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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云：“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至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确，人类的诞生、繁衍、发展……一直到成为万物生灵的统治者，都是因为“君子”善于借助外物罢了。在韩愈看来，为人处事成功的关键在于一个“假”字，善于假借往往能让人走向成功。
韩愈是一代文豪，其内心充满文气，从而把利用外物成为是君子的行为。像韩愈这样的纯粹文人总是把事情向最美好的一面想，认为“善假于物”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这样的人才具有君子的特征。
韩愈错了！“善假于物”不一定是君子的特征，那些精于厚黑的行家们同样“善假于物”，其中有一种做法叫扯张虎皮做大旗，即把极有号召力的旗号拉扯过来，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威。目的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同，或给他人以威慑。试想，在韩愈的眼里，这种人肯定不是一个君子。
纵观古今，那些善于扯张虎皮做大旗的人，往往都精通厚黑学。他们在开始时往往力量很弱小、无力形成强大的声势时，借助别人的旗号后，布置成了有利于自己的阵势，让自己顺利走向成功。
刘协从登基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是有皇帝之名而无皇帝之实。虽然只是一张虎皮，但他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掌握了他，谁就能以皇帝的名义向其他地方割据政权发号施令。
建安元年，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他，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袁绍觉得献帝是个废物，把他弄来还得养着，怪麻烦的。于是，就没有采纳沮授的意见。
成功总是属于有心计的人。初平二年，曹操做东郡太守不久，皇室刘邈在献帝面前称赞曹操忠诚，曹操为此十分感激。初平三年，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一语惊醒梦中人，聪明的曹操觉得应该利用既有的资源，为自己立威造势。
于是，曹操开始为“奉天子”做准备。
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
迎接汉献帝来许昌，是曹操的一个杰作。他最初提起此议时，只有荀彧赞同，并极力说明迎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斗争的有利性，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的事。但最初的迎接由于董承等人的阻拦并未如愿。后来董承为抵抗韩暹的势力暗召曹操到洛阳。部下董昭又提醒他只有把献帝迎到他的地盘许昌，方可成就大业，万事无虞。这样，曹操借口京都无粮，要送献帝到鲁阳就食，把献帝安全转抵许昌。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于许昌。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这样，一张虎皮就给曹操扯起来了。接下来，曹操做事顺利多了。
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
曹操他不换皇帝，他利用这个现成的皇帝，而且把这个皇帝客客气气地供奉起来，利用皇帝这张牌来号令天下、号召诸侯，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不难看出，曹操要是没有献帝这张王牌，做事往往是师出无名，更不会在军阀混战中获得绝对的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曹操是精于厚黑的典范，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也是一个成功者。所以说，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要善于借势。
人们之所以说“扯张虎皮做大旗”属于典型的厚黑哲学，原因往往也就在于一个“借”，殊不知做事时要是“借”的巧，也不失为是成事的大智慧。
当自己的力量不够时，不妨把极有号召力的旗号拉扯过来，以此来壮大自己的声威。有了一定的身威，就会得到别人的认同，或给他人以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