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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根据当时的生物学研究成果，德国学者格鲁斯（Karl Groos，1861—1946）是世界上最早明确提出“游戏期”这一概念的人。
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的研究发现：游戏是高等动物“不成熟期”所特有的行为。
低等动物从出生、成长、发育、繁衍到死亡的过程是非常短暂与紧凑的。它们从幼体到成熟的不同阶段，基本上是以季节与身体发育程度为节点的，它们凭借自然成熟的本能，使用并完善自己的生存方法。
而高等动物在出生时，本能行为存在一个较长的不成熟期。这些高等动物的幼体需要经过一个练习过程才能够使自己的本能行为发展完善起来。假如没有父母和外部力量的帮助和照顾，就不能独立解决生存问题。高等动物的这种不成熟期，往往能够让一个人类新生儿，通过外部教育条件的改变，有可能实现快速跨越式发展。我们曾听说过类似狼孩那样的弃儿在狼的哺育下只学会了狼的本能，也曾听过大殖民时代把原始部落的孩子引入文明社会的案例。这都说明：人类作为高等动物，因为有一个较长的不成熟期来练习与适应生存本能，所以才能有所谓的文明传承，教育与习惯的培养在个体发展中更显其重要性。
格鲁斯在书中写道：“幼年时期是为游戏而生存的，动物之所以游戏，并不是因为他们年幼的缘故，他们之所以有幼年期，是因为他们必须要游戏。鉴于未来的生活任务，他们必须这么做，才能用个人经验来补充与生俱来的不完善机制。”这说明游戏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机制。这就是说，一个人游戏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他年纪小、不重要才游戏，而是因为这个人需要游戏来练习和发展自己的生存技能而必须游戏。
近年来脑科学、动物研究的各种成果，也为游戏期观点提供了更多有力的证据。动物研究发现，灵长类动物的脑容量与他们的玩耍量同步增长。喜欢玩耍的动物种类，如袋熊，他们的大脑和身体的比例要明显高于他们的懒亲戚——温顺的考拉。脑科学研究方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早期研究至少有以下两个。一是美国科学家玛丽莲·戴梦德的老鼠实验：她把同窝鼠分成两组，分别放在刺激丰富的游戏环境中和刺激贫乏的环境中喂养。结果发现：那些积极主动探索环境（钻爬迷宫）、与同伴玩弄物体的老鼠大脑皮层较厚，有更多的突触联系；那些坐着不动看其他老鼠活动的老鼠，其大脑皮层则没有发生类似具有测量意义的变化。还有另一位美国科学家纳什，他根据贝洛医学院的研究报告指出：“游戏不充分或者很少被抚触的儿童，大脑比同龄正常儿童要小20％—30％。”可见，在生命的头一年，游戏活动对动物幼仔和人类婴儿大脑发展和后继能力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近些年来，游戏的脑科学研究不仅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揭示了游戏的深层机制，而且在临床实践中为开发游戏的发展功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科学依据。有研究表明：游戏剥夺、游戏缺失造成个体脑器质性损伤；而游戏上瘾、游戏过度则造成个体的脑机能紊乱。还有研究表明：游戏是儿童认知经验的“隐形仓库”和智力发展的“推进器”，人脑的发展遵循“用进废退”原则。而利用高科技脑成像技术对人脑各种高级功能的研究发现：脑功能模块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组装。同一种脑高级功能的完成除了优势半球的参与外，还包括大脑皮层与皮下脑结构，以及多种感觉与运动成分。在这个过程中，所有脑神经细胞的连接离不开突触，而突触之间的联系离不开早期经验的刺激和巩固。由此，脑科学家提出：儿童游戏的早期经验在决定大脑回路和儿童智力的广度和质量上起着重要作用，早期游戏经验是儿童智力发展的推动器，幼儿大脑认知发展很好地伪装在看似无用的游戏中。另外关于情绪脑研究表明：游戏是儿童情绪经验的调节解码器、社会性发展的天然资源。脑科学家发现，下丘脑、大脑边缘系统、大脑皮质在情绪中起着重要作用：下丘脑被认为是支配愤怒和恐惧的中枢，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在调节情绪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在大脑整体结构中起着关键作用。作为情绪前哨，杏仁核有能力造成神经中枢的“短路”。
总之，现代脑科学的研究表明，游戏为大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蓝图。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游戏的发展与脑的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早期的游戏与人今后生活所必需的技能相匹配，游戏对儿童和其成年之后的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要重视因游戏缺乏而有可能导致的个体发展滞后的消极影响。
轩轩的爸爸非常喜欢传统国学，认为国学作为幼儿教育启蒙方式非常重要。他为轩轩报名了读经班和书法班，希望孩子从小读经习字，成为一个自信、有特长的人。可是轩轩比较活泼好动，每周的读经课和书法课都上得很痛苦；老师也经常找轩轩爸爸，说孩子上课不好好听讲，也不好好练习。这让轩轩爸爸很头疼，有时会冲孩子发火：“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认真读经、好好练字！”
思考：从脑科学研究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虽然人类的“不成熟期”长达十几年，但是在现代社会，拥有游戏的权利实际上只存在于儿童入小学之前的六七年的时间里。为什么游戏被归属于年幼的儿童，尤其是学前儿童呢？下面我们分别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社会表现来说明此问题。
从儿童的社会历史起源上来讲，儿童既是一种社会实体的存在，又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游戏被归属于儿童，以“儿童”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实体在人类社会中诞生为前提。在人类历史上直到17世纪，人们对婴儿和成人之间差异的认识仍然是非常表面的。例如，婴儿是在襁褓中长大，成人是穿衣服的；成人是高大的，儿童是比例缩小的成人。可见人们当时对儿童的认识非常粗浅，对儿童的社会期望也不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
儿童作为一个有着特殊需要的社会群体，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而出现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作由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方式向以社会组织为中心的工作生产方式转变，工作成为每个成年人的“神圣天职”。斯通（G.P.Stone，1979）认为，“游戏和儿童在新教徒的国家经历了一个更为痛苦的难产的过程。”在禁欲主义盛行的漫长的中世纪，教会对游戏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游戏在教会和学校教育中受到极大的压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认为运动性游戏是有益于儿童身体发育和健康的活动，但更多只是为了锻炼学生的体力和意志力，以防止不必要的娱乐。但是在19世纪末，随着工作和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对游戏和娱乐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解放儿童为主旨的社会改革运动，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儿童游戏权利逐渐受到认可。1930年美国白宫就儿童的健康和保护问题，专门召开会议并做出决议，宣称：对于儿童，他们的工作就是他们的游戏，他们的游戏就是他们的工作。
由此可见，儿童在西方社会的诞生，与游戏和工作的分化有密切关系。伴随着工作被神圣化和道德伦理化，工作归属于成人，游戏属于不需要负担工作或经济责任的儿童。游戏从成人世界退出之后，就作为教育活动进入了儿童的世界和学校教育的范畴，这一点从英国教育家洛克发明字母积木、18世纪人们发明的拼版、19世纪里欧文，福禄贝尔等人创办幼教机构的时候，都会考虑为儿童设计和提供游戏、玩具，由此形成了西方托幼机构注重儿童游戏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强调人的自由、儿童的游戏权利、成人对儿童权利的尊重等。
尽管如此，信奉工作的社会传统依然在西方社会根深蒂固。在实践中，游戏的价值似乎体现在它与非游戏行为的联系之中，还没有被聚焦在游戏本身。近几十年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美俄之间的国家竞争的加剧，西方社会幼教机构注重游戏的良好传统开始面临挑战。如何解决在游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也成为一个困扰西方各国幼教工作者的难题。“游戏就是幼儿的工作”这一古老格言，正在成为西方幼儿教育工作者们破解“重视游戏和重视学术目标”这两种倾向之间张力的良方。薇薇安·佩里的著作《游戏是孩子的功课：幻想游戏的重要性》中相关论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那看起来、听起来都像是戏，但我们觉得用孩子的功课（work）来称呼这些幻想游戏，是很恰当的。为什么说恰当呢？……通过观察……不久我们就发现了，游戏确实是功课。游戏时首先要决定自己扮演谁，而别人又该是谁，周围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更换场景。接下来更大的问题是要让别人听你的话，接受你的观点，同时还要对假象保持公正，对大家信守承诺，也许还需要好朋友的合作与支持。”
注重儿童的学习一直是东方文化尤其是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明确反映出我国古代儒教文化的价值取向。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脑力和体力劳动之间进一步分化，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专门从事知识生产活动并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统治者服务的“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之后，“招贤纳士”成为各诸侯国巩固自己政权的需要和策略。“士”阶层的出现进一步刺激了私学的发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仕途而有个好前程。至此，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更是成为人们就学读书的直接动机。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确立，在倡导“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氛围中，读书理所当然地成为最有价值的“正经事”。孟母三迁、管宁割席断交等故事成为大人激励儿童刻苦读书的榜样。至此，游戏被看成是与学习（读书）相斥的、会妨碍学习的活动而被严加排斥在教育大门之外，这种风气逐渐演变成了现代社会中游戏与学习二元对立的来源。
当然，人们对还不到读书年龄的幼儿游戏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一般来说，幼儿在进入正式的小学学习之前拥有一段特殊的时光：既不用像成人那样去劳动或工作，也不用像年长儿童那样按照社会和家庭的要求进入正式学校系统从事专门和有目的的学习活动。只有幼儿才有在游戏中消磨时间的特权，因此，学前期也被看作是游戏期。
游戏在中国古代被看作是会妨碍儿童学习的事情而被学校教育拒绝，因此也就形成了中国教育轻视儿童游戏的文化传统。而且这一传统也影响着现代中国的幼儿园教育实践。虽然多年来一直在理论上倡导重视儿童的游戏，但是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却是“重上课、轻游戏；重教师编制的教学游戏、轻幼儿自发的自由游戏”的状况。在本该是游戏合法的年龄段里，幼儿也会缺乏真正游戏的机会。
早期人们普遍认为动物是靠“本能”适应自然环境的。然而随着动物研究和学习研究方面的深入，人们发现，随着动物演化阶梯的上升，学习在动物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动物等级越高，学习在环境适应方面发挥的作用越大。而游戏就是小动物的学习方式。科学家通过对幼年黑猩猩学会捉白蚁来吃的现象的观察，从有力地证实了小动物是在游戏中学习的观点。相关研究也进一步表明，动物在游戏中的行为是零散的动作片段，但随着对游戏的重复和深入，这些零散的行为片段逐渐被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非同一般的次序联结。这种行为的重组也提高了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生物学家劳伦兹（Lorenz，1956）也指出，在许多动物那里，不能简单地把游戏看作是一种本能的练习，游戏通常把动物最小的本能活动能力和最大限度的探究学习结合起来了，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动物游戏中的本能活动与探究性学习自然结合的特点在儿童游戏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图1-1：
图 1-1 婴儿之间的游戏与学习
两个1岁左右的婴儿初次相遇，他们彼此看上去还比较陌生，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婴儿车里。突然，左边孩子手里的小球不小心掉在了地上，右边的同伴惊讶得发出了高兴而友好的笑声。左边孩子显然受到同伴的感染，他的情绪状态很快经由惊讶、失落转变为兴奋地冲着球“啊啊”喊了起来。这时大人把球捡回放到他手里之后，他看着球、再看看右边的同伴。突然这个孩子用力扔掉了球，两个孩子随即又发出一阵欢快兴奋的笑声和喊声。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因为偶然事件引发了两个孩子的游戏行为，也正是游戏使他们开始学习同伴互动的种种技巧。
另外，年幼动物在成长的过程中还需要学会与其他动物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就与其社会性发展有密切关系。而游戏就是他们获得群体生活能力的重要途径。灵长类动物的游戏一般都经历了从亲子游戏、独自游戏到同伴游戏的发展过程。如果幼年期被剥夺了与同伴游戏交往机会，动物长大以后很难适应群体生活。这种发展规律与人类幼儿的游戏发展变化规律具有奇妙的相似性。人在幼年期缺乏同伴交往经验的话，也会造成成年之后身心发展方面的负面影响。
在同伴游戏中，动物和儿童有机会学会辨别和理解同伴的意图、发送社会性交往的特殊性信号、区分游戏和非游戏行为。研究发现，猴子之间闹着玩的打架和真正的打架，在动作外形上很相似。但是闹着玩的时候，有特殊的表情、姿势（如张大嘴巴、目光闪动、有得意扬扬的表情和夸张的动作等）相伴随，另外，动作的强度和频率也不一样。这些共同构成了特殊的游戏信号。理解和辨识这种游戏信号，是动物适应群体生活、掌握社会性交往技能的重要内容。这些游戏中的特殊信号在儿童游戏中也随处可见。例如幼儿的追逐打闹游戏通常有一个前奏：一个男孩用手出其不意地拍下另一个男孩的后背，然后快速闪躲在一旁，并发出轻声坏笑的动作和表情，然后另一个孩子“会意”之后，他们就开始了“追逐打闹”的游戏。
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游戏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排斥和忽视。但仍有大量的事实证明，游戏是儿童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就像是参与广义的学习一样，游戏是儿童早期文化适应的基本途径。
1.游戏对儿童物质文化适应的意义
儿童对所处社会物质文化的适应主要表现在对工具的认识、掌握，以及能够创造和发明新的更有优势的工具之上。在儿童与周围物质环境相互作用和共同游戏过程中，儿童接触到各种与生活相关的物品（厨房里的锅碗瓢盆、农耕用的锄头、买来的各式玩具等），在这些物品当中，包含诸多社会知识经验，例如玩积木的幼儿，自然会接触到积木的质地、颜色、形状、名称、数量、用途等。游戏中的儿童非常开放和好奇，他们会不停地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这个能怎么办”等引发探究与学习的问题。所以在游戏中，幼儿通过提问、交流、动手尝试等多种方式逐渐了解了相关工具及其使用方法。与此同时，游戏中无压力的心理环境，还促成了幼儿的多样化探究——即不满足于已经掌握的动作经验而要不断探索新的动作。这也是游戏中儿童行为的又一重要特征。如图中幼儿在滑滑梯时“倒冲”（图1-2）、玩轮胎的新创意（图1-3）。这种多样化探究还可能促使幼儿为了更不同寻常而去创造自己的玩耍工具，如自制弹弓（图1-4）、自制手枪（图1-5）、自制捕鸟器等。
图 1-2 倒冲滑梯的男孩
图 1-3 轮胎创意玩法
图 1-4 自制弹弓
图 1-5 木刻玩具手枪
2.游戏对儿童社会文化适应的意义
在个体生命初期常见的亲子游戏中，婴儿练习轮流、等待、共同参与等维持交往的社会性技能，并使这种具有“对话”性质的社会交往技能得以巩固和内化，为后期的言语交际准备了心理基础。2岁之前，这种社会性游戏通常由成人发起，而到了2岁以后，幼儿已经能够作为独立发起者与母亲一起轮流发起游戏。在母婴游戏中，游戏的合作性大于竞争性，或者说，母婴游戏中更多的是表面的比赛、表面的追与被追、表面的藏与找。最终，母亲作为追或藏的人，一定会使婴儿捉到或找到自己，双方也因此都感到兴奋和快乐。母婴游戏中，婴儿就是这样逐渐学会最初的合作与交往。这种合作是以元交际为基础，以后这种能力还可能迁移到伙伴游戏中并逐渐成熟起来。如年长伙伴与年幼伙伴、经验丰富的伙伴与经验不足的伙伴一起游戏时，只要双方有充分的游戏意愿，年长或者经验丰富的一方还是非常乐意提供这种合作的氛围，使游戏能够进行得顺利和愉快。
而当儿童随着年龄增长真正进入伙伴游戏阶段后，他们在游戏中与伙伴们分享他们的兴趣、技能、友谊、价值、规则、仪式、语言等，创造着以游戏和平等交往为基础的“伙伴文化”。儿童的团体文化和伙伴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对其发展非常重要。儿童自然倾向于获得同伴的接纳和认可，以拥有好朋友为荣，他们都力争在伙伴群体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如果不能为伙伴团体所接纳和信任，不能加入伙伴团体的共同游戏，在游戏中遭到排斥，对于儿童来讲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很有意思的是，儿童的这种伙伴文化虽然就在成人周围发生发展着，但往往不被成人所关注。大多数儿童以成人不在意的方式，自发结成游戏群体尝试适应现实世界里的规则与要求。
另外，幼儿的性别角色社会化，最初也是在游戏过程中获得的。当儿童扮演同性别的父母角色或其他成人角色的时候，他们在头脑中对自己与同性别的成人角色之间的关系先进行了概括，实现了最初对性别的理解和认同。因此，角色游戏是帮助幼儿形成角色概念的重要游戏类型。同时，游戏中儿童也会学习到相关的社会规则与社会规范。如“轮流”“分享”“公平”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