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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快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从“知识就是力量”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飞跃，将“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的目标，如此迅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振兴中华民族，关键是科学技术，基础在于教育；而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培养和造就，则是振兴教育的战略重点，这已经成为人人都明白的现实逻辑关系。
同理，终身学习和不断提高，是每一个人民教师学习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终身学习过程中要获得高效率的知识增长和能力提高，必须借助先进教育思想的武装，熟练掌握现代教育研究的基本技能。
作为地方高等院校专业学科共同的专业技能课程，“学术论文写作”（亦即“科学论文写作”），有助于我们认识科学的思维方式及其应用价值，帮助我们培养优秀的学术思维品格，养成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从根本上提高我们在现代教育中的职业竞争能力。
“学术思维”不是神秘的词汇。无论古今，“学术”的含义都离不开运用知识，掌握方法，解决问题的基本内涵。当然，从具体的人来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各有专长，需要相互弥补，共同合作；从任何一个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看，构成学术体系的学术问题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层次性，“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学界泰斗是很少的，绝大多数的学术工作者都在做“积土成山”的基础工作。无论研究“汉字信息系统数字化”，还是研究“怎样帮助中、小学生纠正错别字”，从学术价值上讲都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一方面要破除“高山仰止”的迷信和畏惧，另一方面还要树立“路在脚下”“志存高远”的精神和目标。
让我们满怀敬仰科学、热爱学术的激情，瞄准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培养目标，以探求真理的匆匆脚步，走进学术思维广阔无垠的天地……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真理一词的原本意义都是指宗教教义的精髓。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真理一词逐渐被人们用来指代客观事物的规律和科学的定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的认识，一直经历着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和迈进的过程，人们“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因而，在学术思维过程中，我们要“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反过来说，在发现真理、证明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中，处处都显示着学术思维的漫漫足迹。“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的正是古今学人崇尚知识和学术、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意志和决心。
被马克思誉为“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认为：“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求婚），认识真理（就是与之同处）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
我们强调从这种高度来理解和认识学术思维的价值取向，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学术爱好者、学术论文写作的学习者和实践者明确思想目标，把认真研究问题、大胆探索创新、勇于揭示和坚持真理的意志、品格和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为热爱真理而投入、为科学事业而献身的学术思维品格，拒绝那种自命清高、玄而又玄的学术倾向。
古希腊的悲剧作品《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塑造了一个为正义和真理可以接受一切打击和折磨的崇高形象，他敢于违抗神界最高统治者宙斯的意志，盗取火种送给灾难深重的人类，给人间带来了光明和力量。他因此遭到宙斯的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被牢牢钉在高加索山顶的悬崖上，每天有一只鹰来啄食他的心肝肺腑，而普罗米修斯永不屈服，永不后悔。青年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序言中，颂扬这位拯救和造福人类的先行者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也曾借用普罗米修斯的精神鼓舞人们追求理想的决心和斗志，把“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作为自己的不朽誓言。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思想，是每一位热爱科学、热爱学术的人，应当尽早汲取的精神营养。
培根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如此表白：
我写书不是为了消度空闲时间和供人们娱乐消遣。
我所关心的是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这是我愿意借助于正确和健全的理智思考来加以改进的。
在自己的求职信中，培根还这样说道：“我无意于功名利禄，升官发财。我只希望能得到一个职业可以谋生，并有足够的业余闲暇使我能从事我所热爱的科学研究……我想清扫那些无意义的哲学争论，而探索一种可以通过观察、思考和发现，去达到真理的新途径，使人类知识获得进步。”正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这位人类学术史上的巨匠在晚年完成了两部不朽的著作——《学术的进步》（1605）和《新工具》（1620）。
每一个真正了解实验科学卓越成就的人，每一个敢于正视在实验科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近代工业革命对人类物质文明的突出贡献的人，都应当对这种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的”的人生价值选择，投之以赞美的目光。
孔夫子一辈子“诲人不倦”，建立了世界思想宝库中积极进取的儒学思想体系，成为古今中外无数志士仁人称颂的“万世师表”。以至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思想家，面对缺乏人情味的金钱关系和不可遏制的利益占有欲望而无可奈何，提倡运用具有无限包容精神的儒家思想来拯救世界。
这些典型事例，都是人类学术思想宝库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认真理解这些成果之所以形成的价值目标选择方式，帮助我们自觉锻炼“探求真理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学术思维品格，这是促进我们养成热爱真理、探求真理的崇高美德的最基础的思想条件。
如果说“崇高的美德”是探求真理的人们所期盼收获的鲜花和果实，那么，这种收获的取得不仅仅要有探求真理的盼望、勇气和决心，而且还必须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格。因此，我们反复强调：严谨治学是形成学术思维品格的基础。
人的认识要产生飞跃，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开始，通过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飞跃。要真正做到严谨治学，夯实知识和学术的基础，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在人类科学史上，一个人的发现、发明和创造总是有限的，人类的发展和进化之所以超乎其他种群而卓立于世，根本原因就是通过语言和文字的记载、传递，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
同一时代的人与人之间，先天并无太大的差别，通过后天不同的学习、积累和实践才产生了差异。如果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那么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是不是认真一点、刻苦一点”造成的。所谓“勤能补拙”“功夫下到自然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苏联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巴甫洛夫这样告诫青年人：“你们想要攀登到科学的顶峰，应该先通晓科学的基础知识。前面的东西如果没有领会，就决不要动手去搞后面的”；“要养成谨严和忍耐的习惯。要学会做科学中的琐碎工作。要研究事实，对比事实，积累事实。”列夫·托尔斯泰的观点也一样，“正确的道路是这样：吸取你的前辈所做的一切，然后再往前走”。
“万丈高楼平地起”，靠的是一砖一石的不断积累；“无数涓流成瀚海”，靠的是一点一滴的无尽汇聚。青年大学生成才，靠的正是学习人类浩瀚知识的刻苦精神。“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是每一个求学者、每一个学术爱好者，事业赖以成功的真正秘诀。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要“有心”，要“善于学习”，就要在广泛学习前人、科学归纳总结的同时，用心积累自己的实践经验，善于学习和借鉴别人的经验成果。
一方面，自己要大胆实践，深入实践，用科学的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就学术思维的训练而言，就是要从培养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开始，广泛钻研教材以外的相关论著和资料，寻求帮助自己解答问题、阐发观点的材料和思路，在对学术论题的思考和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如果我们能认真对待每一门课程的学科论文，认真写好学期论文和学年论文，并能对自己感兴趣的其他问题做出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四年大学生活中学术研究经验的积累，就可以促使我们逐步“入门”，并不断得到“深造”。
另一方面，要善于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成果。在信息发达的当今世界，知识信息的数量迅猛增长，除了抓紧学习同自身专业相关的优秀论著之外，还要抓紧时间学习专业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因为，80％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在专业杂志上首先发表的。同时，还应当充分利用现代阅读手段，从计算机网络上查阅和下载对自己最有用处的资料。只有从别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吸取最新的知识信息，学习最新的研究方法，接受最新的科学成果，才能使自己的信息触觉不迟钝，才能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落伍，才能为自己的学术思维插上腾飞的双翅。
学习的目的在于使用，使用的效果如何，则要看创新的力度。我们耳闻目睹的教育现状告诉我们，谁不能从单纯记忆型和应试型的人才模式中摆脱出来，成为自主学习、自主创新的主动者，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中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在具体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以创新的精神不断培养自己的学术思维能力和品格，就是增强当代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最现实的方法和最有效的措施。
培育创新意识和展示创造业绩，也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要从创造性的学习和训练开始，寻求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和步骤，从课本拓展到课外，从基础知识拓展到应用实践，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做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从而实事求是地树立自主创新的阶段目标，争取自主创新的积极成果。
当然，学习前人、注重实践和追求创新三个方面，并不是脱节和分离的，无论作为严谨治学的实践行动，还是作为形成学术思维品格的可靠条件，三者都是辩证统一、不可偏废的整体。只有在三个方面都身体力行、做出实效，才能逐步形成严谨治学的学术思维品格。
近年来，“与时俱进”这个词语谁都不会陌生，但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词典中原本没有这个词汇。这个典型的事例正好雄辩地证明了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思想观念也要与时俱进的道理。
其实，我们的祖先就深知这个道理，从“宇宙”一词的含义便可推知一二。《太平御览》引《纂要》云：“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庄子·让王》记载善卷曾经不无豪迈地说：“余立于宇宙之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按照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时间和空间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既没有脱离空间的物体，也没有脱离时间的事态。“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正是把天体运行规律、时序的四季变化和动物的生老病死、植物的繁茂衰枯联系在一起来认识自然规律的。“与时俱进”本来应当是一个如同“春花秋月”一样普通的词汇。然而，在封建制度的漫长统治和封建思想的长期禁锢中，无论是政治还是思想的统治者们都希望自己的权力和意志永恒不变地一统天下，致使封建落后的思想形态逐步趋于保守，也正是对这样的历史缘由和思想根源的严肃反思，才促使我们把“与时俱进”作为“学术思维品格的内在精神”加以阐发和认识。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学问，它要反映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科学是最具人本情怀的新工具，它的应用在于源源不断地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科学是人类创造的最为宝贵的遗产，它不接受任何个人的支配和限制，决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科学的思想越普及，科学的技术越先进，人类社会就越趋向进步，越趋向共同富裕和全面繁荣。把“与时俱进”作为内在精神的学术思维品格，要求我们为破除迷信、为实现深刻的思想解放、为推动科学的普及和社会的进步繁荣，做出贡献。
用学术思维的眼光看待科学发展的历史，它是由三个鲜明的阶段所构成的：2000多年前，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建立了形式逻辑体系，推动了哲学、数学等基础理论的发展；400多年前，以英国科学家培根的《学术的进步》和《新工具》为标志，世界开始进入以科学方法论为基础的实验科学的阶段，大机器生产、电器技术与化工技术的广泛运用，极大地繁荣了经济，推动了社会的进步；60年前，以英国人艾伦·图灵（Alan Turing，1912～1954）等人的电子计算机理论为标志，世界逐步进入电子技术集成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崭新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市场的全面开放，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预示着人类社会超高速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趋势。总之，人类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物质文化的发展状况和速度，都是由相应的思维方式所左右或带动的。意识对于存在、思想对于物质的“反作用力”，越来越显得巨大无比；科学技术发展的生产力效应，越来越显示出无与伦比的潜能。
当我们的祖先用指南针四处寻找“风水宝地”、用火药制成的鞭炮驱鬼镇邪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却悄悄地发生着另一种变化：我们祖先的发明成果，正在改变着世界的命运：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实验科学思维方式直接引导的技术革命，对推动世界历史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而坚定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决心和意志。
正如人的生命过程一样，“学术也有儿童时代，那时它是萌芽而且一般是幼稚的；然后是它底少年时代，那时它是蓬蓬勃勃而有少年气的；然后是它底壮年时代，那时它是坚实有节的；最后是老年时代，它就变成干枯销竭的了”
。
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任何类型的学术命题都不可能有终结和唯一的“顶峰”式的研究成果，所以，我们在尊重科学、信奉真理的同时，绝对不可以陷入迷信的境地。因为，科学的结论和具有真理价值的理论，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初中班主任工作方法研究》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研究题目，许多人也许认为别人都写过了，没有更深入的余地了。其实不然，从横向认识——班级工作组织方法的优化，男女生生理、性格的差异，学科兴趣小组活动在班级工作中的作用，后进学生的思想转化，班级思想工作与家庭教育的协调配合，班级工作如何抵御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影响等等，每一个独特的角度都具有可供深入研究的内容和空间；从纵向审视——每一个学生的身体、思想、性别特征和学习状况，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新学科的增加、学生群体关系的变动、周围环境的变化、社会生活的改善等等，无一不导致学生情绪、性格、成绩各个方面的变化。再说每一个特定时代的学生都有着独特的好尚、习性和观念，这些变化表现在教育过程中，就需要不同的教育方法、实验手段和组织策略。因此，班主任工作的研究就是一个永远做不完的行动系列。要不然，我们怎样理解“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呢？
同样的道理告诉我们，“与时俱进”不仅仅是时序变化的问题，它还包含着角度、方位的变化。当北半球处于炎热的夏季，南半球必然是寒冷的冬天；当许多人利用“教育产业”的杠杆不断提高入学收费标准的时候，弱势群体子女的就学自然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加入WTO，我国的农业受到强烈的冲击，却又给过度开垦的土地带来了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好机遇；大中型企业减员增效导致了失业人口的增加，下岗工人加入第三产业，激烈的竞争之后带来的却又是社会服务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矛盾的多样性和相互转化，给人们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学术思维空间，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学问没有止境，学术没有禁区，学术命题的无处不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心实意的知识追求者和学术爱好者，千万不能原谅自己的懒惰而对学术问题熟视无睹。须知，“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袁枚《遣兴》）。处在相同的社会生活与学习条件下的人们，研究学术问题的机遇是同等的；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人们把握机遇的执着程度存在着差异罢了。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学术思维领域同样有永远开垦不完的处女地。面对任何领域、任何命题的研究，每一个研究者只能是长途竞赛的接力者。每一个学术爱好者在全面学习和接受前人成果的同时，都应当毫不犹豫地拿过前人的“接力棒”，在属于自己这段路程中跑得更快，做得更出色。
任何类型的学术成果，都是由具体的人来完成的，其学术思维品格不可避免地带着鲜明的个性特征。
学术工作是枯燥的、艰难的，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是不可能做出成果的。我们说古希腊的历史“有古无今”，我们说美国文化积淀薄、根子浅，就是因它们在时间的延续性和联系性上有着某种缺陷。我们赞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它拥有一个极其完整、贯穿古今的宏大体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拥有一套接着一套的“二十五史”。从这一角度讲，最伟大的功绩应当归于杰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自幼就怀抱“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理想，立志继承孔子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的事业。在编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因为仗义替将军李陵说几句客观公道的话，就遭受惨无人道的宫刑，关押在大牢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他也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史理想支撑着他，使他抱定了“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决心，蓄积了“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的坚韧意志，竭尽一生的心力，“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司马迁《报任安书》），最终完成了《史记》编写的浩瀚工程。
司马迁发愤著书，立志“成一家之言”，明确树立“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标准，再加上作者为成就事业所采取的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终于让《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给世世代代的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分类越来越细密，科学爱好者所选择的学术研究方法及发展空间也自然越来越趋于个性化。
爱因斯坦自幼就具有孤僻的性格，连兄弟姐妹都融入不了。他对小提琴有特别的爱好，并通过刻苦训练达到较高的演奏水平。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为麦克斯·普朗克举行的60岁生日庆祝会上，爱因斯坦做了题为《探索的动机》的演说。他认为，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一些“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对于这个观点，爱因斯坦做了如下剖析：
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
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之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依据爱因斯坦的性格，他的努力并不是想要标新立异，而是不想仿效绝大多数人平庸世俗、追逐利益的生存方式。人们都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而爱因斯坦却认定最笔直、最幽静、最光明的只有一条！他要在这条道路上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和目标。
在爱因斯坦沉默、孤独、充满耐心和坚韧的摸索之中，音乐帮了他一般人无法预料和估量的大忙。在他高度专注、无比紧张地思索“光量子假说”和“广义相对论”的日子里，只要思索一陷入困顿，他就不由自主地拿起那把时时、处处伴随自己的小提琴，让她发出光彩四溢的奏鸣，于是，优美、和谐、充满想象力的旋律和深奥的物理学产生了共鸣，给爱因斯坦想象中的空间维度以无限的扩张和拓展……这一切终于构成了充满曲线运动的“时光隧道”。终于，这种崭新的时空观念，孕育出“相对论”的逐步成熟。当这位“第一小提琴手”的科学推测在1919年日食观察中得到证明时，他自豪地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鲁迅先生学术思维品格个性特征的显现，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鲁迅自幼为解除父亲的病痛往来于当铺和药店之间，被那些百般神秘并充满迷信色彩的中医药方所困惑。药吃了无数，家资几乎耗尽，但最终还是解救不了父亲。之后，他和同时代许多追求进步的年轻人一样，渴望救国救民，他先上江南水师学堂，选择了军事救国的道路；由于对学校的乌烟瘴气产生反感和失望，转而改上矿路学堂，选择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父亲的死留给他的压抑实在太深重，他一直觉得是中医的平庸和无知葬送了父亲的生命，于是在去日本留学之后改学西医，就是为了将来有能力解救像父亲那样受病魔缠身的柔弱的国民。
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他改变了自己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一次课间休息在实验室里看时事影片，画面描述的是日俄战争的情形，但其中偏偏夹杂着给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兵抓到后要枪毙，围着观看处决的却正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于是鲁迅深感拯救国人的思想和灵魂远比解救身体的病苦更为重要，而拯救思想和灵魂最常见、最便捷的武器莫过于文艺作品，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开始了《呐喊》中的一些小说的创作，希望以此促使国人的警醒、觉悟和自强。
也正是沿着“思想救国”的道路，鲁迅在写了《呐喊》和《彷徨》中的25篇小说之后，却将这“一发而不可收”的创作停止了，转而从事杂文写作，以“投枪和匕首”般犀利的笔锋解剖吃人的制度和形色各异的丑恶灵魂，以无比的深刻和痛快淋漓，让政治上、思想上和精神上的统治者、压迫者们感到摆脱不了的恐惧。
许多热爱文学的人对鲁迅创作方式的转变感到遗憾，觉得是中国小说事业的一种损失。真正了解鲁迅人生道路方向和目标的人则都清楚：正是这种方向和目标，决定了他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也决定了他作为思想家的学术思维品格。
以上三个方面是从正面分析的。从侧面或反面看，任何一个在学术思维品格上有缺陷的学术工作者，其缺陷的存在也都是同自己在思想、性格和生活价值取向方面的偏差和失当密切相关的。因此，每一个学术爱好者都应当主动地、自觉地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学术实践，逐步确立积极、健康、进步的学术思维品格，充分展示自己符合时代潮流和现实需求的学术个性特征。
所谓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是指开始于苏格拉底、成熟于亚里士多德，以形式逻辑为主要推导方法的学术思维方式。这种学术思维方式，在西方古代一直到近代实验科学产生并成熟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方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点是从“范畴”开始的。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提出了10个基本范畴：实体、数量、关系、性质、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即“被动的姿态和状况”）。根据这些基本范畴，人们可以对客观存在的各种事物，进行规范的界定（定义）和划分（分类），使之形成准确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例如人们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状态将它们确定为：“物质—精神”“时间—空间”“运动—静止”“自然—社会”“种植—养殖”“战争—和平”“正义—邪恶”等等。
概念定义的精确程度和划分的细密程度，通常标志着人们认识的层次和研究的水平。依照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方法，在把握精确的概念之后，人们要严格按照“同一律”“排中律”和“矛盾律”（即“不矛盾律”）这三个基本的逻辑规律，对事物进行前后一致的、非此即彼的、真实准确的判断。再运用这些正确的判断进行推理，最终得出科学可靠的、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进行推理的模式，就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三段论式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部分组成，只要大前提和小前提都真实，而小前提和大前提又有直接的联系（具有“同项”），结论必然也是真实的。例如：
（大前提）：凡是人总是要死亡的，
（小前提）：亚里士多德是人，
（结 论）：因此，亚里士多德避免不了死亡。
面对真实是学术推论的基本态度和本质方法。真实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辨别真伪也就成了学术工作者最起码的能力。西方传统逻辑思维方法的开创人苏格拉底同自己的辩手埃弗奇进行的一场“关于正义”的推理论辩，生动地表现了逻辑思维对人类认识和思辨所产生的磨砺功能：
苏格拉底：欺骗属于哪一类？是正义的呢，还是非正义的？
埃弗奇：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即一切欺骗都不是正义的。
苏格拉底：好！照你所说，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那么，两军对战，兵不厌诈，战略家设计骗过自己的敌人是正义的呢，还是非正义的？
埃弗奇：（无言可对。于是他把自己的观点修正为）并非一切欺骗都是非正义的。一切欺骗敌人的行为是正义的，一切欺骗朋友的行为是非正义的。
苏格拉底：照你所说，“一切欺骗朋友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那么，在战争中，当战略家看到自己的士兵士气低落时，故意说谎，声称即将有大批援军到来，从而鼓舞了士气，战胜了敌人。你认为战略家这种欺骗自己的士兵以及自己的朋友的行为是非正义的吗？
埃弗奇：（无言以对）
这种逻辑推理方式（包括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就是西方传统学术思维中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思维模式。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数学、天文学、生物学等学科门类的知识，大多都产生于这种思维模式的逐层推导。
国学传统思维模式是服务于汉学传统“考据”的，以注、疏、笺为特征，以“证明”为目标的思维方式。这种学术思维方式，起于西汉，盛于唐宋，大兴于明清，是传统国学研究中一种普遍的思维模式。
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在政治思想上、民族心理上、学问风格上都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
首先，西汉王朝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推行了一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措施，使“百家争鸣”成了一种历史的记忆。以后的历代王朝对统治思想之外的学说，一概采取封锁、排斥、打击的态度，甚至演化到大兴“文字狱”的地步，使人们失去思想自由的空间。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以对“四书五经”注疏的生硬记忆为主要内容，使读书人的思维受到严格局限，久而久之，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理性光芒。
其次，以汉民族为代表的华夏子孙世代受“中庸之道”和宗法思想的熏陶，善良的本性中潜滋暗长出“崇古”“尚经”“法先王”的民族意识，并在统治者提倡下渐次形成一种规范的社会道德和行为标准。于是，很少有人敢于对社会、政治、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发展，提出独立的个人见解。“我注六经”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追求学问的主要潮流。在言说自己对经文内容理解感悟的同时，出现了两种心理畸变的形态：一是按照统治者的心理和意图，穿凿附会地曲解经义；二是以批注经文作为自己成名成家的手段，通过“我注六经”达到“六经注我”的目的。其间虽然也有大胆著述，表现新思想、新方法的有识之士，如王充、李贽、王夫之等，但其思想方法在当时影响并不大。
再次，受“内省”心态的左右，学问界形成了内敛式的思维模式，回避问题，远离是非，成了大多数人处世立身的学问方法和治学风格。连“文起八代之衰”、名高一世的韩愈，也由于提出“从师”“进学”的见解而受到世人嘲笑讥讽
，不得不写《师说》和《进学解》来校正视听，指出那种“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世俗弊端。一般人想要论及有违世俗的观点，就更不可能了。
国学传统思维模式，在以“宗经”“明道”为主体的释义笺注和阐发中有其积极的作用，因为它重视历史文化的继承性，强调学问的“厚积薄发”，要求每一个做学问的人，从头到尾、脚踏实地地钻研历代经典，对增强人的学养有着极大的好处。但要求人们所做的学问必须“无一字无来处”，处处要引经据典。这样，势必严重束缚人的思维，局限人的创造精神。
钱钟书先生做学问力求摆脱传统国学思维模式。但是纵观其立意深邃、贯通中西古今的《谈艺录》和《管锥编》，许多地方表现出“述而不作”的风貌，再加上作者所用的经典化的文言表述方式，更让人处处感受到国学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
对国学传统思维模式的突破，历来表现为思想意识的觉醒，如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王安石的“新故相除”理论，李贽的“童心说”，王夫之的“经世致用”观，鲁迅对封建思想的彻底否定和批判等等，都是对国学传统思维模式的反叛和突破。
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是以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基础，通过近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而逐步趋于成熟的思维模式，它孕育出了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思想方法体系。
弗朗西斯·培根是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的开创者，他在《学术的进步》和《新工具》两部重要著作中，阐明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基本观点。培根以“知识价值论”作为唯物经验论的基石，他把人类“经验提纯”式的知识更新，作为推动科学“伟大复兴”的基本动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培根提出“假相”说，指出人们的主观认识偏离客观事物真实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认识的片面性。他还根据语言文字约定俗成的特性，推及语言表层意义和概念本质不相吻合、甚至相互背离的可能性，从而揭示出宗教、神学和一切唯心主义的谬误根源：凭借臆造的虚幻世界来取代客观真实的世界。
培根不仅重视感性经验在认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强调感性认识同理性认识的验证与结合，指出感性与理性二者的背离是人类认识的重大灾祸。培根以创立新的认识方法为己任，积极倡导通过实验手段获取真知的方法。他认为实验比感性更优越、更客观。因为，在实验技术和条件的干预下，人们可以把观察对象从复杂的群体联系中单个地抽取出来，使事物的因果联系更为纯粹地显露出来。所以，“一切比较真实的对于自然的解释，都是由适当的例证和实验得到的。感觉所决定的只接触到实验，而实验所决定的则接触到自然和事物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只要人们真正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且不断通过实验来了解和把握自然规律，人类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
对于培根在哲学上和科学史上的贡献，马克思倍加赞扬，认为他所界定的“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他不愧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在具体的实验方法和思路选择上，培根提出了科学而具体的主张。在《新工具》中，他批判了西方传统学术思维模式中以演绎为主体的“三段论式”，认为这种方法只求在争辩中制胜对手，而不注重在行动中征服自然。他强调归纳法的科学意义，认为必须用观察和实验方法最大限度地收集材料（完全归纳），采用三表法（具有表、缺乏表、程度表或比较表）分析实验数据，排除一切非本质的因素，最终得出实验的真实结果，为人们把握自然提供本质的认识。他教导科学实验者，既不要做只会收集材料的蚂蚁，也不要做只从自身吐丝结网的蜘蛛，而要做既采集又加工的蜜蜂。
培根所创立的实验科学思维方法，为近现代实验工作者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由实验室中对实验数据的对比分析形成结论→通过实验方式和设备功能的逐步放大→再按实验放大结果投入工厂生产，使之转化为巨大生产效率”的方式和模块，仍然在现代工业生产中起着核心和支配的作用。
可以说，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对自然科学和生产领域所起到的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仅仅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正是源于“知识就是力量”的预见，源于实验科学思想对大机器生产的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肯定实验科学思维模式对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影响，的确是恰如其分的。
以“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的突出特征。按照我国古代“天圆地方”的观念，苹果总是从上往下掉，没有什么可以“发现”的。牛顿则不然，他知道天体运动的基本空间关系，知道大地是个巨大的圆球体。所以当他思考地球上各地区“苹果下落的受力情况”时，就非常自然地想到了“地心引力”（如图1-1所示）。如果按照“天圆地方”的思维模式，是永远也得不出这个科学结论来的。
图1-1 苹果下落示意图
辩证逻辑思维模式，是唯物辩证法成熟之后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思想方法体系。辩证逻辑思维在严守形式逻辑正确规则的同时，强调运用“实践、发展和全面的观点”来认识世界的必要性。因此，辩证逻辑思维模式既是人类理论思维高度成熟的产物，又是促进人文社会科学深入发展的有力武器。
同形式逻辑不同的是，辩证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其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
。
辩证逻辑思维模式是指导人们正确思维的科学方法，其最核心的原则，是要求人们对客观事物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真正把握这一原则，必须坚持辩证逻辑的基本观点，即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
在强调实践对于思维的决定作用方面，辩证逻辑思维模式同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循着相同的轨迹运行，二者都把实践当作“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因此，强调要“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定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
正是源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同志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人类的实践活动在不断深化，科学的思想成果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在某个单一的局部产生，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却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和列宁大概更不会想到，曾经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居然以“中国特色”的方式，发展到如今这种令全世界瞩目的兴旺程度。“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一国两制”的成功架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一不是社会实践的产物。这些理论，在以往的任何经典著作中都无法查找，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社会实践，为它们提供了崭新的立论基础和理性元素。
“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观察事物。”
在形式逻辑推理中，所使用的判断是单一肯定或单一否定的形态，借以达到“非此即彼”的判断效果。而辩证逻辑的推理判断则不同，它强调既要反映矛盾的同一性，又要反映矛盾的差异性，“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
。任何事物的“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
。因此，辩证逻辑要求人们对事物做出这样的判断：
A亦非A
或：A既是A又不是A
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在不断变化，或是处于相对匀速的量变，或是在做加速度的质变。物体在运动中自我损耗，植物在生长中细胞不断增长，人在生活中随时都会产生环境、思想、情绪的变化。高与低、大与小、前进与停滞、先进与落后、高尚与卑贱……一切有差别甚至相对立的事物之间，都有着无数游离转化的态势和趋向，于是就产生了诸如“祸中有福”“失败是成功之母”“好事可能变成坏事”一类的认识和观念。可以说，这些实际上都是辩证逻辑思维的一般成果。
辩证逻辑特有的“肯定否定规律”，客观地体现了事物发展到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性质，它要求人们按照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线索和状态去思考，去判断，去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思考，才能抓住事物的真相；只有这样的判断，才能触及事物的本质；只有这样推断出来的结论，才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
准确地把握辩证思维模式的发展观，必须在思维过程中把握好四个主要环节：一要注意程度的变化，二要考虑范围的变化，三要审视对象的变化，四要分析目的的变化。在思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坚持运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事物，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处处离不开同其他事物的联系。而且，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趋向、速度和过程，总是同这些联系的范围和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从人类认识和思维的角度看，片面性是人们认识道路上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在观察处理问题时，如果不从总体上去把握事物的总体特征，不注意分析矛盾各方面的性质，就会“见木不见林”，甚至产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片面认识。因此，辩证逻辑思维强调全面的观点，要求人们：“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
首先，必须保证观察的客观性。认识事物，研究事物，不是凭主观的想象，不是凭一时的热情，不能局限于书本知识，更不能凭借个人的好恶行事。要避免“盲人摸象”的种种片面观念和片面认识，一切从实际出发，以观察的客观性确保实验数据的真实性，最终保证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其次，要苦练分析矛盾的“内功”。世间的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体，既要分清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也要看到对立双方（或矛盾双方）联系和转化的关键，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原因，促进事物的发展和转化，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
再次，要学会“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只有做到实事求是，才能既把握事物的内在矛盾，又看清事物外在的一切联系和这些联系的中间环节，真正从整体上全面把握事物运动的规律，从而获得对事物的全面的、完整的印象。
最后，要学会科学研究的系统方法。事物是复杂的，运动的，多侧面的，同其他事物具有普遍联系的。所以，认识事物、研究问题的方法就应当是多角度的、系统化的。
总之，坚持实践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是辩证逻辑思维的基本原则，将这三个原则集中起来，就是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永恒运动中的确定性和流动性做出客观、全面、正确的把握。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模式，是集人类科学思维之大成，运用系统观念和方法，将自然与社会、定量和定性、过程与目标、宏观和微观，进行分析与综合，从而提高整体效益的复合思维模式。
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突破传统线性思维模式，将“思维→理论→技术→应用→开发→反馈→调节（即技术升级和理论完善）”，结合成一个完整系统，突出系统集成的整合效应，使这种整合效应大于直至远远超过集成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独立效应的总合。
中国先秦哲学中的“混沌”观念、“天人合一”思想、朴素“生态意识”和在这些观念中形成的中医辨证理论，是科学集成思维模式的萌芽。《易纬·乾凿度》说：“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离，故曰‘浑沦’。”在先秦哲学典籍中，“浑沦（混沌）”是指物质最初产生时模糊不清的状态。对于描述具体事物的清晰图像、特征价值、功能的精确定量来讲，混沌观念有着严格的局限性；但对于表达人与自然、事物与社会间的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讲，混沌观念却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因此，当今天的思维科学界把“混沌理论”作为系统科学思维的高级形态加以肯定的时候，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无穷魅力，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人们在提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时候，似乎从来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生产关系中客观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其实，这正是一种最为本原的“生态意识”。当毫无节制的工业污染和人口膨胀破坏了生态平衡，逐渐危及自然生态并最终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的时候，当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和各种各样贪得无厌的腐败行为，令世人对未来前途忧心如焚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真正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问题，开始注意到人与人之间原本应有的尊重和关爱。而这些问题同人口、资源、市场、占有方式、交易原则以及整个社会和自然的所有方面，都有着错综复杂、若隐若现，甚至今天的人们还无法看清楚的“混沌”关系。
中医讲究辩证理论，把人的所有肢体、器官及其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注重“阴阳调和”的方法，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实用主义偏向。从思想方法上讲，这也是一种科学、系统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系统方法其实也是科学集成思维模式的一种萌芽。
科学集成思维模式是技术工程大型化、超大型化的直接产物。20世纪30～40年代，大型潜水艇、航空母舰问世，50年代末60年代初，诸如洲际导弹、大型电子计算机、通信系统工程等综合工程技术走向成熟，先后产生了运筹学（OR）方法和系统工程（SE）方法。1969年，系统科学理论的集大成者霍尔（A.D.Hall）提出了“三维（逻辑—工作—知识）矩阵”，运用逻辑思维深化了运筹学的主体模式，通过各种知识的有效应用，把各种超大型工程项目的设计、制造、运行等复杂过程都规范在统一工作维中。苏联载人宇宙空间实验仓、美国阿波罗号载人登月飞船和航天飞机设计制造、运行控制，以及近年来逐步成熟的“卫星定位系统”在战争指挥中的有效运用等等，都是依赖于系统工程方法论走向成功的。
系统工程方法在我国20世纪60年代起在以核技术为主体的军事工程中已经开始启用，从规划、设计到组织实施各个方面，均形成了卓有成效的运作体系。1978年以后，随着钱学森教授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对系统工程方法的宣传和推广，系统工程方法逐步被推广应用。20世纪80～90年代，钱学森、于景元等科学家提出了解决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新方法——“综合集成方法”（Meta－Synthesis，M－S），极大地拓宽了这一认识领域。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日益完善，网络技术成果在发达国家和比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构成了跨世纪的现代信息产业。
空前的思维方法革命，反作用于空前规模的应用技术领域和开放的国际市场，终于推动了从系统方法到综合集成的历史进程，使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方法走向成熟，形成了立体化、复合型、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学模式。
（其方法大致可以用图1-2的模型来表示）
图1-2 综合集成方法模型
一是以多学科、多领域的成熟技术和系统、有效的方法作为支撑体系。在整个支撑体系中，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技术环节和方法操作，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谁都不能软，谁都不能错。可以说，在整个开放巨系统中的各个集成部分，只有方向和作用的协调一致性，没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没有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之分。正因为如此，科学集成技术的高起点和全功能，才备受人们重视；科学集成思维模式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地位，才如此重要。
二是要求自然科学各类学科同人文、社会科学的彼此支持和相互结合。集成技术的有效实施，要求系统工程技术人员和决策部门，在高度统一的目标意志和策略体系中运作，天然地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过程，统一在集成思维模式之中，以求得自然和人类、经济和社会、科学和政治的整体效应。跟近代实验科学思维模式主要作用于自然科学、辩证逻辑思维模式主要作用于社会科学所不同的是，当代科学集成思维模式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更强调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合作与统一。复杂巨系统是一个结构层次极其丰富的开放系统：复杂巨系统中有若干个巨系统，巨系统中有若干个系统，系统中有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中有若干个微系统，微系统中有若干个超微系统……（事实上复杂巨系统中的层次远比这样的级次划分复杂得多），因此，宏观和微观间的依存作用和影响作用显得十分复杂和微妙。只有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从思想策略、方法步骤到验证反馈各个环节都高度统一起来，才能确保整个系统综合效应达到设计要求。
四是具有超乎前人想象的广泛应用空间。除了人们熟知的军事工程、航天技术外，在气象、环境、生态、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区域规划等领域的研究，都离不开集成方法的介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将用于军事的“规划计划预算系统（PPBS）”用于联邦政府其他部门，随之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把空间技术用于社会”的运动。随着科学集成思维模式在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管理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功能的发挥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总之，当代科学集成模式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在未来的空间技术、国际市场和人类社会问题自我调节的方方面面，都会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例如，当我们用集成思维方法系统，来思考“学术论文写作”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它自身的知识结构时，就可以用如下的图示来说明（图1-3）：
这个图示将学科体系的全部内涵，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对它产生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集成思维模式的基本特点和应用价值。
正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教育科学研究界对“智商”的偏爱和重视一样，80年代末期以后，人们对“非智力因素”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精力。“习惯”是人类“非智力因素”的核心内容，也是决定教育效率和学术效率的最为根本的因素。
据说，记者在对一位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进行采访时，提出了这样一个普通的问题：“什么因素对您的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位科学家不假思索就立刻回答道：“是幼儿园的老师教会我把用过的东西放回到原来的地方。”
这句话的意思是：“幼儿园的教师帮助我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现代人一生的经历包含三个主要阶段：学前阶段、学校教育阶段、社会工作阶段。同理，现代人一生有三种主要的习惯：生活习惯、学习习惯、社会行为习惯。这三种习惯的好与不好，将决定着一个人三个阶段的状态和成就。而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最基础、最核心的成才要素，因为，培养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都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培根在《论习惯》中说过，人的“一切天性与诺言都不如习惯更有力。我们常听到有人起誓说以后要做什么，或者不再做什么……一个人尽可以诅咒、发誓、夸口、保证——到头来还是难以改变一种习惯”。“由此可见，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因此，人自幼就应该通过完美的教育，去建立一种好的习惯。”
这充分说明，学术思维习惯的锻炼和形成，对于学术爱好者、学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学术思维习惯具有严谨、专注、实在、坚韧的鲜明特征。
“严谨”就是严格谨慎。所谓严格，具有对学术参与者自己和对学问两个方面的意义：对自己做学问的基础、功底、态度和方法等，都要树立严格的尺度和要求，研究学问不要脱离自己的基础，也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专业，要从严格的基础训练和明确的专业方向出发。做学问要遵循由浅入深的道理，逐步积累知识、素材和经验，逐步奠定牢固的功底。谨慎，就是做学问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谦虚，要真正学会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人民艺术家老舍认为，“骄傲自满是我们的一座可怕的陷阱；而且，这个陷阱是我们自己亲手挖掘的”。不要说一般的学术爱好者不能自满，学有所成的人也要随时随地保持谦虚的头脑，就是名盖一世的大学问家，也都在警策自己。巴甫洛夫说：“无论什么时候，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已知道了一切。”卢梭说：“他们的过人之处愈多，他们愈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专注”就是专心注目。人的一生，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现代知识体系越来越细密，分工也越来越专业化。《普通物理学》上有一个“压强定理”——“物体的压力与受力面积成反比，受力面积越小，压力的强度就越大”。这个道理同人“专注程度”的作用是一样的。一个人树立志向，专注学问，要把有限的力量投入无限的学术事业中，就要选择一个尽可能小一点的开掘面，以形成最有效的突破口。不然就会“广种薄收”，取不到突出的效果。专注还要讲究科学性，你专注于学问的“点”一定要选择好。在专注于具体的研究课题之前，要做全面的阅读、考察和求教，所选的“点”一定要新，以避免重复劳动；所选的“点”一定要准，以确保研究的目标能“功夫到时自然成”。
“实在”的意思很明白，其实，这正是为人和做学问的根本。一是做学问的态度要诚恳，二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人无诚信则不立，当腐败现象开始侵蚀学术机体并产生种种令人痛心的教训时，讲求诚信的学术观念和道德，就越来越值得强调。孔子没有什么“学术专著”，一本薄薄的《论语》，还是他的学生们回忆整理的“语录”。然而，仅仅一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足够世世代代的学问家和教书人领悟一生、实践一生。学术成就的高低，绝不是按字数的多少、著作的厚薄来衡量的；那种一个星期之内可以赶写数篇论文、迅速积累评定职称“资本”的做法，同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实在隔得过于遥远。至于剽窃抄袭，更是不值得费时指驳的恶习。
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种貌似学术的畸形现象：从外国人的书里抽出几个概念，胡乱组合、渲染，穿凿附会地编造出貌似新颖的所谓“学术专论”，这种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的现象，被学术界斥为“伪学术”，这种风气需要学术爱好者倍加警惕。
说到“坚韧”这个词，人们思维的屏幕上一定闪现出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形象。其实，学术思维的特征和卓有成就的学术工作者的形象，同红军长征的情形是非常相像的。古代的读书人要经历“十年寒窗”，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给自己的座右铭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鲁迅全集》中数百万字的小说、杂文和学术著作，是在他30多年每一个“风雨如磐”的深更半夜里“挤”出来的……应当说，在繁荣昌盛的社会环境里做学问条件好多了，但好的条件也常会变成不利的因素。因为，爱过舒坦日子的人，很少愿意再下功夫去“苦学问”；再说，在可以花钱买文凭、叫秘书代笔写论文以换取学位和职称的环境中，把功夫下在学术事业上的人，难免也会出现犹豫、动摇的现象。但是，每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每一位学术爱好者和学术工作者都必须深信：未来社会一定是科学、民主与正义主宰的社会，只有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换取的货真价实的学术收获，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杠杆，才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有价凭证”。所以，不管现实生活中遇到何种阻力与困难，都不能削弱我们为学术事业而奋发图强的坚韧意志。
学术思维习惯的养成是要下苦功夫的，是要遵循科学规律循序渐进的。除了要在谦虚、专注、实在、坚韧四个方面下功夫长期磨炼之外，还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注重学术习惯的自我养成：
学用结合，供需对接，立足本职工作成才，这是将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的学问之道。但人们选择专业、职业和学术的方向时，常常有这样那样的顾忌、困惑、短视和盲目。单说高考和考研的专业选择，就有许多贻误前途的盲目行为：听说银行奖金高就一窝蜂地选择金融学，毕业后却要面对银行商业化大幅度裁员的现实；看到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一时不好就业，就随意放弃自己本来喜欢的这个专业，忽略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未来社会是法制化社会的必然趋势；明明喜爱哲学，却觉得它无用（没有实利），全然不领悟理论思维对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意义等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事实上，选择什么都避不开“有利亦有弊”的二律背反，关键的问题是要能“趋利避害”，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其实，确立专业学习和研究方向的根本要求，是应当尽量符合自我爱好和自我发展的要求。从事任何专业的学习和研究，都要以科学思想为指导，“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事实上，社会需求总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你的努力要力求达到这种高标准和高层次的需求。14亿人口的大国，就业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但只要你的专业知识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你就会是竞争中的胜利者。这种竞争的态势和取向，正好证明着学术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专业人才向高层次、高标准努力和提升的过程中，都要借助于学术思维的帮助，都必须受益于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这也是学术思维优秀习惯，在人才学上的客观价值所在。
时下有两个很时髦、很热门的词汇，一是“素质”，二是“创新”。可惜，越炒得沸沸扬扬，却越显得枯燥无味。其实，归根到底，“素质”和“创新”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看不出问题存在的原因，认不清问题的本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身体力行、实实在在地下功夫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一味妄谈“素质”和“创新”，那是毫无价值的。
研究学问，必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正是学术生命的实质所在。培根对自己从事学术工作的目的直言不讳：“我写书不是为了消度空闲时间和供人娱乐消遣”，“我所关心的是人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这是我愿意借助正确和健全的理智思考来加以改进的。”毛泽东同志则把做学问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精辟地概括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严格按照这一思想方法和行为准则来反复训练，逐步养成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对每个学术爱好者来说，都是可以受益终身的。
要养成“从问题出发”的良好学术思维习惯，就要坚持“带着问题学习和研究”的思想方法。问题要选好，要密切结合社会现实改革的实际需求；问题要选准，确保其按照科学方法可以得出预期的目标。还需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以积极的心态介入有价值的争论和探讨，在学术争鸣中锻炼自己的睿智，学习别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经验，以求得科学的共识，实实在在地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术研究是从基本事实开始的认真、细致的工作，要充分尊重事实，要从事实表面形态和复杂关系中去伪存真，抓住事实的本质，这是学术研究者最基本的态度和功夫。
鸭嘴兽是一种靠产卵繁殖后代的动物，但其喂养幼雏又靠哺乳的方法，这就给动物分类带来了特殊的复杂性。恩格斯青年时代曾经认为卵生的鸭嘴兽不是哺乳动物，但随着自己的深入了解，他觉得自己过去对事实的判断是“愚蠢之见”，并常常以此劝诫朋友要谨慎思索，尊重事实，“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
。
对别人学术工作的方法、结论要尊重，一知半解就妄加评论，不弄清含义就盲目引用，都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例如，人们很喜欢引用阿基米德的那句关于“方法和结论”的至理名言：“给我一个可依靠的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地球。”尊重事实的人都明白，科学家这句话的限定是十分严格的：一是有“可依靠的支点”，二是“可以撬动”（哪怕只撬动一点点）。在这里，方法和结论（或者“条件和结果”）都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每个认真的人都明白，阿基米德这句话的本质在于强调“可依靠的支点”在力学原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个“可依靠的支点”上哪里去找呀？）但有的人望文生义、大而化之地改为“给我一个杠杆，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
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给你“一个杠杆”，但你真的“能把地球翻转过来”吗？如此一个不经意的小小改动，却完全背离了科学的事实，把真理推进谬误的泥沼。
强调对事实的尊重，还包含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因为对历史事实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忽略和轻视，都可能产生背离学术思维规律的错误。一位历史学家写了一篇《谈读书》的论文，其中除论述“刻苦读书的意义和方法”之外，还强调要注重实践，不要盲目相信书本中的一切内容，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作者引用古人的一句话作为佐证，却冷不防将自己推到了自相矛盾的悖论境地。作者引用的那句古语就是孟子的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学识渊博的作者竟没有仔细地想一想：要是“无书”，你还怎么“谈读书”呢？再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也还要保留下医书和农书，我们怎么可以说“不如无书”呢？这是忙中出错，“大意失荆州”。用哲学中的话讲，就叫作“一种矛盾掩盖了另一种矛盾”。其实，问题就出在引用古文的一个小小的错误上，保留历史风貌的准确引文应当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原话中的“《书》”专指《尚书》，《尚书》中对“武王伐纣”这场正义战争的记述，有偏离事实的倾向，用“血流漂杵”一词夸大了战争的残酷性。孟子觉得《尚书》中的这句话不可信，因此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谈读书》一文的作者，没有仔细想清楚孟子原话的语境，因此，在引证时少用了一个小小的书名号，最终产生了与作者论点相左的悖论。平心而论，只要略微细致一点，这样的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认真阅读季羡林先生《关于当前学风的一些看法》，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怎样锻炼学术思维品格？怎样养成良好的学术思维习惯？并针对其中的一个问题，分组总结和交流。
什么叫“学风”？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学校的、学术界的或一般学习方面的风气。”根据我个人的语感，指学术界的风气的占大多数。
那么，我们当前学术界的风气怎样呢？我们大家都常常听到一些怨声：风气不好。其表现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草率从事，好寻捷径。古人说：“十年磨一剑”，范老（文澜）说：“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些至理名言，现在有一些人不遵守了。其下焉者则抄袭剽窃，明目张胆，不知天下尚有“羞耻”二字。
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现象，我自己也在忧虑。但是，我认为，更令人忧虑的还不在这里，而在不学。有学才能成学风，学风的好坏且不去论。不学则连“风”都没有。
环观我们当前的大学和学术界，一出大学的门，或者已经出了大学的门而在学术界有了一个席位的人中，下海者有之，出洋者有之，当官者有之，这是平常而合理的现象。下海和当官，都是社会上不可或缺的。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留在学术界或教育界；如果中国十二亿人都成为学者，我们将无饭可吃，无房可住。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是，话又说了回来，那些决心或者半决心留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学士们、硕士们和博士们，总应该“学”了吧，总应该读书了吧。然而，据我的观察，殊不尽然。我无法计算出一个百分比来，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学的。在他们身上是不存在学风问题的。风是有的，东、西、南、北风都有，只是没有学风。有些教外语的教员，外语水平是极能令人满意的。但是，除此以外，却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家。这样的人，在德国只能终身是外语教员，与副教授和教授无缘。
在我们国内，有一极小部分“学者”，头顶高级职称，却是述而不作，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写。至于与他有关的专著和论文则视若路人，有关的中外学术杂志则更是陌生。
我所忧虑的正是这种不学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个新世纪和一个新千纪就要来到我们眼前的关键时刻——用一句旧话来说，也许可以称之为“危急存亡之秋”——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爆炸”，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日千里地在向前飞奔。稍一疏忽，立即落伍。有一些本来应该学的学者，却把枕头垫得高高地酣睡。“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诸葛亮知道，这些人并不知道。看了这种现象，我有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感觉，难说我是杞人忧天吧？
（原载1998年1月15日《文学报》，1998年第3期《新华文摘》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