿动物和竹节虫，把它们带回家当宠物。

就连外人也能明显看出，我们之间没有传统父女间的等级关系，因为他更像我的同龄人，而不是父亲，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为人父的压力和焦虑。虽然我可以感觉到他很喜欢带我一起出去玩，但他那种乐在其中、心无旁骛的专注让我明白，无论他是有女儿、有儿子，还是根本没有孩子，他都会这样度过午后时光。正因为如此，他为我树立的榜样才更有感召力。在不知不觉中，他向我展示了最纯粹的好奇心。

父亲带我出去玩，不是为了教给我什么东西——他喜欢大自然，但并不是专家——可这种经历却在我心中播下了哲学的种子，成为塑造我人生的最大力量：我对探索自己视野以外的事物产生了永不满足的渴望。与父亲的游玩让我知道，即使在成都这样由人行道和混凝土大楼构成的迷宫里，依然有更多我看不见的东西等待发现。

父亲聪明、爱玩，有时做事不经思考，难免让人恼火。他的性格在我出生那天展现得淋漓尽致。大人们后来告诉我，我出生于距离成都千里之外的北京，这是祖父母家所在的城市。医院离故宫不远，产房在二楼。那天，母亲备受煎熬，但荒谬的是，父亲却姗姗来迟。他迟到不是因为交通拥堵，也不是因为出了什么意外情况，而是因为他一时兴起，去公园观鸟，完全忘了时间。兴趣广泛的父亲还喜欢玩文字游戏，这次观鸟迟到事件让他想到了“飞”字。“飞”意为“飞翔”，写法也宛如一只展翅翱翔的鸟，于是“飞飞”成了我名字的不二之选。这个名字恰好男女通用，也反映出父亲甚至对性别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概念都毫不在意。此外，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叫“飞”的，正好符合父亲标新立异的风格。我的名字是他成为父亲之后的第一个贡献，它朴实无华，饱含了父亲对我的情感。虽然他那天不靠谱的行为让母亲大动肝火，但她也说自己喜欢这个名字。

如果说我强烈的好奇心源自父亲，那么为这份好奇指明方向的人则是母亲。跟父亲一样，母亲的个性也源于自我认知与社会期待之间的矛盾。父亲是迷失在成年人身份中的孩子，而母亲则是困囿于平庸生活的知识女性。母亲天生头脑敏锐，家族智力基因优势明显——她的祖母是晚清时期第一批上大学的女性。母亲从小就自驱力十足，不仅认真学习，而且追求学以致用，希望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探索世界的各个角落，并留下自己的印记。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母亲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中意的大学可以随意挑选，前途无限光明。

但历史对母亲这样的人却另有安排。“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母亲就身陷政治和社会世代斗争的反动一侧。她的家庭出身与国民党有关系，在她自己的政治身份得以成熟之前，命运就已注定。

偏见往往会缓慢而无声地吞噬一个人，母亲的困境亦是如此。没有人以暴力或监禁之名威胁她，没有阴谋，没有丑闻。有的只是老师和教务人员话里话外的消极打击，即使在她成绩最好的时候，也礼貌而坚定地阻止她报考最好的学校。他们对她的否定和冷落如影随形，令人窒息，让她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笼罩了颓废的阴霾，也加重了外公的愤懑之情，给她平添了上一代人的重担。曾经意气风发、充满活力的她变得麻木，好奇心也被推向了与父亲相反的极端：她跟父亲一样充满探索欲，却缺少了天真烂漫，变得尖锐犀利，令人生畏。成年后的她非常好看，颧骨饱满，眼睛会说话，但在美丽的外表之下，是一股天生的叛逆，注定了她将永远对约束或礼仪规范嗤之以鼻。

随着岁月的流逝，母亲的挫败感越发严重，她的博学被更简单、更原始的欲望掩盖：她渴望逃离。这个欲望在她心中燃烧，让她的姿态变得拘谨，让她的内心充满狐疑，对人际交往也耐心全无。她想象着逃离自己的工作环境，甚至逃离自己的时代，她确信自己的命运正在别处等待。她感到自己注定要陷入无法慰藉的不安之中，只能等待时机，直到出现通往未知地平线的道路。她明白，这会是一场漫长的等待。

她意识到想象力并不受现实世界的限制，因此自幼就沉浸于书海之中。读书为她开启了一扇窗，让她了解自己无法到访的地方、无法感受的生活、无法经历的时代。她热切地与我分享她对书籍的热爱，就像父亲分享他对大自然的喜爱一样。她鼓励我广泛阅读各种类型的书，而书中的故事越是惊险跌宕，她的热情就越能感染我。所以，我不仅熟读鲁迅的作品和《道德经》等道家经典，也如数阅读了《第二性》《双城记》《老人与海》《基度山伯爵》等西方经典的中文译本。

彼时的我还无法理解母亲渴望逃离的原因，但我读的书越多，就越像她一样，热爱现实世界之外的幻想国度。每当读完一本书，那些故事就会在我的脑海中久久萦绕，仿佛是另一个现实世界在与我所处的世界相抗衡。无论是在步行上学的路上、骑车去公园的途中，还是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我眼中看到的生活日常都与脑中遥远的景象交织在一起：狄更斯笔下英国的鹅卵石街道，海明威书中波涛汹涌的大海，大仲马描写的欧洲海岸的浪漫冒险。这些故事色彩斑斓，让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仿佛是母亲为我拉开了神秘的帷幕，向我展示了我从未想象过的可能性。对一个已经喜欢把更多时间用于思考而不是交友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邀约让人无法抗拒。

不可否认，父母的性情并不般配，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跳舞，你进我退，虽不稳定，却也平衡。父亲看上去有些傻里傻气，实则大智若愚。母亲则希望父亲可以把聪明才智运用到家庭生活中，这可以算作一种间接的钦佩和肯定。但两人的相处仍然时好时坏，母亲时常挑剔父亲干的活，父亲有时会缺乏耐心，两人因此发生争执。然而，当争吵平息，父亲经常在母亲不在场的时候跟我说，她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他们婚姻真正的基石是一种特殊的纽带，他们深知，生命中别无他人能够理解。他们对所处世界的制度失去了信心，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感受一致，两人因此成为伙伴，甚至可谓“共犯”，在日常生活中无声地对抗规则。父亲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追求的东西都显得幼稚。在许多同龄人拼命往上爬的时候，父亲很是反感，母亲则对他的态度表示欣赏。母亲虽然略显挑剔，有时甚至太过高傲，但父亲被她敢于藐视社会规范的勇敢无畏所吸引。为了讨领导欢心，他们的朋友经常请客送礼，聚在一起聊的不是这个职务，就是那个头衔，而他们二人则保持自尊和高傲，坐在一旁，并不参与。父亲在化工厂的计算机部门工作，母亲本来是高中老师，后来成为办公室职员，但他们的工作更像是装饰门面，而不是真正的事业。父母的关系潜藏着很多问题，但也有一些可取之处。他们的共鸣虽然不多，却意义重大。

不出所料，他们对我的教育方式也跟他们的婚姻一样不走寻常路。当时的社会沉迷于向孩子灌输“尊重”的概念，衡量成功的标准与其说是成绩本身，不如说是遵守纪律，认真听讲，赢得老师表扬，但我的父母对此毫不在意，甚至有些不以为然，尤其是母亲。她对当时普遍的育儿目标进行了微调，并引以为傲：我当然要努力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但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取悦任何人，或者得到任何东西。虽然她从来没有明确表达过，但我能感觉到，她认为“模范学生”和“好居民”等提法带有居高临下的评判色彩。她教导我，我的努力不是为了让老师满意，也不是为了符合某种意识形态，甚至不是为了迎合某种虚无缥缈的规则。我的努力只是为了自己。

虽然父母跟我之间存在文化断层，但他们真心爱我，为了养育我而辛勤工作。母亲经常会在履行家庭责任时走向完美主义的极端，父亲则漫不经心，我行我素，两人对比鲜明。虽然他们经常争吵，但母亲很少迁怒于我。在教育我的时候，她知道如何有效地调动自己的能量，有时还很有创意。她热切地教导我、鼓励我，尽一切所能武装我，让我有能力面对这个世界。有段时间她对缝纫很感兴趣，于是给我做了很多帽子、连衣裙和裤子。这些服装虽然款式简单，但对业余爱好者而言，做工已经相当精良了。

事实上，外人几乎看不出父母的处世哲学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我们家似乎都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新兴中产家庭，虽然还没有被即将到来的消费主义旋风席卷，但在很大程度上已幸免于前几代人的困顿之苦。即便如此，他们温文尔雅的外表绝不等于逆来顺受，更不能被解读为冷漠无情；他们深知，历史性的变革即将到来，他们愿意耐心等待。

我们家位于成都当时的外环路旁边，小区由三栋一模一样的塔楼组成，我家住在四楼。这个环路是不断扩张的城市边缘，一侧是工业，另一侧是农业。就像这座城市本身一样，居民楼也更加注重功能而非设计——白炽灯、水泥地，在现代人眼里或许显得过于简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粉刷墙面，用仿实木或仿彩色瓷砖的贴面板铺设地面，这些装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视觉上的单调，却难以掩盖苏联风格的影响。

父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其次就是我的外祖父母。每到星期天，我们就会走路到几百米外的外祖母家里。我们会挤坐在刚好能容纳下全家人的圆形餐桌旁，一起品尝外祖母精心准备的白米饭、红烧肉、小葱拌豆腐，还有一道特别精致的素什锦。去外祖母家是我每周最期待的事，而这些家庭聚餐也微妙地强化了我们外地人的身份。外祖父母做的饭是老家的沿海风味，浓郁微甜，和川菜的麻辣鲜香形成鲜明对比。直到今天，外祖母做的菜仍然是我最怀念的味道，尽管对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来说，这种口味很不寻常。

奇怪的是，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没有任何关于祖父母的痕迹。我知道祖父在父亲尚未成年时就去世了，祖母和姑姑住在北京。祖母成长于战乱年代，受到了很大的创伤，因此患有严重的身心疾病。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并不觉得生活中没有他们有什么奇怪，这与我父亲那不为俗世牵绊的天性相得益彰。父亲的行事方式完全不符合为人父母的要求，而他自己的生活中也好像无父无母，这让我觉得有一种奇妙的诗意浪漫。

外祖父母对我的培养方式也契合了父母的价值观。他们对我疼爱有加，但我从来不会觉得因为他们宠我，就不会管束我。他们并不认同他们这代人中盛行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而是跟父母一样，鼓励我展开想象，并坚守原则：我首先是个独立的个体，其次才是个女孩。跟母亲一样，他们给我买了很多书，涵盖海洋生物、机器人和中国神话等各类广泛的主题。

外祖父母没有儿子，只有三个个性刚毅的女儿，所以在我出生之前，他们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机会。后来表弟出生，家里终于有了一个男孩，但他们对我依然如故。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外祖父母对我的爱。直到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家门口以外的世界可能更加纷繁复杂。

我在成都就读的学校方方面面都以学生为中心，无论是教育教学，还是课堂布置，都是老师围着学生转。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从早上一直坐到下午，老师轮流来上课。如果谁有学习天赋，在初露端倪时就能得到老师的关注，并获得系统的培养，是男生还是女生似乎并不重要（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即使作为孩童，我也能明显感觉到老师是真心在乎我们的成长。他们始终勤勤恳恳，是父母和外祖父母之外，第一批为我的健康与幸福投注心力的社会成员。

我们的学习内容广泛而有趣，数学和科学与人文学科交相辉映、意趣横生，涵盖了地理、古诗词和贯穿千年的历史。例如，当得知成都就是著名的三国时期蜀汉的都城时，我觉得非常奇妙。在最好的时候，学校像是对母亲分享书籍和父亲鼓励探索的延续。

令人快意的时光在一个下午戛然而止——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小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在平淡无奇的一天，老师在下课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女生先回家，男生在座位上多坐几分钟。我顿时好奇了起来，于是在教室门口徘徊，藏在了一个能听到老师说话的地方。我听到的那些话让我终生难忘。

“我让女同学先走，是因为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整体表现是不行的。男孩天生就比女孩聪明，数学和科学就是体现你们脑子灵光的基础学科。你们的平均成绩竟然比女生还低，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借口。我今天对你们非常失望。”

接下来，也许是觉得有必要鼓励一下大家，老师的语气似乎缓和了一些：“但你们也不要自暴自弃。等到了十几岁，你们会发现，周围的女生自然就变笨了。她们后劲不足，成绩会不断下降。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都能更加努力，发挥你们作为男生的潜力。落在女生后面是不可接受的，大家明白了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在此期间，我的脑子中冒出无数个问题：老师真的相信男生天生脑子更好使吗？我们女生真的会长大就变笨吗？难道所有老师都是这么看我的？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想的吗？我该怎么理解说这些话的竟然是一个……女老师？

又过了一会儿，种种疑问被另一种感觉所替代，它沉重而强烈，从我体内不知何处升腾而起。这种感觉不是气馁，甚至不是感到被冒犯，而是愤怒。这是我不熟悉的愤怒之感——是一股悄然而炽烈的怒火，一种我从母亲身上见过的愤慨，但它无疑是属于我自己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意识到，我家的公平包容在家庭之外并非理所当然。而老师的这番话并不是性别歧视的第一个迹象，大多数迹象都非常隐晦，甚至难以辨别，比如我会隐约感觉到，在数学和科学方面，老师更愿意鼓励男生。还有一些区别对待则是不加掩饰的。比如有一次我报名参加一年级的足球比赛——不是“男队”，而是校队——结果却被告知女生不能参加。

老师的话虽然让我震惊，但并没有让我气馁。相反，这些话强化了我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理念：无论周围有什么障碍，都要奋力超越现实，构想出更加广阔的未来。现在我不仅想看得更远，还想走得更远。如果说数学和科学这类领域是属于男生的游戏，那又怎样，学习毕竟不是球赛，他们无法阻止我在这里上场参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赢。

后来，我进入了一所吸引全市优秀学生的中学。在那几年里，对女孩的预设和偏见让我越来越不耐烦，这种情绪已经超出了课业的范围。在同龄人中，我已经有“假小子”的称号，但老师的话仍然在我的记忆中回响，使我把一开始的怪癖上升到了个人使命的高度。我把头发剪得极短，拒绝穿裙子，全身心投入出乎他人意料的兴趣中，尤其是航空航天科学、高超声速飞机的设计，甚至还有不明飞行物等超自然话题。

像任何喜欢把生活想象成电视剧的青少年一样，我很容易认为在与中国的性别规范做斗争的过程中，自己是在孤军奋战。即使是那些多年来结交的朋友，似乎也不像我那样在意，也许是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和一群骑单车、爱打闹、聊战斗机而不是校园八卦的男同学混在一起。此外，我还有我的家人——不管我多么颓废，父母总是站在我这边，我深知这一点。

父亲很喜欢在小事上离经叛道。这首先表现在我们共同的基因上：由于他最显著的遗传馈赠，我已经因为是班上唯一头发自然卷的女生而与众不同。他总是在寻找各种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游走于愚弄和颠覆之间，乐此不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通知每个孩子准备统一的白色纽扣衬衫，参加即将举行的全校运动会。父亲仔细读完参会要求，脸上露出了顽皮的笑容，确保自己会一丝不苟地执行每条指示。但等到运动会那一天，卷发便不再是我唯一的标志——在一片白衬衫的海洋中，唯有我的衬衫上是彩虹色的纽扣。

与父亲不同，母亲表达支持的方式不是调皮取乐。如果说父亲是个爱搞恶作剧的人，那么母亲就是守护者。当她觉得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受到质疑时，她会毫不犹豫地进行防卫。在一次令人难忘的会面中，我的中学老师就领教过她的厉害。

“您女儿特别聪明，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担心，她对自己的前途不够严肃。比如，期末考试越早开始准备越好，所以我经常要求每个学生都跟全班同学分享自己正在读的书。大部分同学分享的都是教科书、备考资料和学校推荐的阅读书目。但是，飞飞这周推荐的书让我很担心啊，而且……”老师话音未落，母亲就插话道：“我女儿从小就特别爱看书。”她对自己的轻蔑态度毫不掩饰。

“是，那当然，她推荐的书肯定比班里其他同学都多……”

“所以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叹了口气。很明显，这次谈话并没有像她预期的那样进行。

“问题就出在她读的这些书上。你看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勃朗特三姐妹的书？还有她订的这些杂志，又是关于海洋生物的，又是关于战斗机的，还有不明飞行物的……例子太多了。她没有重点阅读符合课程价值观和理念的文学作品。”

“是吗？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片刻沉默中，我坐在母亲身边，竭力不让血管里流淌的喜悦流露在脸上。紧张的气氛又持续了一两分钟，然后老师向前倾身，做出最后一次尝试，声音里多了一丝严厉。

“我就直说了吧。您的女儿也许真的挺聪明的，但班上聪明的学生并不少。智力只是成功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要有纪律性，要把个人兴趣放到一边，专心学习对未来最有用的东西。”

我不确定母亲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一种回应。她低下头，声音比之前更轻了。“这是飞飞想要的吗？这是我对她的期望吗？”

“您说什么？”老师靠得更近了，显然跟我一样困惑。

母亲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抬起头看了看老师，脸上又恢复了坚定的表情。这个表情说明了一切，她不再继续打哑谜，而是站起来，感谢老师抽出时间跟她沟通，并向我示意我们要走了。

我试图跟上母亲的步伐。“可能我把你教得太好了，飞飞。”她无奈地说，“你和我一样，都不属于这里。”

1989年，一切都变了。

一开始是学校停课，刚开始只是停几天，后来越来越久，而且没有任何解释，让人无所适从。等到终于复课，老师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了每天的课程，不仅是语文、历史和思想政治课，甚至连数学和科学课也是如此。

更奇怪的是，学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父母似乎沉浸在神秘的亢奋情绪中。他们用低沉的语调隐晦地谈论着即将发生的事情，让人感觉形势不容乐观，却又令人兴奋。父亲似乎不像平时那么浮躁了，母亲好像也燃起了新的希望。在当时的年龄，我对政治知之甚少，但以我有限的政治敏感度，我也知道父母的想法跟其他成年人并不完全一致。这种奇怪的新现象是否与此有关呢？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超出了一个12岁孩子的认知范围。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我所在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然后，在一个本该生机勃勃的夏日，欢声笑语骤然消失，一如出现时突然。在父母的朋友看来，我们家向来异常“民主”，而那天，父母却一反常态地关上了门，背着我商量事情。一切都明显笼罩着庄严的气氛，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窥探一番。到了深夜，我蹑手蹑脚地跑到他们房间门口偷听，零星的几个词已经足以让我竖耳瞠目：“教育”……“机会”……“自由”……“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还一直提到我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这样。最后，我带着满腹狐疑溜回床睡觉了。

“飞飞，我们得聊聊。”

显然，父母终于要向我挑明了。我们围坐在桌子旁，这里曾无数次见证我们家的民主精神。

“你父亲要离开一段时间。去美国。”

一时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太多问题涌上心头，我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惊讶地瞪大了双眼。看到我的表情，他们就知道得好好跟我解释。他们说，这个决定其实只是第一步，以后还有更大的计划。我很快就意识到，第一阶段是母亲主导决定的，在这个阶段，父亲会在美国找个工作和住处。在随后不久的第二阶段，我们两个去美国找他。

我感到头晕目眩。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我无法理解。我的世界瞬间天翻地覆，但似乎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短短几周后，父亲就走了，带走了我从出生以来所熟悉的家庭生活的三分之一。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直到长大成人，我才体会到父亲的西行之路需要多大的勇气。但青春期的我却对此一无所知。父亲离开之后，我们的世界失去了色彩，逐渐凋敝。我无法换位思考，内心也并不强大，觉得他是一走了之，抛弃了我们。与此同时，母亲也逐渐陷入阴郁；虽然母亲经常心情不好，但这种阴郁不同寻常。她越来越无精打采，一天到晚需要休息，她那反叛的态度渐渐被绝望所取代。生活变得非常别扭。

我也在改变。近在眼前的青春期让我喜怒无常。再加上每天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我感到非常困惑，无法理解父亲离开的真正原因。母亲的确尽她所能承担起了父母双方的养育责任。她深知我正值青春期，情绪容易波动，所以当我需要发泄的时候，她总会耐心聆听。但她的全力付出却无法替代一个完整家庭的其乐融融。我总觉得在某种莫名其妙的梦想和我之间，父母选择了前者。

更糟糕的是，因为两国移民部门的官僚主义做派，计划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我和母亲去美国跟父亲团聚的阶段）不断推迟。虽然父亲相对幸运，很快拿到签证，但我与母亲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我们再次见到父亲，已是三年多以后。

在此期间，我逐渐失去了学业上的优势。我从初一开始有物理课，一想到要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运用到新学科上，我就兴奋不已。但从第一天起，我就感觉不对劲。我的直觉搁浅了，失去了在数学课上表现出来的思维流畅性，而每当我努力理解新概念的时候，头脑都一片混乱。就连力和速度这样的基础概念，我都无法具象化。在经历了一年的挫败之后，我的自尊心严重受创，考试成绩不断下滑，艰难地越过了终点线。是父亲的离开带给我的精神创伤导致的吗？还是因为母亲莫名的疲惫让我日益忧虑？或者，小学老师说得没错，女生就是不如男生？——一想到这个，我的胃就不舒服。难道这就是等待每个女孩智力发展的残酷命运吗？最糟糕的是（甚至比我的课堂表现还要糟糕），我找不到答案。

又一个暑期即将来临。在此前一年中，我在学业上遭受了重大挫折，家人的精神支持也摇摇欲坠，让我不禁意志消沉。我跌到了人生的谷底。虽然我一向反感逃避挑战的做法，尤其在面对重大挑战时，但暑假的时候，在休憩和埋头刻苦自学两个月之间，我选择了休憩。

这段平静期来得恰如其时，但在这期间，我感到更多的是麻木，而不是放松。在我的视野边缘，没有新世界闪烁的光亮。在现实生活之外，也许还有一些美好的精神家园，但那些都与我无关，我已不再想象。我的生活只剩下日常：家人的拥抱，朋友的闲聊，固定齿轮自行车的金属摩擦声，拥挤街道的喧嚣，手中书本的重量，走廊里母亲的声音。清晨，午后，夜晚。

但有一件事没有改变，那就是我对父亲的思念。两个学年之间的闲暇时光只会让我更加难以承受他的缺席。在我的生命中，似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理解快乐的本质，没有他在身旁，我自己感受快乐的能力仿佛也被削弱了。

反常的是，我越为他的离去感到悲伤，就越发意识到，我所怀念的关于他的种种情景，正是物理学想要教给我的东西。父亲天生就能从光、速度、扭矩、力、重量和张力的角度来看待世界。他即兴制作齿轮和滑轮装置，解决了家里的各种难题；他通过万用表和焊接工具来利用电力。物理学一直是父亲思维的隐性基础，然而直到现在，在我最想念他的时候，我才豁然领悟。多么宝贵的领悟啊。虽然他远在天涯海角，但我渐渐明白，他已经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

思维障碍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我突然感受到物理学的新维度，我只能将其描述为一种我从未意识到的浪漫。仿佛白昼如洪流般涌入，我看到了物理学的本质，就像父亲看到自然世界的本质一样：纯粹的奇迹之源。此时，我不仅理解了物理概念的含义，还能体会到其中的美感。回到学校后，我仿佛重生一般重新学习了物理。我盯着课本，如饥似渴地探索其中的奥秘。这种感觉前所未有。去年真的是这样吗？我怎么会没注意到呢？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这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而已。第一次考试，我就拿到了全班最高分。第二次考的分数更高。然后是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牛顿力学、光学、电力学，一切都迎刃而解。从第一天上课到期末考试，我的成绩一直独占鳌头。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包括老师。曾经的像谜一样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一种语言，一种我会说的语言。

但是，就在这项新技能似乎正源源不断地从我身上涌出时，我却深感卑微，更准确地说，是激动，因为我看到还有那么多知识等待我去探索。在物理学中，我看到的不是复杂，而是宏伟。物理学中既包含数学的优雅和确定性，也有化学的有形性，最吸引人的是，我从未想象过科学还能带来一种人文的感受，会像我从小接触的文学一样富有诗意。物理学的历史如同戏剧一般，丰富而生动，跨越几个世纪，让我深深着迷。

我想象着阿基米德因自己的发现而兴奋过头，赤身裸体在西西里岛的街道上奔跑，洗澡水洒落一地，邻居们纷纷侧目皱眉；我想象着当瘟疫肆虐欧洲时，住在伍尔斯索普的牛顿把自己锁在卧室里闭门不出，以修道士般的虔诚狂热地写着手稿，用一笔笔墨迹书就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部伟大著作；我还想象着爱因斯坦，本是瑞士专利局一个不起眼的职员，却最终运用自己的智慧，以排山倒海之势冲破人类极限，进入宇宙深处，像打开包裹一样解释了空间和时间的奥秘，并把手伸入其中，获得了曾经只属于神的宇宙观。

我对文学的热爱丝毫未减，但如今，无论我走到哪里，物理学都已成为我观察世界的镜头。我仿佛置身于持续的白日梦中：当我骑车转弯时，我在思考加速度和角动量的变化程度；当我们家的猫从厨房最高的橱柜上一跃而下时，我在思考引力的大小，以及猫的质量与地板相撞时产生的力的大小；我研究着阳光如何透过窗户在墙壁上反射，又越过我的枕头；我思考着在我家、小区和世界上的每个表面之间传递的热量；我想象着熵，无情而永恒，慢慢地解构我周围的一切。

在初二结束时，我意识到，物理学已经不仅仅是我在青春期为填补父亲缺席而做出的努力。我爱物理学，就像父母爱着他们从我幼年时期就跟我分享的追求一样，这份爱简单而纯粹。父母向我展示了世界上还有更多可能性，他们给了我冒险、故事和想象力。这些曾经定义了我的生活。但在此之前，我只是个旁观者而已。物理学则是我第一次自己发现的东西，感觉很不一样。这一次，我可以追逐了。

终于，在1992年，我刚满15岁不久，我们的签证下来了。我们在中国的时间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了，这段时间，我们的情绪起伏不定，时而兴奋，时而焦虑，难以平复。有时，我会幻想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会有怎样的未来在等待着我。根据我当时的认知，我想迎接我的将是充满魅力和机遇的生活。我的一些同学似乎也是这么想的。谁能说他们想的是错的呢？我父亲已为我们的到来做了多年准备，而我和其他学生一样，提前接受了基本的英语语法和词汇教育。也许这个荒诞的计划还真是个明智的决策。但在某些时刻，我突然意识到我即将失去我所熟悉的一切——我的朋友，我的外祖父母——想到这些，我就仿佛挨了一记重拳。

成都没有直飞纽约的航班，所以我们要先到上海，从那里出发。在上海停留的几个小时里，我坚持要步行去外滩。外滩位于黄浦江边，是历史悠久的旅游景点，也是上海知名的地区，以其租界时期的建筑和黄浦江的美景而闻名，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摄影师前来一探究竟。但最让我好奇的是关于浦江饭店的传说，也就是当年英语国家的人所说的“礼查饭店”，据说，爱因斯坦在1922年获得诺贝尔奖前后曾在这里下榻。这恰恰是我需要的心灵遁世。爱因斯坦和上海的渊源对我是个好兆头。我想，一切也许不会太糟糕。毕竟，爱因斯坦也是个移民。

在临行前，我怀揣这个乐观的想法，紧紧贴在母亲身边。与其说美国是此行的目的地，不如说美国对于我只是一些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无论我们要搬到美国这件事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无论我觉得在那里安家的想法多么荒谬，无论面对以后的未知有多么可怕，母亲都比我更清楚。这是她一生反抗的顶点，激烈、极端又不可避免，我不得不钦佩她的决心。

当我们穿过蜿蜒的队伍走向登机口时，母亲步履稳健，昂首挺胸，眼神坚定，看起来一如既往地泰然自若。她花了一生时间等待解脱，有时满怀希望，有时愤怒焦虑，但总是带着虔诚，现在这一刻终于来了，我不禁感到一丝宽慰。我并不像她那么兴奋，但我对她充满自信的样子深怀感激。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细节，虽然只是匆匆一瞥，却改变了这一刻的意义，也让我深感不安——我看到母亲塞在大衣下面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多年来，我努力以母亲为标杆，从来没见过她这样，我多希望自己能闭上眼睛，把这个瞬间抹去。

我们准备登机，身边的乘客摩肩接踵，登机廊桥在脚下嘎吱作响，飞机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们迈出最后几步，跨入机舱内部。里面的空间很小，与我想象中飞越重洋的大飞机不同。在命运的驱使下，我们大家庭几代人像游牧民族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缓慢迁徙。作为其中一员，在地球另一端开启新生活，似乎也顺利成章。但对一个还不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少女来说，一切又显得那么不真实。

我坐下来，盯着前排座位的靠背，回想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有深爱的外祖父母，但离开意味着失去他们，至少是暂时不能陪在他们身边；我有父亲，虽然他的离开带来的伤痛还没有愈合，但我很期待能再见到他；我有母亲，我信任她，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还相信自己；至于我自己的身份，我说不清楚，毕竟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不管怎样，我还有物理学。至于剩下的，就听天由命吧。 rm1dt/e+k5ToqaquDFE6BSCzLmEcnksa2/GS2K84t/tXdgCcpT7UsVhNdHtbOc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