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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青岛266590）
内容摘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作家赵德发就萌生了创作一部以自己的经历为底本，表现1970年代中国乡村文化教育的纪实文学的想法。2018年，《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历经岁月的孕育得以付梓问世。作品以纯熟洗练的清新描写、优雅自如的高超叙述，通过一个由稚嫩无知走向理性成熟的青年教师的成长视角来观察和了解他周围的世界，为读者绘制出了七十年代故乡莒南乃至整个国人其时的日常生活和心灵面貌的生动画卷。作品于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可贵的忏悔精神而外，还彰显了自身丰富多元的艺术表征。
关键词： 赵德发 《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 自我超越 忏悔精神艺术表征
作者简介： 姬志海，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宗法社会的解体与乡土文学互动关系研究”（项目批准号:16JJD750018）中期成果。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明天出版社结集出版了赵德发早期陆续发表的十几个描写沂蒙山往昔生活与乡村教育的中、短篇小说。这部小说集的出版意义并不限于作品本身，还在于它标志着赵德发日后打算创作一部以自己的经历为底本，表现1970年代的中国乡村文化教育的长篇纪实性叙事散文的蓝图，从此时起已经开始在他心目中萌芽了。到了2018年春天，《1970年代，我的乡
村教师生涯》历经岁月的孕育终于问世，它先是在《时代文学》的纪实文学“国民记忆”栏目连载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接着又于2019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单行本。在这部纪实性长篇叙事散文中，作家以朴实淡雅的文字，既“呈现了一个人青春激情的乡村教师生涯，也重现了那个年代独有的令人感慨和深思的家国记忆”
。
作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的一次偶然事件讲起，年仅十五岁的大男孩“我”，读过四个月初中后就因为“文革”不正常的学习氛围——天天上课只能学些“最新指示”而选择了辍学。当时为了家庭，打算尽长子之责从此好好务农就像其他大人一样挣工分贴补家用的“我”以为自此与学校无缘了，却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晚上被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告知，“我”要再次改弦更张去当小学代课教师。就这样，因为乡村教师紧缺被推荐教学的“我”很快又一次被时代裹挟进了宋家沟小学，重回校园成了一名“识仨教俩”的小先生。为了弥补文化水平的不足，能够在气场上镇住许多都是我长辈的大龄学生，像高尔基“人生三部曲”里的小阿廖沙那样，“我”从1970年冬天开始到处找书看，先是去“我”姥娘（外祖母）家看先辈留下的旧书，又骑着自行车跑了四十里地，到县图书馆去借。在当了两年“双头马”且有希望转正的民办教师后，志得意满的“我”很快就像初到巴黎的拉斯迪涅一样被生活好好地给上了一课。那时的农村，无论是民办教师还是代课教师，待遇都和公办教师不一样，譬如在食堂吃饭时，大家虽然都在一个桌子上，但公办教师同事吃食堂师傅做的白面馒头，作为代课教师的“我”只能吃自己带的大煎饼。平时食堂若是炒菜，这种身份上的自卑还不怎么觉得，但要是哪一天食堂师傅做面条不单独炒菜的话，“我”就只能干嚼煎饼了。炊事员看“我”可怜，出于好心给“我”盛了一碗面条汤，让“我”泡着吃。但这样吃了几次后就有人提意见，让“我”交一两粮票。没有那种作为公办教师身份才能配给的粮票，“我”自卑之余备感耻辱。从那天起，除了完成学校工作，“我”把所有能利用的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做准备。在这期间，山东省要招收一万名公办教师。“我”马上报了名，在全公社有几十名民办教师去考最后只录用了三人的情况下，“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真正摆脱了农业户口的身份，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的龙门一跃。1979年，“我”又萌生了当作家的念头。这个当时看来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的梦想让“我”真正找到了冥冥中属于自我的人生定位。经历了无数艰辛，在别人眼中不可理喻的“我”终于在1988年9月16日踏进了山东大学的校门，在那里的两年时间里，“我”写出了获得《小说月报》百花奖的作品《通腿儿》，终于夙愿成真，成为一名作家。
作品无疑首先让我们看到了青年赵德发在成长路途中那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松之精神。范云在《咏寒松诗》中这样吟咏过松的品格：“修条拂层汉，密叶障天浔。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以之譬喻《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中的青年赵德发那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毫不为过。在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史上，赵德发是文学鲁军中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骁将，在这部纪实性长篇叙事散文中，我们看到他的一段传奇般的生活历程。像被吹落到谷底的松树种子，无法选择出身的赵德发同样出生于普通的社会底层，因为吃公社食堂经常挨饿不够吃，备尝生活的艰辛，直到十七岁那年去县师范学习，才觉得春天美好，因为以前每到春天家里缺粮，母亲愁眉苦脸，春天在赵德发心中是个可怕的季节。由于生活在教育落后的农村，他起点极低，只能算是小学毕业，在成功学的意义上，他几乎被堵塞了通往成功路途的所有可能。虽然置身于那样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中，但是他坚韧不拔、努力成长，从未向命运屈服，最后终于长成一棵屹立不倒的青松，成就了自己，也激励了许许多多仍旧在拼搏的人。松之精神无疑是青年赵德发人格中的最大质地，而这其中最大的成功学基因是作家的求知欲被唤醒以后对文化知识的狂热痴迷！在作品的引子中，赵德发这样感慨道：“我认为，人有两次诞生。第一次，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第二次，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而催生一个人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第二次诞生的关键因素就是文化知识。因为“人类文明的推进，依靠文化的历代积累，知识的薪火相传……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则为人的第二次诞生”
，作家对文化知识的这种强调可以说从作品开始不久就在文本中体现了出来，从小就很崇拜真正文化人的“我”，在宋家沟小学代课时遇到了真正博学多才的宋振潜老师，对他那境界极高、“大小由之”的楷书书法羡慕不已，敬佩之余，“我”常向他请教问题。宋振潜老师对“我”的提问往往是问一答十，其丰沛的学养积累让在教书中常常犯错误只能在教师队伍中滥竽充数的“我”切实感到了自己与宋振潜这样真正德才兼备的老师之间的莫大差距：对照杏坛前辈，“我明白了自己与一个合格的教师相比，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距。人家是山，我只是个小土堆；人家是海，我只是个小水池。见贤思齐，我必须努力读书，让自己尽快成长”。正是这种知耻而后勇的对比反差激起了少年赵德发对文化知识的强烈欲望，也让他初步确立了以后的人生目标，他在书中这样说道：“目标，能赋予人进取的力量，能赋予生活以意义。终生为自己的既定目标不懈奋斗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人。懵懵懂懂混日月的人，只能叫行尸走肉。”在这种超越自我、成就人生的目标的感召下，尽管“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过不少弯路，但对文化知识超乎常人的求知欲从未减退。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种矢志不渝的求知欲一直都驱使赵德发不断学习，不断阅读。他曾以“书虫”做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自己的学习态度和那段难忘的求知岁月。“书虫，我在那两个篓子里见过，它们的身体呈银灰色，长约一厘米，乱钻乱拱，专吃纸页……1970 年冬天，我变成一只圆颅方足的书虫，有空就去姥娘家，在书堆里乱拱。”正是这些由《三字经》、《动物学》、《阿Q正传》、《沉沦》、《超人》以及新版历史教材和三民主义读本汇集而成的新旧两个教育体系，丰富了少年赵德发最初的求知心灵。这以后，他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时间进行坚持不懈的阅读，经过长期的自学，他在许多领域积累了广博的学识，为自己创造了作为一个合格民办教师乃至最终成为一名学者型作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十年磨一剑，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踩着这些由书籍铺就的阶梯，赵德发最终破蛹化蝶，“就像沂蒙山里的泉流日益壮大、奔流入海，走向浩大与辽阔”
，实现人生的华丽转身。在教育落后的农村底层成就一位著名作家，这其中要经历何等卓绝的艰辛，就好像身处冰天雪地的松柏，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只要心中孕育着不灭的信念，把根扎进生活土壤的深处，总能等到人生百花盛开、阳光灿烂的明媚春天！
赵德发在作品中回忆这段生平经历的时候，以家乡的乡村教育为辐射中心，对民国至今若干不同时期的整个中国社会特有的教育历史做了一番一斑窥豹的描述。他先是回顾了由“我”老姥爷——晚清秀才乡长宋世厚创建的宋家沟小学的前身以及1930年代从晚清的四书五经向民国的新式教育的过渡，全书以亲身经历对“文革”期间至今的中国教育状况的发展做了更加详实的描述。书中不仅为读者描绘了诸如宋振潜、赵玉恒这样的优秀乡村教师的夺目风采，也交代了像宋家星、宋家壮、赵洪臣、周盼义、王玉建、解桂兰等民办教师在中央或地方政策帮扶下俱都成功转正的圆满归宿；同时，还对许多因为能力较差被辞退或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离职的民办教师令人唏嘘不已的命运充满同情。在回答《齐鲁晚报》记者关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跟现在的教育方法理念相比孰优孰劣的提问时，赵德发深有感触地说：“四十多年过去，中国的教育可谓天翻地覆，教育的目的、理念、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巨变。1970年代的诸多做法，现在的年轻人听了会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小学教育，又被高考指挥棒引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亿万学生放到一个模子里挤压，是中国现行教育制度最值得反思之处。教育科学告诉我们：学校教育如果只注重模仿、服从与重复练习，而忽视发展学生的辨析能力与独创能力，其结果只能培养他们机械性的低级能力，不能发展构成人类特有的智慧、才能、情感与意志。从这个角度考虑，当年实行‘开门办学’，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正是因为有过那样一段乡村教师的生涯，赵德发才会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得出如此鞭辟入里、高屋建瓴的洞见。
作为一部长篇纪实性叙事散文，《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首先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淳朴自然、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形象，人们看到主人公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经受的种种考验。当然，主人公的这种把触角朝生活深处延伸的过程不是被动、消极的，而是一个从思想到行动都积极地投身炽热的生活的过程。除此而外，作者还在对晚清以来中国教育史的谱系爬梳和审视考量中赋予作品丰富的思想、鲜明的人物和生动的情节，所有这些，对于读者来说，莫不真切感人。
与松之坚韧同时呈现的，还有作家赵德发严于自我解剖并真诚反省的忏悔精神。
卢梭在批评诸如蒙田那样的文学家写自传“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的恶劣文风时这样痛陈道：“没有可憎缺点的人是没有的。”
卢梭的这一中肯论断为我们审视此类纪实性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翻开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的自传性文字，要么对自己的缺点闭口不提，要么虽然提及却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这种缺点描写得相当可爱，很少有作家能够做到像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自我批判。赵德发在《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中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了自己心灵深处的思想情感、自己曾在人品方面一度沾染的可鄙可恶的“丑行”。譬如他在爱慕虚荣的驱使下曾经不懂装懂地胡乱搪塞学生有关什么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提问；他在宋家沟小学教主课时因为懵懂无知闹出不少笑话；他在全国号召学习黄帅反击“教育回潮”的运动中怕被别人检举而被迫让学生提自己的问题，事后对学生的放任自流又不敢加以干涉的惺惺作态……尤为可贵的是，在时隔多年以后，他仍然以沉重的心情忏悔自己在全国“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于孔子进行的跟风式批判。
作家在《1970 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中表现出坦率和真诚，这使得这部长篇纪实性叙事散文有希望能够走进文学史。在这里，作家在文本中的自我形象不只是被镀上了一层类乎尼采超人精神的理想光辉，而且在这种追求自我实现的诗意里还呈现了令人惊愕的真实——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既看到坚强、力量和优美的质素，也看到软弱、怯懦乃至卑劣的一面。这个主人公不是传统作家自传性文字中的那个力图借一切修饰手段绘制出来的涂满油彩的画像，而是活生生的充满各种人性复杂关系总和的“这一个”。而“这一个”自我形象的复杂性，无疑赋予《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这部纪实散文自身复杂深刻的另一种价值。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作家多年以来仍迟迟不能放下这些纠结在他心头的忏悔情愫呢？沿着文本给出的图示，读者自然而然地会把反思的眼光投向共和国六七十年代的时代现场。在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下，各级教育一度遇到很大的挫折，居于莒南的宋家沟小学也很快被卷入其中。作品这样记述道：过了1969年春节，我们家四里外的圈子村小学办起了初中班，已经玩得厌烦的“我”和几个伙伴重又背着书包满心欢喜地去那里上学，“我们读的这种班叫‘帽子班’，意思是在小学头上加了一顶中学帽子。办这种‘帽子班’用意不错，可是小娃娃顶了个大帽子，总是空空荡荡不踏实。果不其然，由于师资力量不够，更因为当时的政治氛围，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那时的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也学工、学农、学军”，“我”所在的学校“兼学”成了“主学”，由于农村没有工厂，学工没有条件，但学农得天独厚，师生们整天去生产队里干活。至于学军，“老师教给我们一套‘旗语’，还组织大家在学校旁边的荒岭上练习‘捉特务’，谁发现了情况，就用‘旗语’报告。我们手中没有小旗，只好用胳膊比画。‘捉特务’，头几回我还觉得新鲜好玩，玩过几次就感到没有意思，反正特务都是同学装的，扒了皮认得骨头。那个春天特别干旱，经常刮着热燥燥的南风，学农学军的我们就像地里缺水的麦苗一样，蔫儿巴唧，没有多少生气”。在这段岁月，有很多像宋世超那样“根正苗红”的农民虽然连汉语拼音都不会但照样可以受政策照顾进入教师队伍，而像宋振潜那样真正德才兼备的高水平教师却因为出身问题、政治问题被勒令靠边站，最后竟被赶回原籍。“左”倾思潮不仅给中国各级教育造成了不幸，还导致传统民族文化的滑落、国民精神的荒芜和国民素质的退化等严重的连锁效应。那时原本迫切需要各种知识文化滋养教育的国民大众，却表现出了对知识文化的麻木不仁。当“我”把从宋振潜那里学来的一些古代汉语知识向别人宣讲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他们的耻笑。当年的那个年少无知、不谙世事的“我”也和被时代裹挟前行的芸芸众生一样，是那个荒诞时代的牺牲品。
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见兴衰。《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正是从历史后视镜着眼，在“左”倾思潮已成历史的今天，提醒人们应当认真回顾和总结历史教训，这对当下和今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除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可贵的忏悔精神和深刻的时代主题，《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还彰显了自身丰富多元的艺术表征。
《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以纯熟洗练的清新描写、优雅自如而又不失井然有序的高超叙述，通过一个由稚嫩无知走向理性成熟的青年教师的成长视角来观察和了解他周围的世界，为读者绘制出了七十年代莒南乃至整个国人其时的日常生活和心灵面貌的生动画卷。作品采用了非虚构的纪实性叙事散文文体，以在场者的口吻将亲眼看见或亲身参与的种种事件或见闻，一桩桩一件件，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在分节讲述这些主要事件的同时，还不时插入一些轶事旧闻或幽默的小故事，读来或让人励志向学，或让人觉得别有兴味。比如“我”从小看见红白喜事上的“先生”被人好酒好饭伺候，心中艳羡不已，便向宋振潜请教有关知识。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离我们村二十多里有两个村 ， 一个叫东 高榆 ， 一个叫西高榆 。 东 、 西高榆各有一家私塾 ， 两个先生互不服 气 。 有一天 ， 东高榆有人死了 ， 请私塾先生写挽联 ， 他把落款写错 了 。 那家死的是老头 ， 老太太还健在 ， 应该写 ‘ 哀子 ’， 但他写的是 ‘ 孤哀子 ’。 西高榆的先生得知 ， 就写了首打油诗 ， 让学生贴到东高 榆大街上 ：‘ 高榆庄 ， 真奇怪 ， 他爹死了他娘在 ， 前面写个孤哀子 ， 后 面写个顿首拜 。’ 写错了挽联的那位先生见了又羞又恼 ， 茶饭不思 ， 得病死了 。”听他讲的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件事：过去的教书先生，是把从业声誉看得比生命还要珍贵的。哪像“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教学中犯了错误还不以为然。从那以后，“我”在学校里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将每一堂课都认真准备，唯恐出了差错。再譬如在宋家沟附近的某某小学，有老师在课堂上讲：“天气，越往北越冷，到北极能冻死人；越往南越热，到南极能热死人。”另一位老师见发下的新课本上有“一听牛奶”这一词组，愤愤议论：“牛奶是喝的，怎么能听呢？去年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没想到今年的新课本上还是错的，难道就没有人反映上去吗？”类似的奇葩事件在文本中还有很多，让读者进一步加深了对那个时代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落后面貌的体认和反思。
《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还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民间语言的原貌，生动活泼，别具美感。这些民间语言土生土长，未经修剪，如素面朝天的美人。在作品的若干章节，这种原生态的方言俚语随处可见，譬如“我”搞的一次次“忆苦思甜”，尽管在课堂上起了一些效用，让那些调皮学生有所收敛，但他们普遍健忘，再上课还是不够老实。加上“我”年龄小，文化水平低，树不起威望，教室还是经常成为“蛙子汪”。又譬如赵玉恒老师来宋家沟，让“我”有机会亲近真实的乐器。他买来二胡之后，“我”曾向他请教怎样拉，他手把手地教“我”。但“我”拉得实在难听，用父老乡亲的话说，是“杀蛙子”，意思是弄出青蛙被杀时的凄惨声音。“蛙子汪”、“杀蛙子”这些方言而外，文中还有像以“蚂蚁爪子”比喻农村扫盲时写的汉字，以“猴头马爪”表示张牙舞爪的意思。张炜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文学写作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不能依仗普通话，因为它是一种折中的语言”
。不能不说，赵德发笔下这纯净、明朗，充满着“泥滋味”、“土气息”的方言，为当下文学创作中经常出现的一些过于自动化、程式化的文学语言“顽疾”提供了一剂良药。
从艺术表现的维度来看，《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的底色和主调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赵德发在写作手法上也借鉴了类乎现代主义叙事文学的诸多技巧，形成了自身开放兼蓄的艺术表征。在这些技巧中，最凸出地体现为颇具先锋色彩的交叉叙事上。
《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在“故事”层面结构很简单，倘若采用惯常的线性叙述方法建构文本，虽然能够照顾到故事的稳定性和明晰性，但无法满足现代读者那种“文似看山不喜平”的更高级的审美期待视野。作家在叙事时兼采了先锋叙事文学中常用的时空交叉手法。具体而言，赵德发在故事卷轴渐次展开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发生在将来的某些与主旨相关的事件闪进到前面来讲，然后以不断的逆行倒追的闪回方式回归被这种插叙暂时叫停了的情节处重新进行讲述。这种叙事在文本中俯拾皆是：譬如，刚刚“上任”之初，“我”被学生要求讲普通话，“我”出尽了洋相也说不出标准的普通话，这时作者插叙到：“我的口音，二十年后遭到一位美女主播的严厉批评。那年我从山东大学作家班毕业，到日照市工作，某一天受邀充当日照广播电台一档节目的嘉宾。主播是临沂人，我的老乡。她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却用土得掉渣的莒南话。节目做完，她将麦克风一关，将耳机一摘，向我瞪眼道：‘赵老师，我叫你折磨死了！……你一开口就说咱家乡话，我下意识地要随着你说，险情一再发生！’”再譬如，作品在写到经过两年多的朝夕相处，“我”不得不离开宋家沟小学时感慨万千，依依不舍时，作者又说：“2017年春天，我回老宋家沟与老同事在一起吃饭，拿出当年的学生名单，询问每个人的情况。三十五个学生，留在村里的占大多数，有五人已经因病去世。有六人在年轻时改变农民身份，或当工人，或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作者采用这种兼顾传统与现代的叙事手法，让作品既有一条叙述主线，使读者较容易把握故事的主要情节，又有时空的变换，以叙事技巧带给读者故事情节波澜起伏之感，有效避免了按照单纯的线性时序进行循序渐进的叙事带来的单调沉闷。
除了交叉叙事这一主要现代手法而外，《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还被镀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魔幻色彩：在宋家沟东岭，有一片十来亩大小、长方形的舍林，是公共墓地，谁家有孩子早夭，就埋到那里，是个让人十分恐惧的地方。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医疗条件好转，往舍林里扔孩子的渐渐稀少。村里见那么大一片地闲着可惜，就把其中的上百棵柏树刨掉，套牛拉犁，将这里开辟成耕地。一些勇敢的壮劳力将一些小地瓜栽到了垄上。这些“窝地瓜”长势凶猛，生下好多地瓜崽子，一个个都长成婴儿脑袋。秋天收获，大家分到手不敢吃，煮熟后用于喂猪……“我”堂叔赵洪亮说，舍林平掉后，他经历过一件奇事：有一天晚上他去东岭的油坊，经过舍林北头，眼前突然一片漆黑。往前看看，本来能看见油坊窗户发出的光亮，此时不见了。回头看看村庄，村庄不见了。再仰脸看看天上，星星也没有了。他知道，自己是遇上了老辈人讲的“挡”。他胆子大，继续走，结果掉进了路边的坑里。爬出来摸到路面再走，走了几十步，眼前豁然明朗，刚才消失了的东西全部重现。此后，他又接连试验了两个晚上，每次走到这里都是这样……这些描述以真实的事件与现象为基础，虽然没有刻意地做任何夸大或渲染，但为作品营造了一种浪漫离奇的氛围，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从史学的意义而言，《1970年代，我的乡村教师生涯》还从微观视角的层面为历史进行了细节上的鲜活补充。譬如作品写到的八路军女护士赵传香，在以宏观叙述为主的历史记载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她的位置，即使有也只是极为概括的一笔，作品却为我们记录了有关这名女烈士的详实细节：“我上学之后，每年的清明节，都和老师同学一起过来扫墓。听老师讲，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在山东有平民医院，其实是野战医院，其中一个医疗所曾经驻在宋家沟。医疗所里有医生，有护士，专门抢救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赵传香是一位护士，只有二十来岁，却在工作中累出了病,1945年牺牲在宋家沟。第二年，她丈夫来给她上坟，还立了碑。”后来“我”专门记下了赵传香丈夫为妻子写的碑文，进一步了解了赵传香烈士的光荣事迹，这种细节抄录无疑为读者还原了一位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一心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积劳成疾、不幸殉职的女烈士形象，从而为“骨感”的历史大大地增加了鲜活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