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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一部分统治阶层随中央政府南下为官，其国人之下层人物亦有至洛阳地区者，其中尤以宿卫武士最值得被注意。《魏书》卷七下《高祖纪》太和十九年（495）八月乙巳：
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
同书太和二十年（496）冬十月戊戌谓：
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
宿卫的主要职责是防卫政治首都洛阳城，而京师的防卫圈是四中郎将，《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传·附澄传》载：
时四中郎将兵数寡弱，不足以襟带京师，澄奏宜以东中带荥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兼称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则深根固本、强干弱枝之义也。灵太后初将从之，后议者不同，乃止。
元澄奏请增益四中郎将强兵，未被准许，但四中郎将是设立的 [1] ，中郎将所领之兵士为羽林、虎贲，《水经注》卷五《河水》首段载：
又东过平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郭颁《世语》曰：……河北侧岸有二城相对，置北中郎府，徙诸徒隶府户，并羽林、虎贲领队防之。）
羽林
中由宗子组成者，称宗子羽林，改称为宗士，宗士乃取“肺腑之族有武艺者”
任之，其主要职责当然是宿卫京师。另有高车羽林、虎贲
，高车骑兵闻名
，对于北魏而言，这相当于外籍兵团，可能用于京师以外军事行动之中
。
随着孝文帝南迁洛阳地区的国人，史称“代迁户”
“代迁民”。他们的家产在洛阳周围，《魏书》卷八《世宗纪》：
（正始元年）十有二月丙子，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
（延昌二年）闰二月辛丑，以苑牧之地赐代迁民无田者。
《魏书》对于这些人的受田情形并无记载，但东魏、北齐之制度多承袭北魏，其办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北齐部分，河清三年（564）定令：
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虎贲，各有差。其外畿郡，华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虎贲已上，各有差。
代迁户实际受田亩数已不可详，有一则神话故事或许可反映当时羽林、虎贲之家业概况，《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大统寺条：
时有虎贲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了无人家可问。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来问：“从何而来，彷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既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初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备具。饮讫，辞还，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勤。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崖对水，渌波东倾，唯见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从上引律令及神话来看，羽林、虎贲应该有田，田在京畿附近，羽林、虎贲本人防卫政治中心京师，有的派遣至巨镇戍守，正如同有许多国人在平城附近、有一些人被派至六镇戍守一样。所以“迁洛时‘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仍是部落兵制的反映”
。神话中显示羽林、虎贲之田及其家事似由奴婢负责。
在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前二月，曾至阴山一带六镇巡视，《魏书》卷七下《高祖纪》太和十八年（494）载：
（八月）甲辰，行幸阴山，观云川。丁未，幸阅武台，临观讲武。癸丑，幸怀朔镇。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冥镇。甲子，幸柔玄镇。乙丑，南还。……（冬十月）戊申，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辛亥，车驾发平城宫。……（十一月）己丑，车驾至洛阳。
自此以后，即未闻魏帝再巡阴山六镇一带，这与以前都平城时魏帝屡至阴山形成强烈对照。都平城时六镇与京师势如唇齿；而都洛阳时，平城已属遥远，遑论阴山矣！这种形势的改变，促使北魏对北疆六镇一带采取守势措施。
《资治通鉴》卷一四五《梁纪一》天监三年（504）、魏正始元年载：
（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怀朔镇，诏车骑大将军源怀出行北边，指授方略，随须征发，皆以便宜从事。怀至云中，柔然遁去。怀以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还，至恒、代，按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欲东西为九城，及储粮积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五十八条，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遥远，代表诸国颇或外叛，仍遭旱饥，戎马甲兵十分阙八。谓宜准旧镇，东西相望，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彼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魏主从之。
所谓“用夏制夷，莫如城郭”的战略思想乃农业民族的守势观念，与北魏原先主动出击有不同，此处与设立六镇的精神有所差异。设立六镇主要是为了镇压管制降附之柔然、高车族人，随时以此为基地向外出击，而此处“令形势相接，筑城置戍，分兵要害，劝农积粟，警急之日，随便翦讨。彼游骑之寇，终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无忧矣”等语，纯粹是农业民族的守势观念。
孝文帝迁都以后二三十年内，适逢北方柔然、高车两大势力相互攻战，所以没有像北魏早期那样大规模南侵之举，因此北魏在六镇一带自迁都洛阳以后采取守势措施，并无发生因外寇而引起的挫折
。六镇动乱是由于政治中心之南迁而引起的内部问题，下节再予讨论。
孝文帝迁都以后，南方的疆界虽然略有推进，大体而言，并无太大变动。在其疆域之内，出现两个中心，洛阳地区是政治中心，国人之上层人物在朝居高官，国人之下层人物为羽林、虎贲，戍守京畿，北魏另外派遣将领率部分羽林、虎贲在彭城、河北等大镇重点镇守。云代并地区是大部分国人居住之地，亦包括上层与下层，所以是北魏拓跋氏的国本，加以该地区盛产作战工具——马匹，以及该地区在北中国及草原地带是“用兵之地”，所以在人力、马匹、地理等重要因素上仍具有军事中心之地位，北魏在此中心之北线布置六镇以为屏障，派遣一些国人到各镇重点镇守。两个中心将帝国撕裂为二，历史之发展在地理距离之外又增添了文化、政治等裂痕。洛阳之上层国人由于在朝廷中禁胡语
、胡服
，禁归葬北土，代人改籍洛阳等
，大步迈向汉化。北魏前半期“诸公主皆厘降于宾附之国，朝臣子弟，虽名族美彦，不得尚焉”
，此时则大量鼓励宗室与中原汉大士族子女通婚
，其与洛阳之下层国人、云代并地区及派遣在六镇镇守之国人等，在文化、政治、婚姻关系诸方面之差距，愈来愈远矣！这种紧张关系首先爆发在洛阳地区之下层国人身上。《魏书》卷六四《张彝传》载：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当时逾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请父命。羽林等就加殴击，生投之于烟火之中。……彝临终，口占左右上启曰：“……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实多，既曰有益，宁容默尔……”……官为收掩羽林凶强者八人斩之，不能穷诛群竖，即为大赦以安众心，有识者知国纪之将坠矣。
张彝父子之选格中，官吏有清浊之分，武人被列为浊官，此乃两晋南朝汉人政治社会之通则
，并非独创以排斥拓跋氏国人之羽林、虎贲，所以张彝至死不认为自己此事有何错误。但一步一步地采取汉人文物典章，终于影响到下层国人的政治前途了。没有汉化，或汉化程度较小的拓跋氏国人，包括洛阳地区之下层国人、云代并区之上下层国人、派遣至六镇之国人等，大都以武途出身，武人不如清流之影响所及甚广，这些国人的心理是一致的。《魏书》卷八一《山伟传》载：
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慰悦之。
另外一个例子也能证明洛阳地区下层国人与云代并区国人有同类心理，而与中央政府中胡汉上层人物距离较远。当尔朱荣挥兵南下进击首都洛阳时，朝中大臣有人认为宿卫仍可制之
，并且调兵遣将，安排布防
。待尔朱荣逼近，“北中不守”
，诸将逃的逃，降的降
。按京畿北面防御重镇设在河内的北中郎府，据上文引《水经注》文，“置北中郎府，徙诸徒隶府户，并羽林、虎贲领队防之”。显然是禁卫北中郎府的羽林、虎贲不战而降，诸将不得不崩溃，这些羽林、虎贲是居住在洛阳地区的下层国人，与尔朱荣军士同气连枝，当然不会互相残杀，所以尔朱荣得以轻易进入洛阳。实际上，尔朱荣所领南下部队不满万人
，如遭士兵强烈对抗，可能陷入暴师于外的处境。
从尔朱荣屠杀一两千朝中群臣来看，当时云代并区的国人对于中央胡汉大臣（包括洛阳地区上层国人）的怀恨程度，实不亚于羽林、虎贲殴打张彝父子事件中的怀恨程度。
六镇动乱之爆发以及迅速蔓延，经济问题是最重要因素，阴山一带是草原地区，“对自然变化——尤其雨量的多寡——极为敏感。草地对牲畜的包容力随气候而增减的幅度之大，实超出我们农耕社会人民想象力之外。换句话说，在一定面积的牧地上，如遇气候良好水丰草美，几年之内畜群便可增殖一倍以上。如雨量减少，牲畜死亡率往往高达百分之五十至八十”
[2]
。正光“二年五月丁未，月蚀。占曰‘旱，饥’。三年六月，帝以炎旱，减膳撤悬”
。又“正光后，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
。上引《天象志》《食货志》所载，北魏境内当已发生灾荒，但灾荒在何地区，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并无详载。《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元年（520）：
夏四月丙辰，诏尚书长孙稚巡抚北藩，观察风俗。五月辛巳，诏曰：“……炎旱为灾……”癸未，诏曰：“……况今炎旱历时，万姓凋弊……”
灾区应该包括六镇地区，且可能自正光元年开始，连续四五年旱灾。六镇一带在北魏前期也发生过灾荒之事，由于当时都平城，虽然平城本身要负担庞大文武官员之食粮，但各方资源不断地输向此一地区，使灾荒不至于过度恶化，六镇也可连带受到中央政府的关怀。例如，世祖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刁雍（薄骨律镇）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
。又如，高祖太和十一年（487），“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承平日久，府藏盈积，诏尽出御府衣服珍宝、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刀矛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缯布丝纩诸所供国用者，以其太半班赍百司，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边戍，畿内鳏寡孤独贫癃者，皆有差”
。都洛阳时期，六镇是遥远的边区，中央政府虽然也会派人救济灾荒，但这种救济远较以前间接，其关怀程度也较轻。例如，当“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灵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负物而取之，又数赉禁内左右，所费无赀，而不能一丐百姓也”
。
迁都洛阳对六镇地区的另一项重大影响是官吏素质之下降。镇府之组织有“都大将、副将、监军、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功曹史、省事、户曹史、狱队尉、门士、外兵使、函使、统军、别将、军主、队主、军将、戍将”
等。镇“既统治一广大地区，则镇下必尚有分置之机构，此即军、戍是也”
。上述军主是军之领兵官，统军则是派遣府外领兵者，军将是镇下置军如州之有郡
，戍将则为戍之领主，队乃军以下更小的单位。上述引文中其他官职则是镇府府内之官职。“北边六镇，自西而东数之，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怀荒更东则为御夷，沃野更西南则为薄骨律……六镇亦或分为东西两区，每区三镇，而以中间一镇之都大将督本区之三镇。又或以沃野镇将兼督更西南之薄骨律镇，或以怀荒镇与御夷镇并为一区而以平城镇将都督之也。”
镇都大将或镇将乃一镇之长，副将辅之，监军则中央特派从事监察者，这三种官吏显然是外派而并非内升；长史、司马则可能外派、内升皆有，然已不可详；自司马以下，可能内升者为多。北魏“前期镇都大将往往以诸王任之，出为诸镇大将，入为三都大官，此见观《景穆十二王传》可知梗概”
。初期镇的地位原较州为重
，太和以后，取消许多边镇，州为重要单位，镇将地位也不如前。皇亲国戚皆喜在洛阳中央为朝官，派至“北边镇将选举弥轻”
，因此镇将水准也愈来愈差，“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御贼之心，唯有通商聚敛之意”
。受纳者如沃野镇将于祚，贪秽狼藉者如怀朔镇将元尼须
，甚至如中央权臣刘腾也“剥削六镇，交通互市”
。最严重的是六镇地区中下层官吏的士气问题，这些中下层官吏的组成分子是国人及初期派在北边的中原强宗子弟，北魏迁都洛阳对这些人的婚宦前途影响太大了。
《魏书》卷一八《广阳王传·附深传》载：
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人浮游在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
《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载：
正光末，尚书令李崇为本郡都督，率众讨茹茹，以兰根为长史。因说崇曰：“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各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
所谓“国之肺腑”“丰沛旧门”即国人之意；所谓“寄以爪牙”即统治阶层之执行者，这些中下层官吏不能内迁，在边镇“一生推迁，不过军主”。其同世房在洛阳下层国人如羽林、虎贲之类“多不沾预”，所以边镇中下层官吏之国人与洛阳地区下层国人及云代并地区之上下层国人，其精神上仍然是一体的。北魏政权是以这些人建立起统治架构的，除非北魏彻底改变其政权基础，否则将面临重重危机。在六镇之乱以前十年左右，已有人指出“兵徒怀怨”“爪牙不复为用”
，原本派遣在北镇镇守的上层官吏贪墨不法，中下层官吏心中怨恨不平，而被统治的各族各类人遭受灾荒，如此一有事故，其势一发不可收拾。
六镇之乱发生在正光五年（524）三月
，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破六韩亦作“破六汗”“破落汗”）首先发难，如火燎原，遍及六镇。六镇的高级长官逃至并州
或洛阳，六镇的中下级官吏在此洪流之中载沉载浮，或战或降，大部分最后归附云代并区的尔朱氏，后文另论。
六镇地区的军民，有元魏国人后裔、徙居边镇的少数民族如高车柔然等、迁徙边镇的中原豪族后裔、发配边区的罪人等
，成分极为复杂。北魏原本设镇并派一些国人镇守，以防御高车、柔然等族之南侵，不料六镇内部反叛，掀起北魏晚期北中国大动乱的先声。当此中央政治力无法有效控制之形势下，北魏军事中心之所在愈加突显，亦成为影响北魏末年政治发展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