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社会所表露的现象，林林总总，千头万绪，欲提纲挈领、抽丝剥茧，本已困难重重。而过去的社会现象，复由于史料缺乏，或史家记载角度不同，研究愈发艰难。后人探索囿于材料，于是记载较详部分常被细论，少见于记载部分每被忽略，屡屡轻重失序，难窥全豹。又国人记载历史，有关政治活动者居多，而社会史要从政治史中爬梳而得，观察一项社会发展，每困于政治史的断代而不能通其变。在此一鳞半爪的社会史料里，其能超越朝代更迭，点中演变关节，而为社会史采出蛛丝马迹如前辈陈寅恪先生者，可谓凤毛麟角。著者有鉴于社会史有其独自发展的趋向与意义，思前虑后，多年来习作试探性论文十余篇，广泛论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各代社会现象，以寻其脉络。今将性质相关的论文，初步整合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的书名之下，以就教于世人。

本书所收社会史论文凡十二篇，分为总论与分论。总论有四篇，即：第一篇《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基础》、第二篇《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成分》、第三篇《中古家族之变动》、第四篇《中古士族性质之演变》。分论有八篇，即：第五篇《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第六篇《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第七篇《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第九篇《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第十篇《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第十一篇《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萧氏》、第十二篇《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

在中国中古时期，政治社会中存在着的士族现象，于史籍中屡见不鲜，前人论著中虽然使用名称不一，但均肯定这个事实。著者在总论第二篇《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成分》一文中，统计《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十七种正史中列传人物，将其分类分期，制成“中古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统计表”。这个表当然无法包括所有当时的人物，但由于出自正史记载，应该属于当时的重要人物，若将其看作自然取样，或可以代表当时重要人物的社会成分。表中各类人物在各期之升降，可与史籍记载中的事迹相互印证，例如，史书上说梁陈之际寒素颇获重用，反映在表中，梁陈时期确有寒素比例上升、士族比例下降的现象。实际上，每一期皆可成为一个分析的单元，自汉末至唐末本书以代（Generation）为单位，共分为二十七期，期与期之间各类人物皆有上升或下降的变动现象。本书分论第五篇《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一文，即取汉魏时期（即本书前三期）写成专论，作为引申讨论总论总表之一隅。分论第六篇《两晋南北朝主要文官士族成分的统计分析与比较》一文，特别将九品官人法时代政治统治阶层中主要文官，尤其是掌握政务的三省官吏及掌握仕进的选举官吏挑出，统计并分析其社会成分，观察士族与主要官吏的结合程度。

总论第三篇《中古家族之变动》一文，是以家族为单位，观察两晋、南朝、北朝、隋至安史之乱前、安史之乱至唐末等大段落中士族之盛衰，制作成表，亦以量化表示之。由家族内部结构之变化，可知如何从魏晋南北朝类似封建承袭形态，演变成隋唐诸房并重形态。分论第七篇《中古山东大族著房之研究》一文，观察隋唐士族主流——北朝山东大族——在历史演进中分房分支之现象，并指出隋唐时郡望中房支在政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分论第十篇《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一文，系以个案分析当时大族。以个案分析中古大族的中外论文与专书已有不少，此文则按本书标准展开，与总论内中古士族之变动相呼应。分论第十一篇《隋唐政权中的兰陵萧氏》一文，则举例说明南朝士族如何渡入隋唐政权。分论第十二篇《敦煌唐代氏族谱残卷之商榷》一文，是一篇小考证文章，考证唐代诸谱关系：《北平藏谱》可能反映唐代前期家族，《伦敦藏谱》可能反映唐代后期家族，两谱之间的差异，可能表示唐代各州郡大族之兴衰。

总论第四篇《中古士族性质之演变》一文，论述士族内部的质变，即由武质而文质、由社会性而政治性、由代表性而官僚性、由区域性而中央化、由经济性而形而上的趋向等。分论第八篇《从士族籍贯迁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论述唐代大族十姓十三家墓葬地由原籍迁至两京附近，借以说明其重心之移向中央，上述诸项质变可一一撰文细论，中央化乃这类文章之一例。士族内部质变影响到其角色改变，也影响到其功能之丧失，如果有多项功能丧失，则其社会势力也随之衰退，此点可以解释为何士族在魏晋乱世时兴起，却在唐末五代乱世时没落。

总论第一篇《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基础》一文，是在本书总论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依次完成后渐渐凝结而成的，在凝结的过程中亦参照西方“Power Elite”（权力精英）理论，直接指出中古拥有社会势力者乃政治统治阶层之基础，两者的高度结合在各朝皆有史料证明，引用“Power Elite”理论的目的是希望抽出中古社会人物的共同性，作为建立中国型“Power Elite”的一环，或许能在拟构世界“Power Elite”理想型时与之有所互补。分论第五篇《三国政权的社会基础》前半段是实例分析，而分论第九篇《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一文，则指出虽然隋唐已创行科举制度，但唐代大士族子弟考取进士第者仍然甚多，这也是三世纪至十世纪士族占高级官吏之绝对优势的原因之一。

本书总论各篇虽然仍以基本资料为行文之主体，但这四篇的设计是以社会史之架构性、原则性问题为前提的。分论各篇之重点在于社会史中之个案分析以及延伸讨论。总论与分论之间有密切的线索相系，个案分析及延伸性文章可继续撰写，以加入分论的篇幅之中，如此或可使得总论中的架构更紧密，原则更具体；总论在分论文章的激荡之下，可能增加新的方向，或在深度上更向前迈进，从而又引发在分论中增加专题，这种良性循环是著作的长期目标，本书之出版只是这种循环之初步小结。

社会史的范围极广，本书论述的重点在于社会中的上层阶层，其原因是。其一，研究社会史最重要的是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举凡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组合等皆是，如此才能把看似一盘散沙的人群凝结起来。社会中的上层阶层是人群组合之一，这群人虽不一定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群，但至少可以说是较具影响的一群。其二，资料因素。现存的中古资料如史籍、刻石等，对于上层阶层尚保存一些记载，对于一般平民的记载则甚少。著者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其傅斯年图书馆藏有大量中古时期墓志铭拓片，志主大部分亦属官宦人物或官宦子弟，若与正史配合研究，可建立若干初步架构。其三，研究中古时期社会中上层阶层的学者甚多，各有各的观察角度。著者原本想先撰写中古官僚政治，几经考虑，觉得欲研究官僚政治，先得明了社会背景以及社会中人物的特质，否则便仅能知官僚的空架而无法深究其内涵。同时，研究上层阶层除了因为其在社会史上有重要意义以外，还因为中古时期上层人物与官吏大幅重叠，故对于观察官僚架构中的人物活动，有莫大帮助。这二十年来，著者绝大部分时间在思考士族政治，但同时亦撰写若干篇关于官僚制度的文章，希望能将历史中社会、政治诸领域做某一角度的结合，其间的关键人物是士族。至于社会史中平民部分，著者一直非常重视，在撰写社会史、政治史诸史之同时，一并收集一般平民之资料，然如果没有大量出土的新资料，这方面的资料预计不会很多，但著者最后仍将勉力撰写若干篇关于平民权利义务的论文，使社会史的研究获得较为平衡的发展。

本书所谓“中古”，是指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年间（196—907），本书并不欲卷入中国社会史分期的论辩之中，之所以取这七个世纪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是：汉魏之际是一个变革期，许多人物在这段时期升降；唐末五代又是一个变革期，既存的门第在这时消融。根据本书总论第二篇《中古统治阶层之社会成分》的统计表，如果将这七百余年分为二十七期，则士族自汉魏上升以来，在统治阶层中皆占50%以上，至后唐时才降至50%以下。士族不仅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在政治方面亦占各期高级官吏数量之绝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之下，这七个世纪属于同一种社会架构，朝代之更替似乎是换汤不换药，因此社会史的分期并不等于朝代之更替，以同一种社会架构作为研究社会史的大段落，则有其基本的共同性。

本书各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量化、分析、比较、个案、推论等，视题目性质、资料的多寡而定。

三十年前，著者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聆听劳榦师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劳师的渊博及这个时代的多样性，使著者迷上了中国中古史。著者在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修习邹文海师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先师柏拉图式的讲授方式，引导同学们层层深思，也启发著者对中国历史上许多问题做进一步探索。一九六四年，著者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巧许倬云师的研究室就在隔壁，许师新出版的《先秦社会史论》，与著者的学术领域极为接近，著者有缘时时请益。又王伊同先生来院访问，王先生《五朝门第》一书乃中古史甚具功力之作。在茶余饭后，著者蒙王先生不吝指教，凡一年之久。不久，何炳棣先生自美回国开会，当时何先生《明清社会史论》一书已名满史学界，著者仅一助理研究员而已，何先生曾多次主动特别约谈，并嘉许勉励著者在中国社会史方面继续努力。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著者至哈佛大学研究访问，听完杨联陞先生、余英时先生讲授的全年课程，并承蒙指教，总论第四篇《中古士族性质之演变》一文便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专题。本书若干篇论文由陈槃师、严耕望先生审查，两位长辈屡屡坦诚批改，令著者受惠良多，陶晋生学长亦曾审阅总论稿，指正多处。

本书各篇的资料绝大多数来自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该馆中最重要的资料系当年傅斯年先生所收集，以研究需要为第一考虑。著者每每思及，若无该馆丰富藏书，著者很多篇文章甚至连架构都无法树立，即令勉强撰写，其内容必定比现在有更多疏漏。

一个在抗战爆发年月出生的人，处身于社会动荡的大洪流之中，能有三十年安定就学与研究的时间，已是异数，又能幸运地碰到许多学养深厚的老师与前辈先生，并获得丰富的研究资料与平静的环境，异数已不足以解释，或许是上苍的恩赐吧。

江山毛汉光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