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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济南 250014）
内容摘要： 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中的农村基层干部群像，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高大全”的基层干部形象，他们品德高尚，以集体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同时他们又是维护民族团结、保卫祖国边疆的重要力量。第二类是圆滑多变的基层干部形象，这一群体富有人的立体感和多面性，他们机敏善变，打着为集体服务的幌子，中饱私囊，有的在暗地里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圆滑世故，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对党和国家基层工作的破坏是不可忽视的。第三类是富有改革精神的基层干部形象，改革者具有前瞻性的目光，他们勇于突破传统，用现代化的思想和行为改造保守落后的故乡，但他们的行为也遭到了老一辈人的非议，他们在非议中艰难前行。
关键词： 王蒙 “在伊犁” 干部形象
作者简介： 王晓隽，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干部”一词从日本引进，源于法语，后引申为在国家政权机关和企事业团体中具有管理权的公职人员，他们在这些机构中起着骨干作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有别于民国时期的政务机关，干部成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尊称，后来逐渐扩展到农村地区，一些大队里的书记和队长也被称为干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全方位的变革，完全按照共和国的政务模式建立起现代化的政权机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紧跟内地的步伐，新疆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干部起着较大的作用。对于以农业为主的新疆来说，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公社书记、大队支书、队长等基层干部对新疆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王蒙用文学书写着自己对新疆农村基层干部不可磨灭的记忆。
理想主义一度是王蒙创作高扬的主题，追求人物的完美是王蒙对新疆农村基层干部描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王蒙用力勾画流氓无产者形象，不遗余力地批判他们身上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精神遗留，目的是为了凸显人类永恒的善和美，共产主义理想一直在王蒙的心中缭绕。当代文学中的高大全形象塑造源于“四人帮”的“三突出”原则，忽略人是复杂的存在，要求作家把人物塑造成无所不能、上天入地、没有任何缺点的完美化身，作家浩然直接就把他小说《金光大道》中的主人公命名为高大泉。高大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他身上几乎没有缺点，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大公无私的农民干部，人类的美德在他身上几乎都有体现，他是“三突出”政策在文学上的图解，严重违背人性的复杂和人物的多面性的实质。王蒙笔下的很多维吾尔族基层干部就是富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大全形象，他们品德高尚，大公无私，兢兢业业，以集体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同时他们又是维护民族团结、保卫祖国边疆的重要力量。
穆敏是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中重要的主人公，他信仰虔诚，说话风趣、幽默，有责任感，热爱国家，对阿依穆罕的爱情非常忠诚，对同父异母的弟弟有绵绵的思念和牵挂，为此他厚待给他带来弟弟信息的卡斯穆，并亲自回南疆寻找失散多年的弟弟，尽管结果不尽人意，但他已心满意足，对南疆故乡的怀念告一段落，豁达的胸怀让他获得了灵魂上的安宁。他在队里无论担任什么样的职位，都能做到恪尽职守、秉公执法，从不假公济私，“穆敏是生产队的水利委员，而五月份，是昼夜浇水最紧张忙碌的月份，老爹夜间去巡查浇水的情况，是他这个水利委员分内的事，当然不足为奇。但他事先一点没有说要上夜班，故而阿依穆罕与我听了都一怔”
，穆敏之所以不预先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因为马穆特晚上值班时睡觉导致水全部跑光激起了他的愤怒，庄稼浇不上水，就意味着减产或绝产，作为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穆敏深知因为粮食问题饿死人的现象就有发生的可能，为了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决定不是自己的班也要夜间巡查浇水。他高尚的品行获得了周围乡亲的赞许，“
但我一想起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老妈妈来
，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
、
责任感
、
踏实和清明之感
。
我觉得他们给
了我太多的东西
，
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
他们不贪
、
不惰
、
不妒
、
不疲沓也不浮躁
、
不尖刻也不软弱
、
不讲韬晦也不莽撞
。
特别是穆
敏老爹
，
他虽然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
，
却具有洞察一切的精明
，
和
比精明更难得的厚道与含蓄
。
数十年来我见到的各种人物可谓多
矣
，
但绝少数像老爹这样的
。
我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
、
力量
和安抚
”
，穆敏老爹用他的人格和智慧赢得了“我”由衷的赞美和敬佩，他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代表了维吾尔族乡村最后的绅士精神——智慧和善良，这份精神直到今天仍熠熠闪光。
改革开放令新疆获得了快速发展，物质极大地丰富起来，有些人面对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道德沦丧和价值理念的歪曲迅速蔓延开来，道德价值的回归成为当今社会刻不容缓的现实所在。穆敏形象的塑造虽然缺乏一些立体性和必要的深度，但作者在他身上熔铸的道德理想主义仍然感动了很多读者。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作家们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先知沦为普通人，巨大的落差使他们迷惘，走向内心世界的写作本没有错，这只是文学发展的一个小分支，过度地追寻和执行这个方向而忽略其他方面的文学世界不得不说是另外一场沦丧，责任感的缺失导致了道德理念的大面积滑坡，作家们对这种现象的出现负有一定的责任。德行的修炼虽然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破坏容易建构难，文学创作中重新彰显理想主义也是一场很有价值的修行，王蒙作为一个思想复杂和有责任感的作家，他“认为，自由的文学艺术并不是无目标、无取向、无价值标准的文艺。‘我们的文艺仍然是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的。’他指出，一些作家忽视作品应有的思想追求而进入一种‘失重’状态是危险的。因此他大声疾呼：‘重建理想！’这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他深切地体会到理想主义将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无论什么时代，理想都是人类追求的梦想，作家就是描述人类梦想的特殊群体。失却了对理想的叙写，文学就失去了航标。人类是有梦想的族群，张扬理想和在理想破碎后的痛哭流涕都是热爱理想的表达方式。
王蒙通过对阿尤布老人命运的展示，阐释了共产主义理想。阿尤布是贫下中农委员会主任，他出身非常贫寒，“满脸满手细密如网的皱纹里，不知刻印着往年的多少辛酸，微驼的脊背上，曾经承担过旧日的无限凄苦。在公社展览馆里我们看到过他的家史，他为地主扛了五十七年活，妻子被地主折磨死了，十个孩子，有九个在饥馑和疾病中死去”
。阿尤布在新社会彻底改变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卑微命运，现在的“他住在过去属于地主的房子里，宽阔的前廊，石阶下流着清澈的渠水，母鸡勤快地啄食，白羊舒适地嚼草，满院的桑杏即将抽芽……”
阿尤布在旧新社会的命运使他万分珍惜新时代和新生活，见到作者等人，他抓住他们的手不放，激动地说着对旧社会地主的痛恨和对新社会的热爱。他经常向社会各个阶层做报告，忆苦思甜，“他现在每天做三次‘乃马孜（礼拜）’，一愿孩子们好好学习，二愿他们长大了当解放军保卫祖国，三愿他们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事事听毛主席的话”
。阿尤布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不遗余力地维护党和国家，热爱阶级弟兄，勤勉正直，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的稳定，是基层干部的楷模，正是这些基层干部的努力，才带来了春满吐鲁番，带来了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铁木耳和库德来提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同样兢兢业业，努力为村民谋福利，虽然在工作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他们不畏艰险，努力克服，一心为村民服务。铁木耳先是社办煤矿的领导，后因病回乡当了队长，他工作能力强，鼓励村民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增加社员们的收入。他脾气倔强，有逆反心理，爱抬杠，但他坚持正义，不畏惧邪恶，当谢力甫和哈皮孜等人兴风作浪时，他据理力争，英勇无惧，在库德来提等人的帮助下，让哈皮孜挑拨离间、背信弃义的嘴脸袒露在谢力甫面前，谢力甫认清了哈皮孜的伎俩，最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铁木耳是一位实干家，他不相信“四人帮”的虚假宣传，他的行动就是真抓实干，当库德来提宣布恢复他的队长职位后，“他说：‘地里的白刺草，长得和庄稼一样高了。他们就是想把我们的人民公社，再变成狍子出没的阿克提干呢。’他大声宣布：‘一组明天上山伐木，二三四组全体，和我一起去大田锄草。’”
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是铁木耳当队长的职责所在，他是社员的主心骨和当家人，他的实干精神浸润着每个社员的心，他因此赢得了社员们的尊敬。队长看起来官职不大，但意义非凡，正义和邪恶较量的结果是邪恶终于被打倒，铁木耳的政敌、流氓无产者哈皮孜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真正为百姓办事的铁木耳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在与哈皮孜和谢力甫的斗争中，库德来提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村支书，他信任铁木耳，讨厌好逸恶劳、搬弄是非的哈皮孜，面对谢力甫对哈皮孜的信任，库德来提步步为营，欲擒故纵，一步一步地把哈皮孜的阴谋暴露在社员和谢力甫面前，“库德来提书记进行了紧张和多方面的工作，像一个打鱼人，准备收网”
，“库德来提书记等待的时刻到来了”。库德来提用智慧把哈皮孜彻底打败。叙事者“我”对库德来提着墨不多，但他足智多谋的身影不时地在小说里出现，他是一个懂得斗争艺术的智者，面对邪恶，他不动声色，仔细观察，掌握斗争的主动权，等待合适的时机，主动出击，一击制胜，正是他的政治智慧，使哈皮孜原形毕露。库德来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农村干部，正是有他的信任，铁木耳才能够放手为社员干事，村里的风气才能邪不压正，大家伙一心一意搞建设。
伊力哈穆是《这边风景》中富有代表性的农村基层干部，他担任跃进公社爱国大队七生产队队长，身上蕴含着作者强烈的政治正确和一心为公的创作理念，“当然，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存在。除了真善美，人性中还有丑陋、鄙俗的一面，而这些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塑造落后、反面人物来体现的。小说的正面主人公伊力哈穆代表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他不得不打上时代与政治的烙印，带有‘高大全’式的色彩，所以显得有点‘扁平’”
。“伊力哈穆的身上确实体现了人性之美，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如善良、正直、宽容、助人为乐、坚持原则、热情等。对于工作，他积极承担责任，一心为民谋福利；对于家庭，他体贴照顾；对于他人，他会急人所急、想人所想，别人的危难时刻他会奋不顾身地出手相助；面对‘迫害’，他勇敢、镇定，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仰”
，“王蒙是热爱生活的人，也只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才有可能看到并欣赏生活的美，也只有拥有这样一双善于发现风景的眼睛的诗人才能把生活写得诗意盎然，把平常的日子也过得、写得津津有味”
。纵观小说，伊力哈穆确实如评论家所言，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时刻响应祖国召唤的人。基层干部的所作所为代表了党的形象和国家希望的所在，建设好基层干部队伍，关乎边疆建设、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伊力哈穆27岁时，“不顾自己年龄已经偏大，根据公社党委的安排，作为新招收的青年工人的带队者，离开伊犁，到乌鲁木齐一个机床厂学习镗工。他决心做一个产业工人，为祖国的工业化贡献自己的热汗和心血”
，他工作勤恳努力，眼光开放，具有较强的职业道德，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端匮乏时，他又在党充实农业第一线的号召下回到了故乡伊犁河谷，那时在“四清”运动前夕，很多伊犁边民在敌对势力的策划和鼓动下，纷纷越过边境，外逃到苏联。对于外逃现象，伊力哈穆有思想准备，他相信祖国、党和政府是正确的，工厂书记对他高屋建瓴的教诲更令他深受教育，他明白现实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回到故乡后，面对一系列复杂多变的人和事，伊力哈穆依靠广大群众，听取智者的告诫，用智慧去判断。面对伊萨木冬偷粮事件，伊力哈穆看到了偷粮背后的阴谋，他不太相信伊萨木冬出于心甘情愿。从边民外逃事件中，他看到了苏修的卑劣伎俩，认为“目前在伊犁发生的事情，说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自称是我们的朋友的人，正在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利用我们内部的一些败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挑战，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猖狂进攻。但是，乌鸦的翅膀总不会遮住太阳的光辉，毛主席的手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段话凸显了伊力哈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坚定的政治意志，他热爱祖国，痛恨苏修在中国边境搞的分裂和破坏，在伊犁边民事件中，能够沉着冷静、顾全大局，面对被欺骗和蛊惑的伊萨木冬和乌尔汗等不明真相的群众，他用理智的话语、温暖的行动，让伊萨木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终于重新回到故乡，有力地回击了以麦素木为代表的分裂分子的挑拨离间和煽动，有力地维护了祖国边疆的安全和稳定，让百姓感受到党和政府政策的宽大和温暖。面对尼牙孜这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精神的继承人时，伊力哈穆没有惊慌和焦虑，他冷静、仔细地处理了尼牙孜利用牛做文章来讹诈大队的事情。尼牙孜和穆萨在库图库扎尔的唆使下，对伊力哈穆发起了猛烈地批判，伊力哈穆依靠百姓们的支持，睿智地化解了他们的进攻。
小说从始至终，伊力哈穆的形象都是光辉耀眼，几乎是完美的化身，复杂的人性在他身上没有显现，伊力哈穆的形象塑造富有理想主义色彩，是一边倒的手法，是典型的扁平人物。王蒙希望人能够克服缺点和压抑人性恶，在作品中尽量表现人性的美好。呼唤人性美是《这边风景》的主题之一。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是一个时代文学塑造的主流，王蒙没能走出时代的局限，他们尽管有类型化、符号化的倾向，但这类干部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将来的新疆，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表现出理想主义情结。
与高大全式的基层干部形象相比，圆滑多变式的基层干部形象更富有人的立体感和多面性，这一群体机敏善变，打着为集体服务的幌子，中饱私囊，维护个人利益，有的在暗地里煽动民族情绪，制造民族矛盾，圆滑世故，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对党和国家基层工作的破坏是不可忽视的。库图库扎尔是《这边风景》中不可缺失的重要人物，有了他的存在，小说才能称为小说。“个人主义是一个富有冲击力的范畴。这个范畴或显或隐地威胁到民族、国家、政府机构、家族、家庭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社会组织。理论的意义上‘政治个人主义与经济个人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概念联系’；个人独立性的‘观念同私有财产制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库图库扎尔能说会道，具有幽默感，能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他杰出的演讲才华使他赚够了名声和地位，他先后担任爱国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能言善辩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一方面，他在群众中能起到一定的黏合剂作用，另一方面，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身上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半点痕迹，他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在爱国大队占据领导位置多年，利用人性的弱点，让乌尔汗和伊萨木冬夫妇吃尽了苦头，听任他颐指气使，导致伊萨木冬犯法并逃亡异乡多年。表面上库图库扎尔收养了库尔班，实际上把他当童工。他八面玲珑，对待弱者不依不饶，对待上级领导和强者笑脸相迎、好话说尽。伊力哈穆是他的眼中钉和肉中刺，他不直接跟伊力哈穆撕破脸，而是挑拨其他人与伊力哈穆斗，他坐收渔翁之利，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最后老百姓认清了他的诡计和手段，但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左右逢源，试图做最后的反击，结果是阿西穆先让他认错，后来“
人们纷纷起来检举
，
提供了有力的旁证
。
廖尼卡检举说
，
他亲耳
听到木拉托夫说过
，
木拉托夫曾经到库图库扎尔家里劝说库图库
扎尔暂先不要走
。
热依穆检举说
，
库图库扎尔对四月三十日夜班
浇水的名单
，
做了仔细的研究
，
他是有意识地选择时机
，
和尼牙孜
协同作案的
。
乌尔汗检举了她回来后库图库扎尔夫妇如何软硬兼
施
、
控制她
、
骗她
，
波拉提江是怎样找回来的
，
这也很可疑
。
四队队
长乌甫尔揭发了他一九六二年如何进行挑拨和煽动
，
为敌方颠覆
势力效劳
。……
里西提和伊力哈穆
，
更联系他多年来思想
、
作风
、
工作全面的表现
，
以及在
‘
四清
’
运动中的表现
，
做了全面的揭发和
批判
。
玛丽汗也被带到了台上交代
……
这位聪明过度的鸭子低下
了头
。”
面对众人的愤怒，库图库扎尔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他供出了尼牙孜、玛丽汗、马木提乡，他只是承认和这些人思想上相通，他认为自己被认为投机分子、贪污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叛国罪，所以他不敢承认与麦素木的关系，因为麦素木是叛国者，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伊力哈穆被任命为大队支部书记，这是正义力量的胜利。
谢力甫是《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中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他懂维文和汉文，原是自治区的翻译，他觉得自己水平很高，翻译得很好，就是得不到提拔，为此他愤愤不平，申请回故乡，先当秘书，后当副主任，他认为命运由此转机。他对农村工作不熟悉，又不虚心学习，整天宣扬“四人帮”宣传的思想，纸上谈兵，对于权力，他非常痴迷，一心想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面对倔强和不会说好话的铁木耳，“他指责铁木耳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保守僵硬，不能适应形势的落伍者，是糟朽如棉的木头，是一捅就破的熟过了劲的哈密瓜，是过期失效的电影票”
。这一连串的比喻体现了谢力甫对不听话的铁木耳的憎恨和挑战他权威的蔑视。谢力甫明知哈皮孜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听到哈皮孜对他的曲意逢迎，他还是心花怒放，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膨胀，他选择与哈皮孜结盟，决心依靠哈皮孜打倒铁木耳，赢得所谓的权威，结果事与愿违，哈皮孜是一个毫无诚信、没有立场的流氓无产者，为了利益，不惜损害任何人，大队支书库德来提就利用哈皮孜两面三刀的肮脏灵魂，引诱哈皮孜大骂谢力甫，让谢力甫真正认清了哈皮孜的真面目，真实地上演了一部现实版的《伪君子》，哈皮孜彻底失败了。谢力甫大声说自己错了，但他和哈皮孜对众人的伤害并没有获得谅解，“留着您的‘精神’吧，到时候好好给哈皮孜和您自己擦粉！……没有人再理睬他。库德来提宣布，恢复铁木耳的工作。‘亚夏！’所有的手同时举了起来”
。谢力甫和库图库扎尔一样，最后落得众叛亲离，彻底失去了他们想要的权力和虚假的荣光。
世故圆滑的品行固然在现实生活中能如鱼得水，但兴风作浪过了头，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王蒙借对圆滑世故的批判进一步阐释他灵魂中的理想主义情结，他是一位有良知的作家，他处乱不惊，总想在乱糟糟的旅途中寻找一条康庄大道，为了这条大道，他妥协，甚至违心地做一些他厌恶的事情，但为了梦中的坦途和大众的灵魂安宁，他努力建立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文学世界，他想面面俱到，可结果不尽人意。王蒙的文学世界就是一个梦与理想的世界，他把自己对美好人性的理解寄托在伊犁巴彦岱的土地上，在这里他得到了维吾尔族兄弟的关心和保护，同时他也获得了丰富的文学资源，他的灵魂得到洗礼，语言变得幽默风趣，洞穿了人性的冰山，他不再是孤独的文学梦游者，他变成了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理想变成了一曲梦中的歌。对维吾尔族底层男性的叙述和描写，是王蒙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建构这些底层男性不同的内心世界，阐释人性和民族问题。
改革者历来充满争议和富有悲剧性。改革者具有前瞻性的眼光，他们勇于突破传统，用现代化的思想和行为改造保守落后的故乡，让乡亲们生活有了较大的改观，但他们的行为也遭到了老一辈人的非议，他们在非议中艰难前行。库尔班是《最后的“陶”》中的改革者，他是哈萨克族，与维吾尔族有共同的伊斯兰信仰，都生活在伊犁河谷。库尔班是农村基层改革者形象的代表，他是牧业大队的大队长，思想先进，从他的发型上即可略窥一斑，“他留起了分头，前额上的头发像波浪一样，这在山里十分罕见”
。由此可见，库尔班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他喜欢新事物，渴望改变，山里的一切已不再是他的全部世界，他希望能够通过变革，改变山村里的落后面貌。他办鹿茸加工厂、牛奶加工厂、配种站，这些小工厂立竿见影地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为村民开拓挣钱的门路成为库尔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钱，就没法改变畜牧生产的设备，没法扩大再生产，就根本改变不了落后的游牧生活。给牧民一个安稳的家是库尔班的梦想，他热爱家乡，想靠山里的优美风景发展旅馆业和招待所，不仅如此，他还爱看《大众电影》……现代化潮流通过库尔班的引进慢慢地改变着哈萨克古老的社会现状，库尔班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人，他能审时度势，带领古老的哈萨克人依据现代化的潮流进行变革，改变乡亲们贫穷落后的生活面貌。
库尔班的特立独行和变革激起了哈萨克乡村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抗，依斯哈克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哈萨克老人，不能接受库尔班动辄得钱的理念，他认为哈萨克人把金钱看成泥垢，去别人家里做客带钱和粮票是对主人的侮辱，更别提把马鹿捉来杀掉卖钱这等事，他鄙视库尔班从山东引进良种的驴，他认为库尔班正在破坏古老的哈萨克人的规矩，这个规矩意味着“他们淳朴，他们无知。他们慷慨好客，他们拙于经营……美好的风习却和低下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
。库尔班的改革可能有些激进，但“发展的风，富裕的风，现代化的风也刮到这山沟里来了，于是出现了新的设想，新的追求，新的方式与新的欲望”
。变革是时代发展的必要手段，落后的生产力只有在大刀阔斧的变革中才能实现快速和稳定的发展，没有领军人物的出现，所有的变革只能是黯淡的，走向失败成为历史的必然。库尔班成为乡村变革中的领军人物，他触碰的不仅仅是乡村的经济现状，更重要的是怎样在保持哈萨克的传统思想价值体系下推动物质世界的变革，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探讨和建构的思想体系，依斯哈克的追问直到今天还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总之，《在伊犁》等系列小说塑造的农村基层干部群像，增强了人们对新疆乡村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为新疆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参考。王蒙小说新疆农村基层干部群像的建构，揭示了干部工作在国家边疆建设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代表了国家形象，他们的素质和领导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关乎国家政策执行的成败，可以说基层干部群体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是肩负着建构新疆乡村社会现在和未来的希望所在，也寄寓了作者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