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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的敲门声响起后，门开了。拉达护士走进来，带上了门。
“我在这里。”那女人平静地说。
拉达循声在房间里扫视着。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在这边，这个位置。”拉达停止扫视之前，女人一直温和地重复着。
拉达的视线太高，注意力都放在左边，她几乎连窗边的鸟粪都看见了，那上面还有三天前被雨水冲刷过的痕迹。
座位上传来女人的一声轻叹，她坐在窗边，从那里可以俯瞰校园。当初来到这座大学医院时，她满怀希望，觉得自己的病会好起来，然而，六个月过去了，她觉得自己像只小白鼠，一会儿被科学家捣一捣，一会儿被医生戳一戳，人们急不可耐地想搞懂她的病情，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她被诊断出一种遗传性疾病，罕见且复杂，体内的染色体将因此逐渐消失。它们并没有自毁或分解，甚至连变异都不是——她的器官功能表现得完全正常；所有的检查结果都表明她健康无恙。简单来说，她在消失，但她其实依然存在。
她是一点一点开始消失的。几乎让人察觉不来。常常有人说“我没看见你在这儿”，常常有人错判与她的距离，有人撞到她的肩膀，有人踩到她的脚趾，而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没有任何预兆。至少刚开始并没有。
她是整个人慢慢消失的。这不是说失去了某只手、某个脚趾，或是一夜之间没了一只耳朵，而是整个人，一点一点地，慢慢消失。她变小了，变成一团微光，像热雾迷离在大路上；变成了几笔模糊的勾勒，闪烁而失焦。如果你睁大眼睛，你会看清那里有个她。而背景和环境不同，清晰程度也不太一样。她很快发现，房间越杂乱，装饰越花哨，人们就越能一眼看见她。而在一道朴素的墙前，她几乎是隐形的。她翻出一些印花的壁纸，把它们当成画布铺设在身后，还用装饰性织物包起椅子，坐在上面。如此，她的身形就会虚化那些纹路，让人不禁眯起眼睛再看一眼。她几乎已然隐形了，但仍旧挣扎着想被人看见。
几个月来，她一直接受着科学家和医生的检查，接受着记者的采访，摄影师想方设法地为她补光、突出她的形象，但没有一位是来治愈她的。这当中从来不乏关心和讨好，但其实，她的困境越严重，那些人就越兴奋。她就这样慢慢地消失着，没人知道原因，世界上最权威的专家也搞不明白。
“你有一封信，”拉达的话把她从思绪里拽出来，“这封信，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挺想读的。”
女人瞬间好奇了，不再被纷扰所乱。“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就在这儿呢。”她还是遵从指示轻声回应着。拉达寻找着她的声音，信封捏在手中发出清脆的声响。拉达将信举在空中。
“谢谢你。”女人说完，接过信封细细打量。信封很精致，淡淡的灰粉色，让她想起小孩子生日聚会的请柬，那种相同的兴奋感从她心底升腾。拉达的样子很激动，这让她不禁好奇。收信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她每周都能收到全世界寄来的很多信，有毛遂自荐的专家，有想与她交友的谄媚者，有想驱逐她的宗教激进主义者
；还有一些猥琐男，乞怜地想要把一个始终存在却被无视的女人的肉体当作泄欲的工具。不过她还是承认，这个信封跟其他的感觉有些不同，她的名字被华丽而工整地写在上面。
“我认得这个信封。”拉达在她旁边坐下，激动地说。
她小心翼翼地打开这个贵重的信封。一股暖意，带着某种深深的信念和宽慰朝她涌来。她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手写的字条。
“伊丽莎白·蒙哥马利教授。”二人异口同声。
“我想得没错，就是这个！”拉达说着，紧紧握住女人捏着字条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