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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内容摘要： 汪曾祺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民间能人”形象。这些“民间能人”形象从题材选择上讲具有现实性，从社会位置上具有民间性，从生存方式上讲具有一技之长。就文化意蕴而言，这些“民间能人”形象显示出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等气息。汪曾祺小说在刻画这些“民间能人”形象时常用对比、外貌描写、风俗描写等手法。“民间能人”形象显示出劳动的美和诗意，表现出汪曾祺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同时也传承了民间文化。
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 民间能人 乡贤叙事
作者简介： 陈雪，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学。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2）阶段性成果。
汪曾祺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小说和散文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转向戏剧创作，新时期之后又回归小说和散文创作。仅就小说创作而言，以抒情的笔调刻画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民间能人”的形象尤为引人瞩目。“民间能人”不但身处民间，而且有着各自技能。按理说，“民间能人”虽有一技之长，但品德可能有好有坏，不过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大都有着优秀的品德，可归入乡贤之列。关于“乡贤”，楼宇烈解释说：“‘乡贤’就是中国文化滋养出来的人，是本土本乡因德行而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达之人。”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是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人物，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展现乡村风貌具有重要的作用。
汪曾祺小说创作以乡土题材为主，其故事的主要背景是高邮，这方面小说有四十六篇之多，其次是张家口，共十篇。“高邮是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城，保留较多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古老文化，亦即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Edward B.Tylor）所指的‘遗留’（Survivals）。这些文化点滴，在八九十年代可谓弥足珍贵。北京、昆明虽然是大城市，但基于民间情绪，汪曾祺舍弃它们现代化的一面，义无反顾地投进琐碎平淡的市井生活之中。”
纵观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形象，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题材选择上讲，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形象具有现实性。需要指出的是，汪曾祺所关注的现实不是当下的现实，而是过去的现实，有人称之为“过去的‘现实主义’”
。《徙》（1981）中的谈甓渔中过举人但累考不进，无意仕途，就在江南江北等地就馆。他教出来的学生不少中了进士，晚年回乡盖了大房子，喝酒闲遛，边吃螃蟹边看书，豁达无身架，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是一个很通达的人，品望很高。《黄开榜的一家》（1993）中的黄开榜为人热情，非常喜欢给人“评理”，虽然拿不到钱，但他却乐此不疲。闹矛盾的两家谁也没有请他，他却自己搬张凳子，一屁股坐了下来，唾沫乱飞地讲了起来。《合锦》（1996）中的魏小坡是一位主办钱粮、税收、会计的“钱谷师爷”。虽无官职，却能出谋划策，左右主管官长的思路举措。魏小坡一家三代在绍兴县城当师爷，民国以后就不干了，买了四十亩好田，靠收租过日子，虽不算是缙绅之家，但生活上比一般人优裕得多。为何对旧题材感兴趣，汪曾祺曾多次做过解释。他在1982年撰文说：“旧社会三十年，新社会三十年。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准。”
在1985年撰文说：“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
这种“回忆”的视角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超越，从而完成了饱含情感的文化想象。
从社会位置上讲，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形象具有民间性。关于“民间”，陈思和认为：“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
在构建民间形态时，像莫言、余华、陈忠实等作家大都注意民间“藏污纳垢”的特点，但汪曾祺有意对民间的“藏污纳垢”一面视而不见，转而发现民间唯美、纯朴、恬静、舒展、欢乐、自由的一面，任何道德说教、任何制度条文在这里都显得苍白无力。纵观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他们大都是芸芸众生、凡夫俗子、引车卖浆者流，既不像身处庙堂的官员那样政绩卓著，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也不像身处民间的知识分子那样饱读诗书，著书立说。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面对的是风风雨雨和世俗的生活。他们可能是小店老板、中小学教师、炕鸡的、赶鸭的、打鱼的、吹喇叭的、医生、车匠、银匠、画匠、货郎、地保、挑夫。但无论是什么身份和职业，都有着勤劳、善良、坚韧、踏实的美德，是地地道道的“德贤”。《岁寒三友》（1980）中的王瘦吾是开绒线店的，陶虎臣是开炮仗店的，靳彝甫是个画画的。三人一起长大，虽然日子时好时坏，但能够保持劳动人民的美德。“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某处的桥坍了，要修一修；哪里发现一名‘路倒’，要掩埋起来；闹时疫的时候，在码头路口设一只瓷缸，内装药茶，施给来往行人；一场大火之后，请道士打醮禳灾……遇有这一类的事，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因此，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
《塞下人物记》（1980）中的老蔫被称为“乡下的阿基米德”。他的最大特点就是脾气好，从没有跟人红过脸。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面带微笑。另外他做事有主见，绝不随风倒，只是表达的方式很含蓄。《故里三陈》（1983）中的陈小手是一个男“接生婆”，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的很多痛苦，只要有人来请，他立刻跨上白马，飞奔而去。完成任务后总喜欢说：“恭喜恭喜，母子平安！”《鉴赏家》（1982）中的季匋民是全县首屈一指的大画家。他从不当众做画，只因觉得水果商贩叶三真正懂画，便在叶三面前做画，而且题词“画与叶三”、“泽之三兄雅正”送给他。高山流水觅知音，雅俗共通，在此得到了很好的诠释。这类具有一定艺术品位的“民间能人”在汪曾祺小说中并不多见。
从生存方式上讲，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大都有一技之长，比如接生、赶车、游泳、绘画、踩高跷、做饭、养鸡、行医、捕鱼、盖房、做生意。这些技能既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受人尊敬的主要原因。《戴车匠》（1947）中的戴车匠手艺精绝，做出来的东西好多人都叫不出名字，更不知道其用途何在。《鸡鸭名家》（1947）中的余老五是孵化小鸡行当的“状元”。他炕出来的小鸡特别大，这一绝活别人无法企及。《塞下人物记》中的陈银娃精明能干，是一个出色的车倌。别人驯服不了牲口，他只须甩一个响鞭，所有牲口立刻直直地竖起耳朵，再来一个响鞭，辕马就会猛力一蹬，把陷入绝境的车子拉上来。不仅如此，他的父亲也是有名的车倌，有人头上戴一顶毡帽，他的父亲一鞭子抽过去，毡帽被劈成两半，那人的头发却纹丝未动。《晚饭花》（1981）中的秦老吉是个卖馄饨的，其口味独特，品种多样。别人的馄饨只有葱花猪肉馅，他的馄饨鸡肉馅、螃蟹馅、荠菜馅、冬笋馅……一应俱全，因此他的馄饨名声远扬。不仅如此，他的器皿也特别珍贵，拌馅的大盘是雍正青花，非常珍贵。《兽医》（1995）中的姚有多是有名的兽医，外号“姚六针”。他给牲口扎针治病，最多六针见效。小说是这样描写的：“他不像一般兽医，要把牲口用杠子上吊起来，而只是让牲口卧着，他用手在牲口肚子上摸摸，用耳朵贴在肠胃部分听听，然后从针包里抽出一尺长的针，噌噌噌，照牲口肚子上连下三针，牲口便会放一连串响屁，拉好些屎；接着再抽出三根针，噌噌噌，又下三针，牲口顿时就浑身大汗；最后，把事先预备好的稻草灰，用笤帚在牲口身上拍一遍，不到一会儿，牲口就能挣扎着站起来，好了！”
这些靠一技之长生存的“民间能人”勤劳善良，以各自的行动默默地为乡村社会做着应有的贡献。
汪曾祺小说以回忆的视角塑造了各种各样的“民间能人”形象，从而绘制出文字版的巨幅《清明上河图》，处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生活气息。在塑造这些“民间能人”形象时，汪曾祺特别注意挖掘他们身上潜藏着的“生命的韧性”。他们有艰辛和疲惫，有无奈和痛苦，甚至有意外和死亡，但从不跟生活妥协，从不向命运低头，一直坚守着做人的尊严。关于“生命的韧性”，汪曾祺说：“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
汪曾祺小说所塑造的“民间能人”形象无疑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民间写作”提供了一种有意味的范式。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不但有鲜明的特点，还有浓浓的文化意蕴。正是这种浓郁的文化气息，使得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身上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不但技能高超，而且品德高尚，可视为“乡贤”。“乡贤是儒家思想的实践者，也是儒家文化的传播者。”
关于儒家文化的印迹，汪曾祺自己也说得很清楚：“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他可以发脾气，赌咒发誓。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要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思想多一些。”
“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内容。“仁”的内涵包括两方面：从个体的角度上说，一个人要爱自己，注重内在的精神、品质；从群体的角度上说，一个人要爱别人，注重外在的道德、礼仪。孔子所说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孟子所说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都在强调“仁”是人立身行道、守善勿舍的重要手段。可以看出，一个人只有具有仁德，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从而成为所谓的“贤人”，受到别人的尊敬。《故乡人》（1981）中的王淡人是个医生，通道里挂满了匾额，匾上题有“济世救人”、“仁心仁术”、“妙手回春”等赞美之词。他有两件事做得特别“傻”：一是家乡发大水，他冒着生命危险，在齐胸深的大水里来往奔波，为人治病。水退之后，村里人合送他一个匾，上面写着“急公好义”。拿命换来一块匾，真傻！二是发小汪炳得病，王淡人把他接到家里，管吃管住还全免药费。别人认为王淡人的“傻”恰恰显示出他的“仁”。《故里三陈》中的陈泥鳅具有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他水性极好，下水救人从不计报酬。民国二十年，运河决口，他在大风大浪中救人无数，连被救者的姓名都不问，更不用谈报酬啦。但如果是捞死尸，他却分文不少要，可是要来的钱很少落入自己的腰包，而是去救济守寡多年的陈五奶。
儒家思想除强调“仁”外，还强调“义”。所谓“义”，指人的行为要符合道德和法礼。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义”与“利”截然相对，“义”是无私的，“利”是自私的。孔子特别重视“义”，认为“义”是君子必备的品质，只有小人才会见“利”而忘“义”。孟子提出舍生而取“义”，显然将“义”置于生命之上。他认为，“仁”好像住宅，“义”恰似大路。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儒家这种重义轻生的思想在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大淖记事》（1981）中的二十来个锡匠，都是江苏兴化帮，特别讲义气。他们扶持医病，互通有无，不抢生意。如果是合伙干活，工钱也分得很公道，从不会争吵。老锡匠很有威信。他对徒弟们管教甚严，不许他们赌钱喝酒，更不许他们和妇女嬉皮笑脸。《徙》中的高北溟是一位小学教员，从不参与派别之争。他教学生注重因材施教，无所阿私，只看品学，不问家庭。恩师谈甓渔死后，怕其后代把遗稿卖给善于剽窃篡改的李三麻子，高北溟狠心拿出一百块钱，将遗稿买下。为了将遗稿刻印出来，高北溟省吃俭用，甚至不惜牺牲女儿的大好前途。《鉴赏家》中的大画家季匋民出于个人情感送了水果商叶三很多画。十多年后，季匋民去世。叶三也不再卖水果，但每逢四季八节，他总要买些鲜果到季匋民的坟上供一供。更让人敬佩的是，季匋民死后，其画价大增，有一位日本人专程赶来高价购买叶三的藏画，遭到叶三的断然拒绝。最后，叶三把他的藏画带进了棺材。
除儒家文化外，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身上还散发着道家文化的气息。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是一种社会生态观，“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指只有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达到治理的目的。“天人合一”是指人道与天道相统一，人和宇宙相感应。“道法自然”中的“道”是指宇宙万物发展的最根本动力；“自然”是指自然而然的状态；因此，“道法自然”就是强调遵循客观规律，不干涉万物而任其自化自为。《复仇》（1946）以庄子的“复仇者不折镆干”为题记，讲述了一个替父报仇的故事。在儒家看来，替父报仇、以血还血，天经地义；而道家却主张以柔克刚，顺应自然，避免正面交锋。小说有意选择了后者。复仇者身背利剑，跋山涉水，寻找仇人。他的手臂有母亲刺下的仇人的名字。但是他想象不出父亲和仇人的样子，他怕自己遇到仇人时无话可说，有时更愿意被那个仇人所杀。最后他遇到了仇人——一位瘦弱的和尚。此时一卷白云从洞口掠过，时间从洞外飞逝。复仇者竟然忘记背上的利剑，感到自己不停地缩小，以至于无。只听“铿”的一声，剑落回鞘里，仇恨泯灭。至此，他彻底完成了心路历程的转变。“一场轰轰烈烈的仇杀演变成大肆宣传道家学说的材料，温情脉脉，冲和平淡，极为‘玄虚’。”
《岁寒三友》中的画师靳彝甫虽然是半饥半饱，可是活得有滋有味。春天，放风筝；夏天，种荷花；秋天，斗蟋蟀；冬天，养水仙。他有三块田黄石章。在吃不饱的时候，只要看看这三块图章，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了。道家文化所提倡的顺应自然的思想在靳彝甫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汪曾祺的小说有时喜欢景物描写，为“民间能人”的活动创造一种恬淡闲时的自然美。比如《大淖记事》开篇的景物描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
在这种恬静的自然环境中，兴化帮的锡匠们从不争抢生意。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他们就吹打弹唱一整天。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形象还散发着佛家文化的气息。禅宗主要讲究“即心即佛”、“即身成佛”、“明心见性”，主张“无念”、“无相”、“无住”。认为佛法本有，它超越世间，同时又在世间，所以无须离开世间的生活到世外去寻求。汪曾祺的小说与禅宗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他小说中的“民间能人”都置身于平凡世俗的生活，都有一种平常心，即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汪曾祺小说最具禅意的当数《受戒》（1980 年）。小说名为“受戒”，实为“解戒”。佛教信仰的庄重和神圣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情趣的世俗生活，即所谓“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小说中的荸荠庵里人性善良，没有清规戒律。和尚可以喝酒打牌，杀猪吃肉，娶妻生子。大师父仁山不叫“方丈”，也不叫“主持”，却叫“当家的”，掌管着经账、租账和债账。平时不穿袈裟，经常披着短僧衣，袒露着黄肚皮。二师父已有老婆，并且老婆每年夏秋还要庵里住几个月。三师父风流倜傥，精明能干，身怀绝技，会“飞铙”和“放焰口”。因此，每次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一两个大姑娘或小媳妇失踪——跟他跑。可以看出，他们身处的不是“佛门净土”，而是现实版的“桃花源”。不做作，不伪装，时时流露着他们内心最本质的追求，见心亦见性。谈及《受戒》的创作时，汪曾祺说：“我一定要把他们写的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
所谓“诗意”，其实就是“禅意”。此外，《异秉》（1947）中药店里的管事将药店打理得井井有条，闲暇时间就是和伙计们聊天娱乐，享受着日常生活。《戴车匠》（1947年）中戴车匠的工作就是一天到晚在自己的车床前制作木制的工具家什。这些人性格平淡，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在世俗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找到自我，寻得一种悠然自得的禅趣。
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三种文化和而不同，相互影响，在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形象身上得到了综合的体现。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所表现出的形象特点和所体现出的文化意蕴与所使用的塑造方法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能人”不但有一定的技能，而且有着比较优秀的品德，也就是说，他们在经验、学识、特长、财富，尤其是在道德修养方面比起一般人有所突出，因此受到众人的推崇和赞誉。汪曾祺小说在刻画“民间能人”形象时多用对比手法。《鸡鸭名家》（1947）中的余老五是炕鸡行业的“状元”。他炕出来的小鸡跟别人家的摆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大，因此来买的人首选他的小鸡。之所以能炕出比较大的小鸡，是因为他的炕鸡技术特别精湛。他炕鸡时比平常人敏锐沉着。他能把炕鸡的时辰做到极致，而一般人是不敢的。自掌炕以来，余老五从未失误一次，同行们无不赞叹称奇。《故里三陈》在刻画产科医生陈小手形象时有意把他设置成了男性，这与产科医生传统的女性形象成了对比。陈小手的手特别小，甚至比女人的手还小，还柔软细嫩，这也显得与众不同。更与众不同的是，别人接生，产妇会感到很痛苦，而陈小手接生，产妇几乎没有任何痛苦。正因为如此，陈小手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忌讳较少的中小户人家，遇到产妇胎位不正时，都要请陈小手上场。《仁慧》（1993）中的仁慧精明能干，乐于助人。谁家老太太过生日，她就去拜寿；谁家小少爷满月，她就去送长命锁。她做的素斋特别好吃，远近闻名。不仅如此，她还学会了放焰口。而放焰口本是和尚才可以做的事，因此她的做法就显得独异于众，遭到了二师父的强烈反对。后来，观音庵的大部分尼姑还了俗，有的还嫁了人，而仁慧拒绝还俗，云游四方，行踪不定。可以看出，仁慧的观点和做法与周围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汪曾祺小说在刻画“民间能人”形象时还喜欢运用肖像、动作、神态等外貌描写的方法，使得人物外表细腻传神，内在性格和精神也更突出。例如《醒来》（1947）对茶馆老板的描写：“茶馆老板一望而知是个阅历极深之人。他眼睛很黑，额上皱纹深平，一丝不乱，唇上一抹整整齐齐的浓八字胡子。他声音深沉，而清亮，说得很慢，很有条理，有时为从记忆中汲取真切的印象，左眼皮常常搭一点下来，手频频抚摸下巴，——手上一个羊脂玉扳指。”
《塞下人物记》（1980）对车倌陈银娃的描写：“陈银娃是个二十五六的小伙子，眉清目秀，穿了一副大红牡丹花的‘腰子’，布衫在肩头。”
《当代野人系列三篇》（1996）对梨园世家耿四喜的描写：“他长得跟他父亲完全一样，四楞子脑袋，大鼻子，阔嘴，浑身肌肉都很结实，脚也像。这双脚宽，厚，筋骨突出，看起来不大像人脚，像一种什么兽物的蹄子。他走路脚步重，抓着地走。”
脸上的皱纹深平、脚掌宽厚等描写，注重展现“民间能人”的外貌特征，羊脂玉扳指和红花牡丹等描写也在侧面暗示了“民间能人”的社会身份。
风俗描写也是汪曾祺小说塑造“民间能人”一种常见的方法。汪曾祺对风俗情有独钟，他在《谈谈风俗画》一文中说道：“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民族感情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存在着。民族感情常常体现在民俗中。风俗，是具体的。”他认为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
。需要指出的是，在汪曾祺小说中，风俗描写不是背景性的渲染和铺垫，而是表现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身份的重要手段。《戴车匠》开篇就描写了各种地方物产，比如桃子、杏子、香瓜、柿饼、牙枣子、风荸荠、杨花萝卜、泥娃娃、啯啯鸡、麻油拌荠菜、蓝布褂子，烘托出浓浓的民间风情。《岁寒三友》描写了放焰火的场景：“这天天气特别好。万里无云，一天皓月。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各种卖小吃的都来了。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回卤豆腐干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米的……到处是‘气死风’的四角玻璃灯，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故里三陈》描写了看迎神赛会的热闹场景：“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到那天，凡城隍所经的耍闹之处的店铺就都做好了准备：燃香烛，挂宫灯，在店堂前面和临街的柜台里面放好了长凳，有楼的则把楼窗全部打开，烧好了茶水，等着东家和熟主顾人家的眷属光临。这时正是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一种很‘面’的香瓜）、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各种卖吃食的都出动了，争奇斗胜，吟叫百端。”
别林斯基说，风俗“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它们，这民族就好比是一个没有脸的人物，一种不可思议、可否实现的幻象”
。汪曾祺小说对风俗的大量描写无疑增强了“民间能人”身上的地域文化气息。
除对比、外貌描写、风俗描写等方法，汪曾祺小说在塑造“民间能人”形象上还使用了白描、比喻、抒情化等方法。正是这诸多方法的使用，“民间能人”的形象才得以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汪曾祺小说对“民间能人”的塑造有着多方面的价值。首先，“民间能人”形象显示出了劳动的美和诗意。剃头、卖糖、作画、修鞋、赶车、做饭、收废纸、捕鱼、调解邻里纠纷……这些底层百姓虽然生活平淡，但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善于劳动，从劳动中获取了生活资料的同时还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愉快的精神享受。他们对劳动一丝不苟的态度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敬意。他们每个人的劳动形式虽然单调而琐碎，却增添了市井生活的烟火气。当然，汪曾祺并不回避“民间能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辛苦和无奈，即使是对于劳动之“苦”，汪曾祺也是倾注了浓浓的情感，以优美的语言进行描述。总之，汪曾祺小说中“民间能人”的日常劳动蕴含着底层民众生命的意义，散发着劳动的美和诗意。对此，汪曾祺明确指出：“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和人性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其次，“民间能人”形象表现出汪曾祺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中国文化向来三分天下，这就是以政治官员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文化，以普通大众为主体的民间文化。三者有所重合，彼此消长，每个历史阶段的表现各有不同，从而形成复杂的文化生态。纵观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很难发现能够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政治人物，也很难找到学富五车、书通二酉的精英知识分子。占据主景的都是芸芸众生、凡夫俗子，他们身处民间，有着纯真质朴、勤劳能干、坚韧不拔的优良品质。他们所处的民间承载着汪曾祺无边的文化想象和价值立场，所以他努力挖掘民间自然、舒展、欢乐、诗意、唯美的因素。这种远离政治、与精英知识分子也保持相当距离的民间文化立场固然与汪曾祺自身的曲折经历有关，同时与京派文学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第三，从现实层面上说，汪曾祺小说关于“民间能人”形象的塑造对民间文化的传承，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民间文化保护手段多样，有实物保存，有影像录制，有文字记录，有口述录音等，其中，文艺作品的描绘也是一种重要手段，这种手段形象生动，充满着浓浓的人文气息。汪曾祺小说描写了“民间能人”的各种技艺，比如接生、制药、烹饪、踩高跷，还描写了各种风俗，比如放焰火、迎神赛会，这无疑承传了民间文化。影像可能褪色，录音可能失真，唯有文字描述永葆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