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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自世祖太武帝死后，在北、西、东三面未再有大规模的行动，对于南方却较以前略为积极。刘裕灭南燕以后
，疆域包括黄河下游之南岸，经北魏文成帝、献文帝及孝文帝初期之蚕食
，南朝宋齐损失黄河下游至淮河流域一带大片土地（黄淮平原的重要部分之一），尤以献文帝在位六年间南侵最多，所以献文帝在逝世前一个月曾谓“天安以来，军国多务，南定徐方，北扫遗虏”
。
新形势的出现使得统治阶层对于政治中心做新的考虑，有关北魏孝文帝迁都问题论者多矣。有的认为是政治因素，有的认为是文化因素，有的认为是经济因素，有的认为是心理因素，或者是若干因素的组合，本文重点不在于此，故不予赘述。本文希望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分析反对迁都的原因，从而衬托出平城地区在迁都洛阳之际，以及迁都以后的价值何在。下列一段记载是反对迁都之理由，《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建武元年（494）、魏太和十八年载：
（三月，魏主）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罴曰：“今四方未定，未宜迁都。且征伐无马，将何以克？”帝曰：“厩牧在代，何患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尚书于果曰：“臣非以代地为胜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来，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迁，众情不乐。”……帝曰：“……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群臣不敢复言。
鲜卑族拓跋氏本居东北地区，后迁至阴山以南，都盛乐，又迁都平城，安土重迁的观念，并没有农业民族强烈，所以首都固定不迁的说法虽有人提出，但很轻易地被驳回，其他大臣似亦不再以万世不迁的理由反对迁都。而穆罴所提未宜迁都的理由是“征伐无马，将何以克”，河南地区并非不能养马，但若要豢养大规模良马，平城一带远胜于河南地区；又当时河南地区已发展成农业生产，大规模养马将剥夺农民耕地，影响汉人利益，北魏帝国之安稳势必须与人数众多的汉人维持良好关系，在中原大量养马甚不可能，所以当时大臣说南迁之后“征伐无马”，这个理由在当时是很重要的，拓跋氏以“马上得天下”，没有大骑兵无法四出征战，恐亦无法守住既有领土，孝文帝的答复是：“厩牧在代，何患无马！”这便显露出，如果首都南迁，军事资源与政治中心会分离。孝文帝对于马匹之安排，在太和十八年（494）十一月即已着手进行，《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建武元年、魏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载：
魏主敕后军将军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河凡十里。魏主自代徙杂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无耗失，以为司卫监。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载：
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寇所盗掠焉。
对于马匹的生态环境，学者不甚注意。上文显示，生态环境对马匹影响甚大，河西凉州一带良马要先徙并州，稍后南徙，欲其渐习水土，不致死伤，所以北魏自平城迁都洛阳以后，平城、晋阳地区实际上成了马匹供应的要地。
人对于生态环境的适应也是反对南迁的重大理由。按鲜卑拓跋氏自东北地区而迁至阴山一带，都云中之盛乐，又迁平城，皆在草原地带上，其生态环境相差不大，但自平城迁都洛阳，进入了农业地区，气候亦差异甚大。北魏建都平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其间已有百年。在这一个世纪之中，有一部分上层人士渐渐汉化，但是生态环境毕竟是影响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并没有因为时间因素而使大部分人改变。生态环境对人畜的健康影响甚大，例如反对迁都的重要人物之一穆泰，“为定州刺史，辞以疾病，土温则甚，请恒州自效”
。因迁都而引发一场家庭悲剧的主角——太子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
。一方面，一个鲜卑人自幼生长在中原，学习汉文化，并非难事；但如要这样一个人同时又是马上英雄，兼具草原文化，那就难了。另一方面，一个鲜卑人自幼生长在塞外，熟悉草原文化，亦非难事；但如要这样一个人同时又能适应中原气候，兼通汉人文化，那就难了。这种两难情况不是当时科技所能解决的，迁都洛阳先使国人居地分开，时间一久，又引发其他方面的裂痕，关于这一点后文再论。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将首都迁至洛阳，兹以该年为准，绘制北魏疆界及其域内之政治、军事中心如图2−3。
北魏的有效控制区在四边形框框内，北以六镇为界，东以海为界，南以淮河为界，襄樊是双方争夺区，西则包括关陇灵州。河西走廊时时受柔然骚扰，并不如四边形框框内稳定，在此四边形框框中，出现两个核心区，一个是云、代、并地区，另一个是洛阳地区。云、代、并地区是战争工具——良马的畜养之地，上文已有论及，同时也是未南迁国人聚集之区。未南迁国人包括朝廷中不愿南迁的旧贵及统领游牧的酋长。北魏联系这两个核心区国人的办法是：命云、代、并地区的国人每年冬则居南，夏便居北。《魏书》卷一五《常山王传·附晖传》：
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
《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北秀容人也。……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及迁洛后，特听冬朝京师，夏归部落。
《北史》卷五四《厍狄干传》：
善无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汗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落北迁，因家朔方。……魏正光初，除扫逆党，授将军，宿卫于内。以家在寒乡，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师，夏归乡里。
《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武时内附，位大羽真，赐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书。父那瑰，光禄大夫，赠司空。……诣云州。魏除为第二领人酋长，秋朝京师，春还部落，号曰雁臣。仍稍引南出黄瓜堆
。
尔朱荣、厍狄干、斛律金等三人籍贯皆在云、代、并区内，可见内附于道武帝时，帝将其部落安置在核心区内。高欢曾指尔朱氏（契胡人）为国人
，虽无直接资料明言厍狄干、斛律金为国人，但厍狄干为宿卫将军，斛律金之祖幡地斤为殿中尚书，北魏初期，殿中尚书“典殿内禁卫兵马，宿卫左右，最为重要职守”
。故厍狄干、斛律金皆极可能是国人。以上三人是率领部落的领民酋长型。
另有旧贵型，最能作为代表的人物是元丕，《魏书》卷一四《高凉王传·附丕传》云：
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宴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帝、后敬纳焉。……及车驾发代，丕留守，诏曰：“中原始构，须朕营视，在代之事，一委太傅。”……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丕父子大意不乐迁洛。……时丕以老居并州。……高祖崩，丕自并州来赴……寻敕留洛阳。……丕仕历六世，垂七十年，位极公辅……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
元丕死于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卒年八十二，应生于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历经明元帝、太武帝、（南安王、）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等，是草原文化的守护神。孝文帝迁洛时有意请丕主持代都之事，由于涉及太子恂案，废居于并州，他一直居住在云、代、并区，至高祖死后，在其生命的晚期才至洛阳。他是北区国人的核心分子，另一个核心分子陆叡
，不欲南迁，被任命为“使持节、都督恒肆朔三州诸军事、本将军（原为征北将军）、恒州刺史，行尚书令”，以孝文帝舅太师冯熙薨于代郡，“叡表请车驾还代，亲临太师冯熙之葬，坐削夺都督三州诸军事，寻除都督恒朔二州诸军事，进号征北大将军”
。云、代、并地区一直被北魏当政者视为核心区之一，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元禧乘帝出猎北邙，谋发动政变，窃据洛阳，为河南天子，他判断“天子必北走桑干”
。桑干川是贯穿旧京畿的主要河流，可见在当时人心里，洛阳、平城仍然是两大中心。
洛阳既成为首都，当然是政治中心；以平城为中心的云、代、并区则是军事中心，孝文帝亦承认“此间（平城）用武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