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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 210023）
内容摘要： 张炜《古船》生动地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十多年的中国乡村图景。出现在小说中的隋抱朴等“贤能者”，他们代表了张炜所理想的那种乡村真魂。在过去的历史岁月里，他们多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背负莫须有的罪名，成为“罪人”。而就是这些历史沧桑变幻中的“罪人”，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里，以其掌握的各种技能，为沦陷在困苦中的人们提供可能的生存救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敢于冲破种种限制，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对赵炳、赵多多之流变味的经济改革进行再改革，从而将洼狸镇粉丝公司扭转到现代化、国际化的正确发展轨道上，同时重建乡村的公序良俗，起到了乡村自治的重要作用，是有德有能的“新乡贤”的早期样板。
关键词： 张炜 《古船》 罪人 贤能者 乡贤叙事
作者简介： 王宇轩，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兴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6ZDA192）阶段性成果。
张炜的《古船》最早连载于《当代》杂志1986年第5期，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单行本，是张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其早期最具争议的代表作。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这部“饱含着古老中国文化密码、百年乡土中国的精神境遇、现代中国人多舛的苦难命运，充满着灵魂深处的现代性呐喊和生命‘天问’的‘大书’”
，甫一出版便引人瞩目，至今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对象。在研究者们的论述中，《古船》被誉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继往开来的作品：就“继往”而言，《古船》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迄今为止的改革题材文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它们的集大成者”
。就“开来”而言，“它是第一部这样的小说：不再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主角，而是将一群人同时推到读者眼前……可以这么说，它的重心不再是人物，而是历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不再是图解某种权威的历史结论，而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见解。这就是我所说的新道路，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古船》以后的许多小说中，而《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则构成了它的两块最醒目的路标”
。贯穿在《古船》、《白鹿原》等作品中的叙事“新道路”，还有当下学界比较关注的“乡贤叙事”。这部小说中的隋迎之、隋抱朴、李其生、李知常、郭运等乡村人物，都是有德有能的“贤能者”，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因为家庭出身等问题被视为“罪人”。这部小说中的赵炳、“长脖吴”、赵多多等乡村人物，都是洼狸镇的有权者，他们曾执掌洼狸镇的权柄数十年，以合法的各种旗号和名义，干着家族复仇与宗法统治的阴暗勾当，给“贤能者”和普通村民制造了无穷无尽的苦难。这两类人物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精英，影响着洼狸镇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等领域的发展，是洼狸镇不同历史时期的灵魂人物，也是洼狸镇乡村治理的重要人物。从“乡贤叙事”的角度重新探究被誉为“民族心史”的《古船》，会有新的发现与认识。
《古船》中的洼狸镇，古属“东莱子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是“粉丝最著名的产地，到了本世纪初，河边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粉丝工厂，‘白龙’牌粉丝驰名世界。宽宽的河面上船帆不绝，半夜里还有号子声、吱吜吱吜的橹桨声。这其中有很多船是为粉丝工厂运送绿豆和煤炭，运走粉丝的”
。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粉丝食品工业发达的古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不是资本主义式的，而是宗法乡村式的。镇子主要由三大姓组成，即“经营工商业、有文化、有眼光的隋家；依赖封建宗法势力独霸一方，具有凶残、报复、奸诈心理的暴发户式的赵家；古怪邪癖、善良而软弱的李家”
。这三大姓在洼狸镇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老隋家是镇上的大姓。老隋家是从粉丝工业上兴旺起来的，“最早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作坊。到隋恒德这一代，老隋家到了最兴盛的时候。他们在河两岸拥有最大的粉丝工厂，并在南方和东北的几个大城市里开了粉庄和钱庄”
。老隋家的兴旺是老赵家和老李家远不能比的，也因此惹得赵炳、赵多多等赵姓人羡慕忌恨，在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创业精神、开拓精神和商业意识是老隋家的真魂，同时也可以说是这个历史时期的洼狸镇人的真魂。在老隋家的引领下，洼狸镇的粉丝食品工业兴旺发达。倘若循此轨迹继续发展，洼狸镇的社会制度性质及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念等都会发生质的变化。但这一历史进程在内忧外患中被打断了。老隋家的“绅商”隋迎之审时度势，以“还债”的理念与方式交出了自家的粉丝企业，为自己换来顶“开明士绅”的帽子，也为隋抱朴、隋见素、隋含章三兄妹换来了生存机会。老隋家的真魂得以在三兄妹身上遗存下来，在后来的历史岁月里，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也因此有了不同的命运。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老赵家在革命潮流中乘势而起，成为洼狸镇的权贵，隋、李两姓的大户人家成为被打击报复的对象。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以赵炳、赵多多为首的老赵家，依仗手中权柄，在政治、经济及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把隋、李两姓死死地踩在脚底下。“四爷爷”赵炳明里暗里就是洼狸镇最有权威的人，也是赵氏家族事实上的“族长”与精神领袖。他以最革命的姿态行封建威权之实，在历次的当代社会政治运动中如鱼得水，成为神一般的存在。他是“依靠封建政治、封建文化滋补起来的一个幽灵，是新中国横生的一头怪胎。……是民族痼疾上长出的一个痈疽”
，因此可以视为新时代的“旧乡绅”。其所代表的赵氏家族的真魂，在某个意义上说，也是洼狸镇人的一种真魂。这种带有“民族痼疾”的真魂，是与老隋家所代表的那种真魂颉颃共存的。赵氏真魂应该是现代思想文化革命的真正对象，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却很吊诡地借着革命话语掌握文化霸权，进行鲁迅所说的“革革命”。在以后的历史岁月里，赵氏真魂也不会真的魂飞魄散，将以或蛰伏或变换面貌或文化杂糅的方式继续存在，继续产生可能会扭偏历史发展方向的影响。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四爷爷”赵炳退而不休，长袖善舞，继续躲在幕后玩弄权术，左右洼狸镇的政治经济改革。代表赵炳出台表演的赵多多，一改过去赵家家丁与打手形象，以改革者形象出场，以改革的名义承包洼狸镇集体企业粉丝厂，将其变为实质上的赵氏家族的私企。但初步市场化的经济变革，很快就给新时代的“旧乡绅”与今日的“假改革家”与“真窃夺者”以教训，粉丝企业因管理不善、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等问题，不仅效益下滑，而且损害到昔日驰名世界的“白龙”粉丝的品牌声誉，直接影响到洼狸镇的改革与经济发展。由此引起洼狸镇人普遍的不满，也引起洼狸镇及更高层的真正当权者的震怒，上级调查组多次进驻洼狸镇展开调查。错估形势的赵炳一再玩弄权术，平息风波，但在新的时势面前，过去百灵百验的那套权术最终失效了，赵多多最后在绝望中撞车自焚。一直被赵家踩在脚底下的老隋家传人隋抱朴，被时势推到了改革的历史前台，自荐成为洼狸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的经理。“粉丝总公司易手隋抱朴。一切好象都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
隋抱朴接替赵多多管理洼狸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表面上看，就是原本属于隋氏家族的粉丝企业现在又回到了隋氏后人手上，历史似乎出现了轮回。隋抱朴的弟弟隋见素和妹妹隋含章就是这样认识问题的。隋见素不同于患了“怯病”的哥哥隋抱朴，他热情进取，敢于抗争，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富有开拓精神，颇有隋氏家族传统真魂的风范。他往来于城乡，把各种流行文化带到古老的洼狸镇。这个“时尚青年”的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时尚”，他周旋于隋赵两个家族，一心夺取粉丝厂大权，让粉丝厂重新姓隋，为家族复仇。他曾参与粉丝厂承包竞争，败给了赵多多。他未能做到的事情，哥哥隋抱朴做到了。隋抱朴成为粉丝公司经理，在隋见素看来，粉丝厂终于姓了隋，老隋家最终赢了。隋含章与隋见素有类似的想法。隋含章为了保护哥哥隋抱朴、隋见素不受伤害，忍辱负重，暗地里给“四爷爷”赵炳当了数十年的性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与幸福。隋抱朴当上粉丝公司经理后，隋含章觉得哥哥们不再需要自己的保护了，便决定向赵炳复仇，用剪刀捅伤了赵炳。隋见素、隋含章的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既有隋氏家族传统真魂的承传，又有与赵氏家族真魂同质的部分。他们与隋抱朴不在一个精神层次上。隋抱朴克服“怯病”，走出老磨屋，不再沉默，自荐当上洼狸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经理，不是为了向老赵家复仇，也不是为了夺回原本属于老隋家的粉丝厂，而是粉丝大厂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保住并发展洼狸镇人的经济，他必须出山挽狂澜于既倒。隋抱朴一再向弟弟隋见素言明，粉丝厂既不是老赵家的，也不是老隋家的，而是全洼狸镇人的。这不是故作谦虚或假话真说，而是他历经家族苦难，数十年阅读《天问》、《共产党宣言》所达到的精神境界。隋氏家族的真魂，到了隋抱朴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因此，隋抱朴当上粉丝公司经理，不是历史出现了轮回，而是粉丝大厂获得了向前发展的历史转机。洼狸镇人即使不明白隋抱朴的真实思想与其达到的精神高度，至少在道德和能力上是相信他的，洼狸镇人“从赵多多接手粉丝大厂那天起就提心吊胆，直到如今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
张炜是站在隋抱朴这一边的。张炜理想中的乡村真魂，不是隋恒德、隋迎之所代表的隋氏传统工商业真魂，肯定也不会是赵炳所代表的赵氏封建真魂，尽管这些真魂都存在过，并且都还继续存在。这些各色乡村真魂，都是有问题的，需要反省、批判乃至革故鼎新。张炜理想中的乡村真魂，应该是隋抱朴所代表的乡村真魂，这个真魂，有隋氏传统工商业真魂的遗存，但在长期阅读领会《共产党宣言》后，已对其进行了改造，虽然一如既往地重视技术改进、管理方法变革，但在企业所有权属上，隋抱朴坚持洼狸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既不姓赵，也不姓隋，而是全洼狸镇人的。经济改革的最高目标，不是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不是把国家的、集体的企业承包给个人或干脆变成私人企业，就算是完成了，而应该是向《共产党宣言》所指明的历史方向发展。赵多多承包粉丝大厂恰恰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隋见素如果竞争承包权成功了，同样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只有隋抱朴是代表未来的。张炜批判赵多多，让他不得好死；也不待见隋见素，让他患上绝症，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隋抱朴身上，这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忧虑。
《古船》中的隋抱朴、李其生、李知常、郭运等乡村人物，都是洼狸镇有德有能的“贤能者”，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大都因为家庭出身等问题被视为“罪人”，甚至自认为“罪人”。在灾难频仍的年代里，这些自身难保的“罪人”，能不顾自身安危，以各自优于常人或常人所没有的某种技能，为遭遇困境或深陷苦难的人们提供力所能及的生存救助，尽可能地降低现实苦难的程度。
隋抱朴是老隋家的长房长子，受其家族影响，似乎天生的就会做粉丝，是洼狸镇的第一技术高手。隋抱朴的独门绝技，不是坐在老磨屋里看石磨，舀豆子，磨豆粉，而是“扶缸”。所谓“扶缸”，就是把粉丝制作过程中出现的“倒缸”现象及时予以纠正，确保粉丝制作成功。而所谓“倒缸”，就是粉丝制作过程中的某个步骤的失败，其中尤以发酵失败最严重，会让淀粉腐败变质，造成巨大的损失。“镇上人从来就把粉丝工业当成一个古怪行当。老磨屋、漏制粉丝的房子，都有难以言说的复杂和神秘。在粉丝生产过程中，水温、酵母、浆液、面糊……任何一个微小的环节出了毛病都会招致全局失败：淀粉突然不沉淀了！粉丝突然断成一截一截！……做粉丝的人把这种情况叫‘倒缸’。他们惊呼着：‘倒缸了！倒缸了！’却常常束手无策。不知有多少老师傅最后背着人跳进了芦青河。有一个师傅被人救起，第二天他又把自己悬在老磨屋的梁上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当。”
在这样一个“古怪行当”里，隋抱朴似乎是掌握了全部复杂技术和神秘的人，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经济时代及改革开放后赵多多承包洼狸镇粉丝大厂的阶段，每次出现“倒缸”，都是隋抱朴出来“扶缸”救场。其中，有两次“倒缸”与“扶缸”对洼狸镇的粉丝大厂及洼狸镇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对表现隋抱朴文化人格的作用也不相同。第一次影响重大的“倒缸”与“扶缸”发生在改革开放前的洼狸镇集体经济时代，为了“扶缸”，厂方重金聘请了一位外地手艺超群的老师傅，老师傅来看了看情况，“品了品沉淀缸里的浆液，就慌张地扔下重金逃去”
。危急关头，隋抱朴不请自来，不声不响地就解决了问题，也为此大病一场。隋抱朴这时还是在磨屋里磨豆粉的工人，不是技术员，却敢于冲破“罪人”的身份限制，克服“怯病”的困扰，主动承担风险，解决粉丝生产中的重大技术事故，其目的就在于拯救集体企业和洼狸镇的经济。由此可以看出，隋抱朴把集体经济的安危看得比个人的政治风险更重要。这应该是他长期坚持阅读《共产党宣言》、不断“忏悔”的结果。这也是洼狸镇人重新认识隋抱朴的开始。隋见素也因此更加不理解哥哥的行为，明明有高超的技术，不做又体面又多挣钱的技术员，却偏偏躲在老磨屋里看石磨，读《天问》和《共产党宣言》。第二次影响重大的“倒缸”与“扶缸”发生在赵多多承包洼狸镇粉丝大厂之后。这次“倒缸”与隋见素有点关系。隋见素一直想报复赵氏家族，从赵多多手里夺回粉丝厂的大权，就想出了一个故意制造“倒缸”事故的恶毒主意，因为“要使粉丝厂‘倒缸’十分容易，无论是磨绿豆、淀粉沉淀、搅拌淀粉糊糊、水温、浸烫绿豆、搭配浆液……任何一个环节出点差错都会‘倒缸’”
。暗恋隋见素的女工大喜无意间阻止了隋见素的破坏行动，却又暗中替隋见素制造了非常严重的“倒缸”事故。这次人为的“倒缸”事故，可以说是隋赵两大家族历史矛盾冲突的继续。隋抱朴再次站了出来，用了十几天时间“扶缸”，终于解决了问题，也因此与弟弟隋见素起了冲突。隋抱朴告诉隋见素，自己要主动“扶缸”的理由：其一，替老隋家“赎罪”，因为即使这次“倒缸”不是隋见素动手做的，但隋见素已经“起意”了，这就有罪。其二，粉丝厂尽管由赵多多承包，但不是老赵家的，而是洼狸镇的，是国家的。隋抱朴对隋见素说：“你去查查镇史吧，看看洼狸镇做了几百年白龙粉丝。几辈子都做这个，国外都知道中国的白龙牌粉丝。外国人跟这个叫‘春雨’，叫‘玻璃面条’……粉丝厂‘倒缸’没人扶，就是全镇的耻辱！‘扶缸如救火’，自古洼狸镇就有这句话。”
隋抱朴能这样想这样做，就是当之无愧的乡贤。总的来看，在多次的“倒缸”与“扶缸”故事叙述中，不仅写出了隋抱朴的乡贤品格，也写出了他高于洼狸镇所有人的思想境界，而这正是他长期反思家族历史，阅读和领会《天问》、《共产党宣言》的结果，为他后来自荐当洼狸镇粉丝公司经理，对“四爷爷”赵炳当政时代的改革进行再改革做好了铺垫。
洼狸镇李氏家族的李其生、李知常，同样可以视为扶危济困的乡贤。如果说洼狸镇的赵氏家族是个政治家族，隋氏家族是“绅商”家族，那么李氏家族就是一个技术家族。李氏家族父子相继，在历史苦难与现实困境中，以自己的发明和机械技术为洼狸镇人的生存需要和生产发展提供技术救助。李其生早年在关东给资本家开过机器，被洼狸镇人喊成“资本家”，成为洼狸镇人眼中“古怪邪僻”的人，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连累天赋极高的儿子李知常不能继续上学读书。李其生会摆弄机器，为农业合作社开过洼狸镇人驾驭不了的“耕地机”，解决了洼狸镇农业合作社的大问题，成为洼狸镇人眼中的“能人”。李其生敢于直言，“大跃进”时期，当着外地参观人的面，揭露赵炳、镇长周子夫等人的高产玉米造假，受到赵炳的严厉惩处，李其生在“资本家”名分上再加揭露造假反对“大跃进”的政治错误，被打成“反动派”，由此落入人生最低谷。李其生还是个狂热的发明家，影响巨大的发明主要有两项，一是坩埚，二是“切糕”。在大炼钢铁时期，他带领隋不召、隋抱朴发明耐高温的坩埚，解决了洼狸镇乃至全省大炼钢铁的基本技术问题。这虽然有助长错误运动的意思，但实质上帮助洼狸镇人改进了炼钢的基本设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一运动给洼狸镇人带来的伤害。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大饥荒蔓延。为了应对大饥荒，挽救人们的生命，李其生利用糠末、麸皮、甜草根等材料，发明了“切糕”。这种新发明的食品，使洼狸镇人在一段时间里免于过度饥饿，从而在大饥荒中获得了更多的生存机会。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在这样的饥饿年代，能以自己的食品技术发明救助濒于死亡的人们，还有谁比他更能配得上乡贤这个称号呢？李知常同其父亲李其生一样，也酷爱摆弄机械技术，搞发明创造，他的贡献主要是在粉丝制造设备的改造上。对此，下文将予以论述，这里从略。
老中医郭运“悬壶济世”，是洼狸镇人的救助者与守护神。郭运精于中医，遵循阴阳规律，用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的病人，他给洼狸镇的权贵赵炳、赵多多治病不卑不亢；给隋迎之、隋抱朴、隋见素、隋含章、李其生等被视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坏分子”、“反动派”治病，也尽心尽力；给有钱人和穷人治病，也一样对待。郭运不仅是治疗身体疾病的仁医，还是治疗心理精神疾病的高明医生。郭运谙熟洼狸镇老隋家、老赵家、老李家的家世历史，对他们的内心世界也看得非常透彻，知道每个人的心理症结所在，他的有针对性的心理劝慰与开导，不仅缓解了患者的心理痛苦与精神迷茫，而且也缓和了洼狸镇人的邻里关系。郭运其实还是一个不动声色的“政治活动家”，他给赵炳治病时，借讲修身养性养体之道暗示赵炳在洼狸镇施政不能“太过”，对赵炳的恶行恶政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他对老隋家充满了同情，他引导隋抱朴阅读《天问》，对隋抱朴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给隋见素治病的同时，对隋见素进行心理的与精神的引导，使这位一心复仇的隋家子孙最终“浪子回头”，逐渐认同哥哥隋抱朴的思想观念，“忏悔”自己过往的行为。在某个意义上而言，郭运说得上是隋氏兄弟的精神导师。总的来看，郭运在洼狸镇人身体疾病治疗、心理精神疾病治疗、思想引导、和睦邻里关系与洼狸镇的社会治理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同样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乡贤。
综上所述，隋抱朴、李其生、李知常、郭运等都是洼狸镇有德有能的“贤能者”。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岁月中，除了老中医郭运外，其余的几位“贤能者”都背负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在自身生存步步维艰的困境里，能以各自所掌握的医疗、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技能为洼狸镇人提供可能的生存救助，为洼狸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邻里关系和谐、集体经济发展等做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洼狸镇粉丝厂有过两次影响巨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将曾经的乡镇集体企业改由赵多多私人承包经营。第二次是隋抱朴自荐担任洼狸镇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经理后对赵多多败坏了的粉丝厂生产技术、管理方法等的再改革，从而将洼狸镇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扭转到现代化、国际化的正确发展轨道上。
洼狸镇粉丝厂的第一次改革是在赵炳包藏私心的权术操弄下进行的，改革的结果就是通过赵多多拿到承包权，将集体财产明里暗里变成了赵氏家族的私人财产，带有往后倒退的封建色彩。赵多多本来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无德无能，无恶不作，却依傍“四爷爷”赵炳的权势，先后当过自卫团长、民兵头儿、“无敌战斗队”总司令等，一介草莽武夫，从无经营管理粉丝厂的经验，却在赵炳的权术操弄下拿到洼狸镇粉丝厂的承包经营权。赵多多采用流氓无产者的态度和方法经营粉丝厂，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克扣工人工资，“恨不能把公司吞进肚子里”
。赵多多承包期间，损害了洼狸镇粉丝品牌的信誉，损害了洼狸镇的集体经济与洼狸镇投资者的利益。可以说，赵炳主导的洼狸镇粉丝厂的第一次改革是失败的。
洼狸镇粉丝厂的第二次改革，就是隋抱朴自荐并成功担任洼狸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赵多多承包时改名）经理，这是对第一次改革的再改革。而这次再改革，不仅是洼狸镇粉丝厂归属的再次改变，而且还有企业经营理念、生产技术、管理方法与发展方向的变革。
隋抱朴自荐担任洼狸粉丝生产销售总公司经理，其所做的第一项重大改革，就是把曾经被以赵多多作为代理人的赵氏家族窃为己有的洼狸镇粉丝公司再次“归还”给洼狸镇人。如有论者认为，隋抱朴的思想意识中有来自托尔斯泰宗教伦理和《共产党宣言》中所蕴含的“希望人类摆脱苦难的思想”及“大家一起过好生活”的超越性思想，“仿佛是身体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量，抱朴觉得他不能再犹豫、再像死人一样孤坐磨屋，他催促自己走出磨屋，振作起来，和全镇人一起过好生活，不能让苦难和流血老跟着洼狸镇人”
。为此，隋抱朴“自荐担任粉丝公司经理，洼狸镇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有论者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角度阐述，认为“粉丝大厂的粉丝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无可挽回地进入了全球贸易系统……隋抱朴有责任要保护这个民族品牌……他以加入全球化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的微妙身份汇入全球化的大势”
。这些论述都很深刻地阐释了隋抱朴全然不同于赵炳、赵多多的改革动机。
隋抱朴接管粉丝大厂后做的第二项改革，就是废除赵多多施行的“踢球式”管理法。“踢球式”管理法是赵多多“误读”日本TQC企业管理方法所实施的管理方法，要点有五：其一，延长工时；其二，盯紧财务，坚持让管账的人每日报账；其三，统一女工装扮，让粉丝厂的女工们穿上特制的围裙，扎上头发，吊起眼梢；其四，监视工人言论，让本家族的工人注意别人议论些什么；其五，对偷懒的工人特别是女工进行体罚。赵多多夜里在工厂巡查时，如若哪个女工偷懒，他就“照准她的屁股踢一脚”，这种体罚带有极强的性骚扰色彩。赵多多为自己搞的这套管理方法沾沾自喜，认为这套方法十分有效。这种“踢球式”管理法带有原始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色彩，赵多多把他当年带领民兵惩治“阶级敌人”、“反动分子”的方法移植到企业管理中，残酷剥削压榨工人。就像赵炳建立属于他个人的洼狸镇王国一样，赵多多通过“踢球式”管理法在粉丝工厂建立了属于他的“封建领地”。对此，洼狸镇人有苦难言，敢怒不敢言。直到隋见素把大城市的流行文化引入洼狸镇，“踢球式”管理法才开始受到冲击。隋抱朴觉得赵多多的“踢球式”管理法非常不人道，一接任经理工作就废除了“踢球式”管理法。女工们“当即解开了头发，于是立刻变得更加妩媚”
。隋抱朴将采用何种更人道的现代管理方法管理粉丝公司，小说没有提供更多的情节与信息，也不可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尚未解决这道难题。可以猜想的是，隋抱朴将为找到科学合理的现代管理方法做极为艰辛的探索。
隋抱朴做的第三项改革，就是技术革新，将粉丝制造的全过程由手工生产改为机械化生产。隋抱朴主导的技术革新很快取得成功，其原因有几点：第一，隋抱朴当粉丝公司经理得到了洼狸镇大多数人的支持，减少了技术改革的社会阻力；第二，得到了隋不召、李知常等有技术才能的人的切实帮助。李知常在赵多多承包粉丝大厂时期就开始研制粉丝制造机械用的“变速轮”，因各种原因迟迟未能成功，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帮助赵多多，这是因为李氏家族与赵多多有仇，隋氏家族对李氏家族有恩，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家族间的恩怨情仇迟滞了技术改革的进程，这正是导致赵多多经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隋抱朴主导技术革新，情况就不同了。李知常为了报恩也为了与隋含章的爱情，倾尽全力搞技术改革，安装“变速轮”，技术革新很快就取得了成功，粉丝生产的每一道工序几乎都让机器取代了。李知常在技术革新中的道德站位虽然没有隋抱朴高，有很多的私心杂念，但他也有“为全镇人”的集体观念，这是他与隋抱朴声气相通的地方。技术革新不仅关乎粉丝大厂的命运，更关乎洼狸镇人的未来。隋抱朴迈出了这一步，让粉丝生产实现了机械化，这是洼狸镇粉丝制造划时代的开始。与此同时，机械化生产带来的“机器吃人”现象亦开始出现，许多工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岗位。譬如拍漏勺出粉丝的黑大汉失去了工作岗位，想挑选一个轻松的工作做，隋抱朴不同意他的选择，给他安排了与其身体条件相称的工作岗位。如何处理这类新出现的问题，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按照《共产党宣言》指明的方向前进，这对隋抱朴是一个全新的考验。小说对此未做更多的描述，也做不了描述。
在进行粉丝公司各项改革的同时，隋抱朴也开始参与并主导洼狸镇的一些社会活动，试图以此改革洼狸镇社会不良的风气。譬如为隋小青的应征入伍操办酒席，就有这样的社会改革愿景。隋抱朴把洼狸镇的老隋家、老赵家、老李家以及其他家族的成员都请了来，让准新兵隋小青给各个姓氏的老人敬酒，热热闹闹的庆祝宴，似乎很快化解了家族间的历史恩怨，全镇人在欢乐中结成了亲密的一体。历史的痛苦记忆虽然还萦绕在心头，但新的航程已然开始。隋抱朴正是希望洼狸镇能在苦难中涅槃重生，团结一心创造新的未来。就像埋藏在地下的芦青河，在潜行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综上所述，隋抱朴、李知常、隋不召等都是改革时代有德有能的再改革者。他们对赵炳、赵多多的第一次改革进行了再改革，把赵炳、赵多多窃为己有的集体粉丝制造企业“归还”给全镇人们，进行现代管理改革和技术革新，同时试图重建乡村社会的公序良俗，带领洼狸镇向《共产党宣言》指明的发展方向前进。他们因此可以视为当代新农村建设最迫切需要的“贤能者”，即新的乡贤。
出现在《古船》中的隋抱朴、隋不召、李其生、李知常、郭运等是张炜贡献给当代乡土文学的有德有能的乡贤人物，他们代表了张炜所理想的那种乡村真魂。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岁月里，他们多因家庭出身等原因背负莫须有的罪名，成为那个年代的所谓“罪人”。而就是这些历史沧桑变幻中的“罪人”，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年代里，以各自掌握的医疗、机械、制造等方面的技能，为沦陷困苦中的人们提供可能的生存救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敢于冲破自设或他设的种种限制，自觉地承担起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赵炳、赵多多之流变味的经济改革进行再改革，将洼狸镇粉丝公司扭转到现代化、国际化的正确发展轨道上，同时重建乡村的公序良俗，起到了新乡贤应该起到的乡村自治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正是当下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贤能者”，即有德有能的“新乡贤”的早期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