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平台与包容胸襟
——英国博物馆印象

【一】反客为主

走进大英博物馆，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竟然摆放的全是别人的东西，而且皆被置于显赫地位，没有我们在中国博物馆所习惯的那样，理所当然把本国文化当主角。中国人习惯于在博物馆把本土宝藏置于头等地位，可英国人不这样，也没法这样。他们懂得，自己的历史没多少年头，不硬撑门面。中国瓷器流向丝路时，英国人还在用瓦罐；中国孩子翻读线装书《论语》时，英语还没成形；埃及人站在金字塔上俯视地球时，英国人还不会搭二层楼；希腊、罗马人用大理石托举维纳斯时，英国还没有雕塑。有自知之明，老老实实。但他们毫不客气地把各国精品，用坚船利炮搬回家。引东方之藏，聚海外之珍，敛诸国之宝，积天下之绘。英国人的不凡之处，就在于恭恭敬敬把“他文化”摆进博物馆，而且高调宣传。曾是世界最强大的帝国，竟然把本土文化搁置一边，用最大空间、最显位置，隆重推出埃及、巴比伦、亚述、希腊、罗马、中国文明。头抵屋顶、半人半神、巨大的埃及神像，五六米高的人头鸟体（羽人）像，成堆的木乃伊，数不胜数的古希腊、古罗马雕塑，整体搬迁的古希腊戏剧舞台……不但置于最吸引眼球之处，而且堂而皇之地作为镇馆标志，印于宣传手册。以他人库器，撑博物馆门面；以他人响器，鸣博物馆之声。毫不羞赧，豪气冲天。

不走进大英博物馆还真难以体会中国器物被人家置于高堂所产生的自豪感。步入中国馆，珍宝塞屋数楹。特别瓷器，橱柜壁立，高抵天庭，盘碗瓶瓯，不留寸址。大英帝国上升期，枪口对外，岛内呈平，累世不识兵戈。强盛为收藏提供了千载难逢之机。当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身遭乱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顾不上吃、顾不上喝，更顾不上文化时，他们先下手为强，捷而得之。唐代摹本顾恺之《女史箴图》，敦煌唐代经卷和布满演奏乐器形象的壁画，穿着时髦、衣饰超前的菩萨雕像，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錞于和铜质中国笙斗。据说大英博物馆第一位捐赠者内科医生、博物学家、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就有71000多件物品，包括明朝1603年版《本草纲目》、1592年版《三国志》。中国游客举头张望的目光和惊讶眼神，除了叹服外，自然还有对主人钦慕中国文化的心满意足。这既让中国人自豪，也让中国人感到英国博物馆学家非同一般的胸怀。

英国在中国人脑海中是个纠结。我们甚至难以把博物馆学家、人类学家与“强盗”分开，直至后来看到伯希和的照片，才能把面目清秀、文质彬彬的相貌与知识分子的概念连在一起。潜心收藏的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自身行为竟然暗藏了不容抹杀的救赎潜质。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于文化持有国因持久战乱而生发的意义，无意间做了一件让主人心存万幸的事。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把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当作一个正在扩张的帝国主义冒险的结构的一部分”，用这句话比喻当年的博物馆学家也不为过。一方面是难以原谅的霸道，一方面是难以名状的庆幸。这个纠结终于在一次次面对博物馆时，变得模糊了。

器物静待主人到来。终于，在英国大肆掠夺中国一百多年后，顾得上吃、也顾得上喝、更顾得上文化的中国人开始一拨拨走进大英博物馆，带着急切与平和，搜索漂泊海外的面目与乡音，并意外发现了拥有者的虚怀若谷。

【二】堆积堆积再堆积便是震撼

想不到外表看上去并不宏伟的牛津皮特·里弗斯人类学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别有洞天。我无法用汗牛充栋、堆山塞海、琳琅满目这类顶级词汇来描述印象，堵在嗓子眼里的感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儿。看到一间间填满宝藏的方格子，突然冒出来一个词：仓库！在大英博物馆就想找一个合适的词儿，到了牛津才冒出来。不是小巧精致的百宝阁、聚宝盆，而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库房、仓储。一堆堆，一丛丛，叠摞错居，架屋层摺，挥金如土，无暇细布。本该有更多空间、条理分类的“锦瑟瑶琴”“弦匏笙簧”，却随便堆在一处。主人根本没精力考虑美观，库藏太多。据说乐器有6000余件（据蔡灿煌统计），多到根本不在乎怎么摆。大英博物馆有800多万件藏品，我们看到的展品都是冰山一角。

无心分类，委弃衢架，从高至下，器悬数层。每类乐器并及相近样品，近以十数，上下之间，望之皆如乱麻。真是“屋下架屋，床上施床”。甚至每件乐器所系的解说卡都来不及打印，就用登记时的手写纸签。从未听说更未见过的人类遗产，弥亘两厢，不能深悉。“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

收罗之后，大致堆砌，也是一种风格。精致摆放故妙，堆砌亦未始不妙。这种奢侈让参观者产生强烈的感受就是富有。转念而想，或许堆砌，就是收藏者不小觑中国文化的前提。中国博物馆把一件珍品置于一个巨大空间，设计精致，突出看点。比较一下英国的“库房”，倒显得造作了。主人把说不清道不明的先摆出来，甚至有点戏谑化（绝不艺术化）。展品太密集，没工夫咀嚼，先吞到眼里，慢慢消化去吧。

一两百年来，无关乎国计民生的器物，都是人类学家和博物学家的收藏。“山水声伎、丝竹管弦、樗蒲博弈、盘铃剧戏”，“种种无益之事” ，对于博物馆，都是有益之物。实物使人容易走进橱窗里的世界。斗转星移，到后来，只有在这里才能发现家乡已经看不到的东西。“长恨春归无觅处，不觉转入此中来”（白居易《大林寺桃花》）。博物馆反倒成了一面铁镜，见证了祖先模样。中国乐器史上珍若拱璧的老器物，昔日司空见惯，如今难觅芳踪。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吴伟（1459—1508）《流民图》，就让人看到了当年敲击小鼓、抱着琵琶的难民情状。

乐器放置在玻璃柜中，难以拍照。不远万里，不能拍照，心甚懊恨，又无可奈何。隔着玻璃，尽量避开从哪个角度都难以避免的反光，拍几张勉强看得清的乐器，权做资料吧。心下暗忖，不拍下来怕见不到了。

【三】剑桥、康桥与非首都功能

人们津津乐道于欧洲建筑的三大王冠——教堂、皇宫、城堡，但忘了另一个王冠——大学。到英国不仅看伦敦、温莎，还要看牛津、剑桥。中国人一直徘徊在历史资源的骄傲与现实叙述的逼仄之间。你有教堂，我有寺院；你有王宫，我有宫殿；你有海德公园，我有圆明园。但有个领域我们一无所有——大学。书院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确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近些年有了分解“非首都功能”的说法。不同中心置于不同地方，是梁思成1949年的构想。一直不知道他的构想源自何方。到了牛津，约略懂了。离伦敦一小时火车的牛津、剑桥，是教育中心。一流人才，一流建筑，一流图书馆，一流博物馆，中国人觉得均属“首都功能”的机构，都与首都保持着距离。好东西汇聚京城，其他不能成为“中心”，当然源自大一统意识。英国有政治中心，也有教育中心。学府畏惧热闹，既不“争名于朝”，也不“争利于市”，甚至“思想的翅膀不能捆绑世俗的包袱，更不能捆绑都市繁华”。学府殷富，避居一方，在安安静静的地方落地生根。事实证明，这种分割十分有效。

有人归纳，牛津培养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位国王、六位英国国王、四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十三位总统和首相、八十六位大主教以及十八位红衣主教……难以核实的数字就是与首都保持距离的果实。顺着狭窄旋梯登上“圣母玛利亚大教堂”鸟瞰全城，楼宇如排浪般涌向蓝蓝天际的“万灵学院”尽收眼底。遥想莘莘学子把目光超越万灵学院熠熠生辉的塔尖投向远方时，视野该是什么？从大学城走进都城，他们开始治理世界。

剑河蜿蜒，浅草如茵，叹息桥、康桥、数学桥……若想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来旅游，听听摇桨的小伙儿用不怎么标准的中国话背诵徐志摩的诗，就能于惊奇之中约略估计一下流量了。中国人过此桥，无不想到那首诗。

剑桥分布着多宁学院、艾曼努尔学院、潘布洛克学院、克莱雷学院、国王学院、圣三一学院、圣约翰学院。牛津有“自然历史博物馆”“皇家研究院”，藏有中世纪油画（其中一幅画于1340年左右，有演奏小提琴的持弓者形象）的画廊等。许多学院有教堂、图书馆、博物馆、画廊，坐于高背椅上的院士们围聚的巨大会堂……院落巨大，绿草如茵，水池遍布。音乐博物馆放在牛津人类学博物馆，如同西方音乐学放在综合大学一样，反映了研究与表演两分的传统。值得品味的是，已有九百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宣传资料上看不到校史，也无校庆。这让爱抖擞历史的中国人有点五味杂陈。

【四】站在知识中间思考学科来处

大英博物馆大厅镌刻着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一行诗句：“让你的双脚，在此后的千百年里，都站在知识中间。”站在“知识中间”，不免想到为什么英国诞生了埃利斯（Alexander John Ellis，1814—1890）的《论各民族的音阶》。如果没有英国人不惜气力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巨量收藏，如果没有巨量收藏带来的眼界，如果没有意欲了解世界的英国人邀请亚洲、非洲的音乐家来此演奏，如果没有东方的鸣钟朗鼓对单一“音体系”的冲击，他会产生比较意识并推翻欧洲文化中心论那道坚固的大墙吗？有了博物意识才能具备理论视野，有了理论视野才能写出民族音乐学打破单一、包容多元的著作。揭开学科视角的谜底就藏在一座座博物馆中。

有着上千座博物馆而被誉为“博物馆之国”的英国，博物馆多到叫不出名字。面对这份丰渥，方能明白这里为什么诞生了埃利斯，诞生了文化平等观念。那是以巨大藏品垫底的胸襟。民族音乐学讲究从现象背后探视事物发生的原委，我们也渴望从民族音乐学创始人的诞生地探视这门学科之所以诞生于此的原委。埃利斯不以本土之私而伤天下至理，敢于对自己的文化说不；说出你不是唯一表达，而是世界上无数表达中的一种这类对英国人来说不中听的话。这是没有硬邦邦的博物馆支撑即使张开口也不硬气的言说。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世界上还有另外的表达，而且是附着于另一种价值体系的表达。他的结论让西方人震惊，更让中国人震惊，而且让中国人高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重新评价自己的标准。或许以此审视伦敦、牛津、剑桥，城里城外、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才能估量其器局与无量承载。埃利斯时代的英国实现了人类遗产大汇聚，“天下为一家，不为有所私”，给包括民族音乐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带来了丰厚积累和广阔视野。博物馆真是个好地方。天下所归，这个方式了不起！

让自己陶醉也让他人陶醉且不遗余力收罗珍宝的博物馆家，早把不平等观念抛置脑后了。英国博物馆把中国文化置于高堂显位的布局，比什么大道理都更能让渴望挺直腰杆的中国人震动。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巴里·坎利夫爵士（Sir Barry Cunliffe）说，博物馆的讲述超越民族国家，是对偏狭观念的抵抗。另一个英国人说，建立博物馆就是为了在“一个建筑物里理解全世界”。这就是书本里看上去有点自以为是的英国人在博物馆里一点没有自以为是的胸襟。

原载《人民音乐》2020年第1期 yYFnKC5y0OilB2iqZQl6Nk8f2DNOzEc0ew+GpjtV/MwYy47nz5GckvcY0XSkVD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