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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实包括核心地区与核心集团两大主题。
第二，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实涵盖政治上统治阶层与社会上社会领袖两大范畴之研究。
第三，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紧抓住上述两个领域，超越朝代递替的限制，以核心问题来贯穿历史上政治社会主流的演变。这种方法复指示出许多学术领域（如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科技史、艺术史等）及许许多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与演变，并不完全按照朝代的兴盛衰替为起承转合，这种观念实有助于专史之健全发展。
纵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成立与转移，自拓跋氏以云代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国人为其核心集团，至北齐亡，约二百年
；宇文氏自西魏起重新凝结胡汉关陇集团，以关中为其本位，至唐玄宗天宝时，亦约略二百年
；自安史乱起，河北、河东、河南等地之职业军人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集团，统一而成为各王朝之核心集团，而魏博、汴州一带成为核心区，至北宋建国，亦约略二百年
。这三个阶段均有重叠之时，且审视“胡汉关陇集团”“关中本位政策”之理论与现实，在北周至武周期间甚为正确，本人认为这段时期中，陈寅恪先生的“关陇”理论恰是“中古核心区及核心集团”研究之中段，而在此时期之前后，本人撰写论文六篇，试图将中古时期贯穿一气，解说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转移情况，这是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时间纵度之上溯与下延，此乃对其理论拓展方向之一也。
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指出地缘因素的重要性，从巨观而言，此因素已经合于其理论需要，但若能进一步分析核心区内山川物产、内外交通、居民结构、人文及社会条件等，将更可以明了核心区之何以成为重心，故其先决条件必须对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有深刻认识。近年来严耕望先生积四十年功力，撰成《唐代交通图考》，实际上这是一部涵盖中古的地理书，其中对于《水经注》的研读，使这部重要而又难解的地理书之脉络得以呈现给学界。另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对关陇地区行政区做了详细的编撰。我们可据此二书明了当时之交通路线、北族六侨州之所在地、关陇地区之内的最核心地带，从而可进一步拟测柱国军府之可能分布等，又如河东地区聚集三个大士族，其分布如何，通过小块区域研究，则更易明了关陇集团之凝结情况，此乃对其理论拓展方向之二也。
陈寅恪先生“胡汉关陇集团”一方面讨论了宇文泰所建立的统治阶级在隋唐政权中占有优势地位；另一方面，至隋唐统一中国，魏、齐及南朝大士族也并入帝国，这些人物皆为当时的精英分子，大分而论，是对立之“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实际上亦是两股社会势力
。两大集团的紧张关系，以及武后以降科举入仕对关陇集团之影响等，构成陈寅恪先生理论的精彩性，实际上以现代学术的界说而言，其内容包括两大领域，其一是讨论精英分子（Elites）动态，其二是讨论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间之关系。关于精英理论，1939年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统治阶级》（
The Ruling Class
）、1942年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思想与社会》（
The Mind and Society
）中已经提及，但皆属草创，定义不明确。关于精英动态研究，从1955年张仲礼《中国绅士》（
The Chinese Gentry
）用于中国，至1959年罗伯特·M.马什（Robert M. Marsh）《政界要员与行政部门：中美社会精英的流动》（
Mandarin and Executive: Elite Mobility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Societies
）、1962年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1965年许倬云《转型中的古代中国》（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其理论与方法才日臻完整。陈寅恪先生著作出版于1943年，实际上已述及这种历史现象，其能洞悉先机，实具深厚的史识，四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要遵循陈先生的研究方向，但要引进社会科学之理论与方法，使史学具备更多的工具，对统治阶层盛衰做量化，对重要角色做重点分析，从而使历史事实与历史轨迹更为正确合理，此乃对其理论拓展方向之三也。
对于政治、社会两个领域临界线之研究，由于当今史学分工日细，专史枝丫日繁，而显得更为重要。陈寅恪先生所讨论的关陇集团及山东大族，都是兼具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的人物，而任官的社会群体，实际上亦是官僚之一员，这些社会群体之性质，实影响官僚体系性质。这种交会点之关系，许倬云先生有进一步发挥，将中国文化（也就是中国历史现象）分为四个范畴，即政治、社会、经济、意念（即思想），其体系分解示意图（图1−1）如下
：
图1-1 体系分解示意
ABC面：经济范畴；ACD面：社会范畴；ABD面：政治范畴；BCD面：意念范畴。AB：市场网、城乡的整合系统；AC：精耕细作的小农经营；AD：官僚制度下君权与士大夫社会势力的相合或对抗；BC：义利之间；CD：五伦与修齐治平的扩散程序；BD：道统与法统。
陈寅恪先生政治、社会层面关系即上图之AD线，而许倬云先生四个范畴之关系，实际上已拓展了陈寅恪先生这方面之史学；如果四个范畴再增加科技史、艺术史范畴，则三角立方体将成为五角六面立方体，其间关系更为多元，分工不断出现，最后将成为圆形球体。事实上，一个历史事实涉及的层面是很多的，浑然一体的相互关系很可能最接近当时事实，此乃其方法拓展之一也。
陈寅恪先生“关中本位政策”是以关中为核心区，军府之设立亦以关中居多，所以关中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在西魏北周时期，关中亦是宇文氏政权的经济中心及社会中心，但隋唐都是一个统一帝国，“关中本位政策”之下，关中仍然是政治与军事中心，但是经济中心、社会中心便不一定是关中了。全汉昇先生《唐宋帝国与运河》明确指出洛阳是经济中心
，拙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
亦发现三分之二的大士族的著房著支居住在洛阳附近，因此洛阳亦是当时社会中心。各类中心不在一个焦点上，就可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都城或重心。这种现象在中国中古屡见，如北魏孝文帝将首都自平城南迁洛阳以后，云、代、并地区仍然是军事中心；东魏、北齐以邺为都，但晋阳是其军事中心，高氏有三分之二时间驻晋阳；西魏、北周以长安为都，宇文氏则常以同州（冯翊）为军事中心；隋唐帝国有长安与洛阳两都，一度又有北都；五代各王朝亦行多都，然大体上皆以汴州、洛阳为经济政治中心，以魏博为军事中心。谷川道雄先生也已注意及“霸府与王都”
两个核心区，或一个大核心区内有两个重心，历史变数将更多姿多彩，此乃其方法拓展之二也。
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的两篇论文，其资料主要以正史、《资治通鉴》《通典》《顺宗实录》《唐语林》《国史补》《全唐诗》《唐摭言》《北梦琐言》《大唐新语》等为主，这些典籍千年来皆非秘籍，学者极易得之，但陈寅恪先生却能据此看出历史轨迹的重要脉络，这缘于他具有高深史识，但是资料仍然是史学重要的基础，丰富的原始资料将使理论更具体，更有深度。马长寿先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从碑铭题名探讨渭水以北居民结构，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宇文泰如何结合关中汉、鲜卑、氐、羌、胡等族。陈寅恪先生亦知碑志之重要，他在其他论文中亦使用过碑志，但如要大量使用碑志，则必须先大规模整理石刻资料。
严耕望先生《佛藏所见之稽胡地理分布区》爬梳佛教书籍中之资料，将稽胡部落精确地界定于“北纬35度40分至40度10分之黄河东西两岸，南北直线距离五百公里，东西直线距离约二至三百公里”
。稽胡地区在北魏至隋唐时期一直是困扰之区，隔离了云、代、并核心区与关中地区。陈寅恪先生亦知佛教书籍之重要，他在其他论文中亦常引用佛教资料，但要在大量的佛教书籍中爬梳资料，则必须将佛教书籍输入电脑，才不至于为了披沙淘金而耗费学者的时间与精力，从而可以加速拓展史学，此乃其方法拓展之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