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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兵是维系关陇集团的重要制度，陈寅恪先生说：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
府兵制度之衰微，陈先生认为“自身本已逐渐衰腐”
，诚为至论，唯其本身如何逐渐衰腐，后人仍需做更深入之研究。陈先生指出，关陇集团由文武合一演变至文武殊途，“关陇集团本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故文武不殊途，而将相可兼任；今既别产生一以科举文词进用之士大夫阶级，则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
，文途重视科举入仕者，武途则由蕃将替代府兵
，也是关陇集团衰微之重要原因之一。
唐玄宗时，府兵废弛，安史乱起，中央控制力衰退，中国各地区依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物结合等条件，相互竞争，旧有的政治社会势力失去驾驭政治社会秩序的能力，在权力重心失衡之际，各地区的藩镇与各阶层的社会人物，皆惶惶恐恐地觅求新的组合。这便是“关中本位政策”及关陇集团衰微以后之现象。
陈先生谓：“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后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
陈先生已察知安史之乱前后的形势截然不同，从而将其闻名的“关中本位政策”设了下限，甚是。在此变迁的现象之中，陈先生强调新兴阶级中的士大夫，而对于国家重心部分则仅指出“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二不同之区域”
。实则纵观我国历史，关东地区自春秋战国以还，在经济文化诸方面皆凌驾于关中之上，秦与西汉居关中而临天下，实含有浓厚的政治人为力量因素。自孙吴开发南方，南方与关东接近，愈增关东的重要性。西魏、北周以地贫人寡而统一中国，缘于人物的有效发挥，产生了巨大的力量。隋与唐初承继关中本位政策，其形势与秦、西汉酷似，但第七世纪关中与关东的比重，实更劣于秦汉之间关中与关东的比重，所以唐初以关中制关东的形势实更显然是人为做法。安史乱后，唐长安中央政府结合东南财赋，尚不能彻底击溃河北藩镇，已显示出关中作为国家重心的形势已经改变。黄巢之起，进一步破坏中央与东南的联系，自此以往，在自然平衡的状态下，关东成为中国的重心。又契丹起于晚唐，五代时转强，成为中原最具威胁的外患，河北成为国防重心，魏博地区乃汴州、洛阳一带的安全屏障
。此与隋唐之际首号外患来自北方，以长安为政治中心者以关中为国防重心的形势，已不复相同。
自安史乱后，藩镇跋扈，军府林立，无论是中央所任用的蕃将蕃兵
，还是藩镇的军校牙兵，一个半世纪以来培养出一种职业军人集团，随着府兵之衰退，大唐中央军之羸弱，愈来愈衬托出这批人在历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无论朱梁时代的河南集团，还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宋初的河东河北集团掌权，都证明关中势力的消逝。在河东河北集团之中，后唐、后晋、后汉三朝皇室不属汉族，后周皇室出于汉族，从正史中看不出有种族歧视存在，这与永嘉乱后北中国的景象大不相同。但在后周之际，大量吸收河北籍军人，使河北地区的文、武官吏皆占百分之四十以上
，遥遥超越其他地区，造成后周、北宋初叶之河北优势，斯亦国史上之一大变局也。
史家常论及藩镇主帅跋扈，不常注意职业军人的性格，例如，唐魏博牙军及五代魏博银枪效节军常常自拥藩帅，影响政局，其威势常凌驾于藩帅之上
。唐末藩镇间的相互战伐与五代间的并吞，中央军常是当年一镇或数镇之地方军，故五代中央军实带有藩镇职业军人之性格。从魏博军士拥立主帅之例，发展到郭威、赵匡胤黄袍加身，似乎是同一形态之扩大
。
河东河北军人集团圈内权力竞争的结果是，王朝与皇位不断地更替，然在此一连串的演变之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河北优势渐次形成，河北地区之文职官吏数量在后梁时居于平均线上，自后唐开始，历后晋、后汉、后周各朝，河北籍之文臣皆倍于其他地区文臣
。河东军人集团扩大吸收河北武人。如五代武职官吏所在地域分布统计表所示，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中河东加河北之武职官吏占四分之三上下
，此即所谓河北河东军人集团，然在此军人集团之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向，即河北的比重渐渐上升，且超越河东，遂致后唐与后周恰成反比例。后唐、后晋、后汉的统治者系河东非汉人，而后周统治者乃河北籍汉人，从史书记载中我们似乎看不出这一转移在种族上有何矛盾，但在地域上却有显著的增减。赵宋开国君臣皆为生长在五代时的人物，且属北中国统治集团的主流人物，他们承继了许多自晚唐五代发展出的政治传统，同时也矫正了若干他们认为的缺陷之处，无论如何，关中本位已不再出现；在政治中心方面，唐代出现长安、洛阳的两都现象，至五代时出现多都，其中洛阳、汴州为主要首都
[1]
，而魏博则成为洛阳、汴州之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