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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并在封闭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出国是一个梦，一串吃不到的酸葡萄，一个翘起脚也够不着的香饽饽，一个“做梦娶媳妇”的痴心妄想。总之，是想都甭想的事。学西方乐器的人，游历欧洲的渴望更强烈，天天拉小提琴、弹钢琴，却不能到音乐家和作品的诞生地看个究竟，撩得心里痒痒。所以，机会真的来了，直蹦高。199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听说可以申请一笔出国参加国际会议的经费，感觉像是天上掉馅饼了。到音乐系办公室填张表格，说明会议名称、时间、地点、理由，找导师签字，交研究生处，就能领到一万港币的支票。几个同学一起到香港中环“中信大厦”办手续，第一次走进八十多层大厦，坐电梯直达五十层，瞬间腾飞，如同孙大圣钻进了天窟窿。手续简便，五个工作日就可以领签证。对于要赔上一张张笑脸、加盖一个个公章、通过一道道手续，直到精疲力尽、差不多要放弃的时刻才办下来的当时的国内出国手续来说，简单得不可思议。“难于上青天”的“天路”就这样接通了。
飞机降落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走下飞机，觉得天是瓦蓝瓦蓝的，云是雪白雪白的，空气是清爽清爽的，禁不住张大嘴，take一个深呼吸，梦寐以求的“西方”终于到了！一群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同学认定，当年唐僧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天竺的心情就该是这个样子。兴奋相互感染，兴冲冲买了去巴黎的火车票，旋即登上“欧洲列车”。坐在老式干净的列车上，恨不得一头扎进法国。瞅着窗外，四顾不暇。风驰电掣，都觉得慢。冲出车站，连旅馆都没来得及找，就直奔香榭丽舍大街了。沿着那条从小就听过街名、大名鼎鼎的宽阔大街，从老凯旋门一路兴致盎然地走到新凯旋门。边走边看，乐而忘倦，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翌日钻进卢浮宫，一整天没出来。第三天到巴黎圣母院，再乘游艇，在“冉·阿让”散步的塞纳河游览，最后登上埃菲尔铁塔那座“通天神物”，鸟瞰巴黎。几天下来，算是把主要景点逛了个遍。
游完巴黎，再回荷兰莱顿大学参会。“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主持人高文厚、施聂姐两口子很不高兴。“你们是来开会还是来玩呀？”没想到，我们的回答竟然毫无愧疚：“此行的目的就是玩。回到大陆，还能不能出来就难说了。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第一次出国，说不准也是最后一次。现在享受香港身份，回到内地，可就没这份自由了。”这话让高文厚、施聂姐大惑不解。
想不到，自那以后，出国机会越来越多。时代大异！维也纳、柏林、巴黎、罗马、伦敦、莫斯科，这些与音乐家、音乐史紧密相连的地点都一一落足了。
歌德说：“什么是美好的人生，那就是在成年实现少年的梦想。”
以此衡量，我的“美好人生”是以在不惑之年到达“少年梦想”之地为标志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教授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说，所谓“现代性”就是“对身体移动的自由掌控”。更有人把“身体移动的自由掌控”视为思想驰骋的直接体现。托马斯说铁路是“现代性最直接的指标”，
今天的指标当然不止铁路，乘风御驾，“坐地日行八万里”。一个人把身体平移到另一个地方，自然看到了另一番景观，也获得了另一种观念。以此理解威廉·托马斯，旅行的确是实现理想的前提。不曾深解的旅游，一旦有了这种解读，便获得了另一种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提供出国经费是有条件的。返校后，必须交一篇心得，意思是不能让你白跑。第一次出国，又是欧洲，热血沸腾，回港一夜，挥毫而就。短文写出，就想发表，投寄香港《文汇报》，旋即发表。于是动了继续写下去的念头。后来遵循此列，凡是出国，笑而成文，当一快事。积攒起来，就有数十篇了。于是又动了编辑成书的念头。自从有了这个想法，就有点用心了，渐至衍生出《声湾》《响堂》两本书。
记录不仅是捡拾记忆，也是深化认识的过程。有没有价值，自然看有没有特殊视角。现在已经不止朱自清《伦敦杂记》、郑振铎《欧行日记》、萧乾《负笈剑桥》、陈平原《大英博物馆日记》可读了，朋友圈的记录，让人看到旅游时代的个人化表述。有图有景，见情见性，从各自的角度记录了“诗和远方”。
出国的人多了，写游记的也多了，作为音乐家，总要写点与其他行业不同的东西，说点与音乐相关而且只有音乐家才能说出的话。我们的眼睛或者耳朵应该看到或听到其他人看不到或听不到的东西，其中包含只有音乐家才能辨别、才能传达的特殊感悟。少说或不说其他人也能说而且说得更好的话，应该是音乐游记的特色。这就成了不是怎么说而是说什么的问题。每人都能在相同地点看到相同景物，但哪些是音乐家才能透视的声景？抓住这些，才是贴近音乐或对理解音乐有点启示的东西。读游记，常常佩服写作者即便待上一两天也能写出动人观感的能力，也常常分析作者怎么观察和理解“在地文化”的方式。音乐家需要另辟蹊径，寻找与音乐相关且据以解读旅途的意义。
大多数人觉得音乐家写不出吸引人的文字。文学家一口气能说出擅长表演不擅长表意的音乐家难以表达的意念，不像拿起乐器能让世界天旋地转而说起话来连自己都觉得天旋地转的音乐家。原因大概是音乐家没找到切入点，找到从音乐感受异乡的视角。这是结集之愿形成后不断提醒自己的事。不知道是否达到了目的，至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开篇好像还是需要交代一下音乐家为什么对欧洲古典音乐情有独钟的原因。真的如人所说的仅仅是“崇洋媚外”？其实，“崇洋媚外”一词远不足以反映我们这代人“古典音乐情结”的复杂性和紧张度。反思不免沉重，但也有必要解读。
我们心中的欧洲是由音乐家及其作品在演奏和聆听中连接起来的“存在”。20世纪初期成长的人，经历过一段中欧交往史；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一段中苏交往史；50年代后出生的人，两扇大门都关上了，既无西欧，也无东欧，因此，只能从音乐中“听”。诡异恰恰在这里。音乐家竟然用耳朵“听”出了一个“存在”。“误读”成为“悟读”。
我们接受过两种教材，社科教材和音乐教材。社科教材的正义，在音乐教材中走向反面。社科教材被认定为“不好的”，音乐教材统统被认定为“好的”；社科教材否定的，音乐教材肯定；社科教程批判的，音乐教材膜拜。一反一正。奇怪的是，后者在前者的污名化中日益神圣，反作用力到了让所有社科教材认定为“不好的”都在音乐教材中被认定为“好的”的程度。音乐家的判断来自耳朵。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描绘了西方人“想象的东方”。
其实，东方人脑海中也有一个“想象的西方”，而且是用耳朵定位。比起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东方对西方的想象更具双重性：音乐家眼中的教堂不是大理石和拱形穹顶构成的，而是巴赫和管风琴构成的。那甚至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少年时代手中的乐器上流过的“时光”。踏上欧洲那一刻，奇迹发生了！周边一切，皆不陌生。“如游旧境，如逢故人。”
不禁自问：为什么对从未到过的“陌生”感到“熟悉”？“陌生的熟悉”或“熟悉的陌生”源自几十年深入骨髓的演奏，如同婴儿在孕育期谛听母亲心跳于律动中获得的安全感一样。
欧洲音乐对生命的意义有多大？触及有多深？这就是莫可试测的原因。之所以爱好古典音乐并超越一切爱好之上，皆源于此。古典音乐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口，乃至成为世界本身。
喜欢古典音乐绝非“崇洋媚外”，那是一种生命的争衡和认识世界的渠道。我们抓住吮吸文化的介质——乐器，而且把其作为摆脱困境的载体。这或许也是我们想象力过分发达的原因。所以，一旦获得验证那种建构了半生想象的机会，则绝不放过。我本布衣，苟全于世，不求闻达，总想把梦做完。
逐渐变为“日常”的旅游，让昔日的紧张缓解松弛下来。曾经的偶像已非不着边际的想象，旅游拉近了审视距离。现实的西方与想象有很大距离。我们既看到了精致的巴黎圣母院和卢浮宫，也看到了涂鸦破壁和肮脏民居。我们再也不会像萧友梅时代那样拿中国最差的东西和欧洲最好的东西相比，也不会以郎朗、李云迪时代拿中国最好的东西与西方最不好的东西相比。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已经超脱了对欧洲要么批判要么赞美的二元对立。写下半是行迹半是心路的文字，或许也是提供了一份音乐家成长与社会变迁的记录。
2018年夏，我站在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等待屏幕上火车时间表的换屏，回头一看，来自不同国度的游客成百上千，挤满大厅。火车满员、大巴满员、飞机满员、轮渡千帆，都在行走。每隔三分钟一趟火车，每隔两分钟一班飞机，小车川流不息，游艇鳞次栉比。流动的世界！还有几个人像原来的树一样一动不动？行走决定意识，眼睛、耳朵、嘴巴、鼻子都变了。看城堡、大学，听交响、爵士，尝麦当劳、肯德基，鼻闻奇花异草、湖鲜海腥。视野、耳道、口味、嗅觉，全都不再本土。
在布拉格维特大教堂背后的小吃摊上，低头咀嚼塑料盘里当地特产土豆炒肠。长桌另一头，肩并肩挤着一排游客。裹着颜色鲜亮的披肩、一头黑发像镶着金边乌云的阿拉伯太太只顾自己吃，竟然一手拉错了别人家的孩子。眼前是不同人种混杂在一张餐桌上品尝小吃的景观。当今世界，还谈什么界线？
随中央民族乐团到欧洲巡演，年轻人带着两个表盘显示两地时间的手表。当地时间，为了工作方便；中国时间，为了给老婆打电话。必须掌握好。误了当地时间，赶不上车；误了中国时间，会挨老婆骂。时间是谁定的？英国人。全世界都按格林尼治推定自己的时间。我们还有自己的时间吗？没有！因为坐飞机到伦敦、到巴黎，必须对接当地教堂大钟。时间让我们与世界相连，离开了便不能掌控生活。这就是世界，一个整体。概念来自联系，从看得见的计算机、手机，到看不见的网络、时间，我们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世界了。
感谢上海音乐出版社的费维耀社长和我的学生李煞编辑，他们让我把过去一段岁月记录下来的愿望得以实现。辑录的意义对于音乐家来说就是把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乃至时时发作的学术联想纳入一个前后衔接的整体之中。或许音乐之神看到我到了满头银丝的年纪还扒着琴上素丝而不肯松手的嗜笃依恋，借他们之手给了我这个意外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