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平台作为一种在技术、产品、交易系统中具有基石作用的建构区块，通过界面联系，促进原本处于不同市场或领域的企业开展交易和创新活动（Gawer＆Cusumano，2014）。由于平台起始于产品生产线，最早出现在新产品的开发中（Wright＆Clark，1992），因此产品平台首先被学者提出，随后技术平台也成为平台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下，平台的范畴从企业内部逐渐走向企业外部，在原有的产业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了供应链平台，当传统的线性供应链在平台企业的作用下变成网状供应链时，产业平台便形成了。依照传统线性逻辑，供应链平台升级到产业平台，传统企业的运营格局便会发生巨大变化，其面临的供应关系、商业环境亦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
平台模式的成功实践，引起了埃文斯、梯若尔、罗切特（Rochet）、卡约（Caillaud）、朱利安（Jullien）、阿姆斯特朗（Armstrong）等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等提出“双边平台”后，以双边/多边平台为研究对象的平台经济学与平台战略学迅速崛起，成为学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研究主题经历了技术管理平台创新到双边市场，再到平台设计、商业模式的演变（罗兴武 等，2020）。
经济学研究围绕平台的网络效应建构经济学模型，主要探讨主导平台定价、收入分享机制和多边市场有效性等问题（Roma＆Vasi，2019；缪沁男 等，2021），关注平台作为市场中介成分，怎样在平台中不同用户之间进行交易协调，以及平台具有的网络效应是如何驱动平台市场之间的竞争的（Evans et al.，2008；Armstrong et al.，2010）。
在经济学视角下，平台被视为市场的一种特殊体现，主要功能是实现不同客户种类之间的交易（Anderson＆Coate，2005；Cabral，2011；Ivaldi et al.，2011），如果不存在平台，这些交易就难以实现（Evans＆Schmalensee，2012）。这样的平台被称为双边市场、多边市场或多边平台（Rochet＆Tirole，2006；Evans，2003；Rysman，2009）。双边市场的双边关系远比市场本身重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9）。
双边市场的基本理论的形成，得益于2004年由法国图卢兹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Institut d'Économie Industrielle，IDEI）和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CEPR）联合主办的“双边市场经济学”会议。Rochet和Tirole（2003）以信用卡产业为例，试图建立一般性的模型来研究在不同治理结构下竞争性双边平台价格结构的决定因素；Armstrong（2006）从双边市场用户之间存在的间接网络外部性的角度研究了垄断和竞争性平台均衡价格的决定因素；Caillaud和Jullien（2003）研究了具有组间网络外部性的中介服务提供商之间的非完美竞争，指出了中介服务市场存在给予一边市场补贴，而从另一边市场赚取利润的分头征服的商业策略。许多具有网络外部性的市场都由不同两边用户的出现所表征，这两边用户的最终收益来源于他们在同一平台上的互动，平台上的交易量和平台的利润不但依赖于平台向两边收取的总价格，而且依赖于总价格在两边的分解。这就将网络外部性理论和多产品定价理论与双边市场的分析联系起来了，也将双边市场的分析视角从市场两边的经济行为转向了对双边市场中平台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策略的关注。
长期以来，平台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关注平台的多边市场特征，并重点关注不平衡价格结构。对平台多边市场的研究首先是由Cailaud和Julien（2001），以及Rochet、Jean-Charles和Tirole（2003）展开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来自Armstrong（2006）、Rochet和Tirole（2006）、Weyl（2010）。对双边市场的研究包括平台概念、平台特征、运行机制、定价策略、交叉补贴、市场规则、平台归属、竞争规制等（Rochet＆Tirole，2003，2006；Caillaud＆Jullien，2003；Ambrus＆Argenziano，2004；Armstrong et al.，2010；Chakravorti＆Roson，2006）。它们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展开。
一是解释多边平台市场的独特网络外部性（Armstrong et al.，2010）。双边市场具有使用（单侧）外部性和成员（跨侧）外部性，平台经济学理论重点基于跨侧外部性来分析平台的效率来源及平台争夺用户基础的策略行为。通过平台进行的涉及两组客户群体的互动或交易（Iansiti＆Levien，2004；Eisenmann et al.，2006；Boudreau，2010），一组客户群体的获益程度取决于平台另一端参与互动/交易群体的规模，用户之间的互动会受到网络效应的约束（Gawer＆Cusumano，2002；Evans＆Schmalensee，2007）。这一特征也被视为平台之间竞争的动力来源（Gawer，2014）。
二是研究双边市场不平衡的价格结构。双边市场中的平台定价需要合理平衡平台两侧的利益以实现跨侧网络外部性，平台收费的重点不是价格水平，而是价格结构。如果一个平台能通过向市场一侧用户索要高价而向另一侧用户索要对等幅度的低价来影响交易量，即价格结构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平台必须设计价格结构以使平台双边用户在平台交易的可能性最大化。以价格结构来判定是否属于双边市场，双边市场为降低交易成本而生（Rochet＆Tirole，2006），关键在于价格结构非中性（Rochet＆Tirole，2006）。由于双边主体存在网络外部性，用户定价不单纯取决于边际成本，这就导致传统单边市场定价机制难以适用（Caillaud＆Jullien，2003），定价也成为该流派的核心关切（董亮、赵健，2012）。
但是，平台商业运营和竞争优势的获得并不仅仅取决于交叉网络效应及对不同侧用户的差别化收费，大数据已成为数字平台最重要的竞争优势与核心资源，并且支配平台日益成为行业生态的规制者。平台的竞争优势及策略行为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大数据的采集利用及平台构建的私人规制体系。由于已有的主流多边平台理论没有充分考虑数据和平台治理因素的影响，无法对大型支配平台的崛起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给出充分解释，因此，近年来平台经济学理论研究呈现出两个基本趋势：一是逐步从关注网络效应转向日益重视平台数据的采集和开发挖掘能力，以及平台数据开发利用行为对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Prufer＆Schottmueller，2017）；二是从主要关注基于网络效应来解释平台效率提升的内在原因，转向注重平台作为规制制定者的私人规制者角色。多边平台可以称为交易许可机构（Rochet et al.，2004），主要规制生态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增加多样性和提升生产率（Iansiti＆Levien，2004）。平台垄断者扮演了一个公共利益规制者的角色，平台规制部分替代了公共规制并促进了公共利益（Farrell＆Katz，2000）。
管理学视角下的平台理论主要是基于创业管理、技术管理与战略管理视角所开展的研究。创业管理研究将平台视为通过平台发起人的协调和指导来促进创业活动的半管制市场，主要探讨新创企业资源获取、创业角色冲突等问题（Wareham et al.，2014；Nambisan＆Baron，2021）；技术管理研究则基于设计理念和系统化思想探究平台的技术架构，主要解析平台设计及平台构建等问题（Gawer，2014；Tiwana，2015）；战略管理研究侧重于将平台的组织性质和结构与其战略行为联系起来，起始于工程设计领域的产品制造生产，逐步扩展到管理学界并在管理学领域得到深化（Meyer＆Lehnerd，1997；Baldwin＆Clark，2000；Evans＆Schmalensee，2016），主要探讨平台竞争、平台治理、平台革新、开放控制等问题（Parker et al.，2013；Kretschmer et al.，2022；O'Mahony＆Karp，2022；Choudary et al.，2016）。随着平台思维的拓展，企业自身作为模组的一个部分，平台由企业内部逐渐扩展到企业外部，从起始的技术平台扩展到产业平台再到生态系统。
1.产品开发平台
从产品层面来看平台是一系列子系统和界面按一定规则组合起来能够形成通用的设计结构（Wright＆Clark，1992），从而形成产品生产线（Meyer＆Lehnerd，1997），使产品开发顺利进行（Muffato＆Roveda，2002），是产品族中通用的组成部分和系统性资产（Krishnan＆Gupta，2001）。产品开发平台是一种能够促进多款式产品创新设计的技术结构（McGrath，1995；Sanderson＆Uzumeri，1995；Robertson＆Ulrich，1998）。产品平台由独立子系统及其之间的接口界面构成，通过特征要素的增加、替代或移除能够进行便利的调整，因此具有灵活性和动态性，有利于企业适应不确定的环境（Cattani，2005）。
产品开发平台是企业内构建的基础共享区块，用于解决客户定制与大规模生产的矛盾，主要涉及平台内涵、绩效、设计和实施等议题。研究理论视角主要包括模块化理论、核心能力和产品生命周期等（Meyer＆Utterback，1993；Frandsen，2017），早期研究方法以案例为主，辅以问卷调查，后期建模仿真数理化倾向明显（Farrell＆Simpson，2003；Thomas，2010）。区块内容从物理构件、软件到模块产品（王毅、袁宇航，2003），如何设计和实施产品平台，特别是关于多产品平台的复杂协调，已成为热点和难点（王克喜 等，2011；Mäkinen，Seppänen＆Ortt，2014）。
2.交易中介平台
交易中介平台最基础的经济功能是方便不同群体实现交易匹配或实现相互作用（Hagiu，2006），是服务于不同群体的中介市场（Gawer＆Cusumano，2002；Cailaud＆Julien，2003）。这一概念界定也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欧盟等采用，OECD认为“平台将多个第三方聚到一起并便利它们之间进行交易，平台主要是为第三方提供接入、交易场所、支付、内容索引、第三方产品或服务交易等基于互联网的服务”。
作为中介组织的平台具有与传统企业明显不同的经济特征和制度属性。企业最重要的制度属性是科层制的资源配置组织，用科层制合约代替市场交易合约以节省交易成本（Coase，1937；Williamson，1979）。企业是互补性要素所有权一体化配置组织，并且不同的所有权配置具有不同的激励效果（Grossman＆Hart，1986）。因此，传统企业的基本属性是企业核心资源要素与所有权的合一性，并由此决定科层制的控制机制和以产权为核心的企业价值创造的分配格局。平台是一种企业和市场的混合体，既通过分权的市场合约组织生产和协调交易，也通过集权化的治理实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协调与良好合作。
平台的最大特点是它打破了企业必须实现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统一，在不改变单个个体资产所有权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交易撮合机制，实现资产使用权的最大化利用和供需的最佳匹配，从而为不同用户群体创造价值。平台主要是一个交易协调者，它并不生产交易物品，也不拥有交易物品，不投资并拥有生产交易商品的固定资产、劳动力、原材料等必要投入品。典型的如网约车平台，平台与司机之间既不是雇佣关系，也不是承包经营关系，而是仅仅建立了一种服务合约关系。在网约车服务中，平台不拥有车辆资产，司机是车辆资产的拥有者和乘车服务的提供者，是资产和劳务合一的独立乘车服务提供者。平台和司机之间是一种授权经营关系，司机实际上成了一个“独立的服务承包商”。司机具有较大的自由度，他可以决定提供服务的时间、次数，以及是否提供特定的消费者服务要约，但市场准入、交易规则、交易质量等则要受到平台的统一管理。
3.战略创新平台
战略创新平台是立足多边架构对组织生产和创新活动的重构，相关研究关注企业与产业和区域的跨层面互动，涉及多主体和多重逻辑的复杂生态治理，响应微观研究趋势，聚焦平台组织与战略议题（Felin，Foss＆Ployhart，2015），以竞争优势理论和企业理论为基础开展平台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构建机理研究（蔡宁 等，2015；Gawer＆Cusumano，2008；刘林青 等，2015）。传统产业转型的现实需求，催生了平台型组织内涵、转型路径及战略决策的研究（Zhu＆Iansiti，2012；井润田 等，2016）。微观研究也反过来影响着宏观产业和区域研究（吴义爽、徐梦周，2011；Gawer＆Cusumano，2014），生态系统日益成为平台研究的重要视角，特别是在生态系统内部，主导者和参与者等多个主体、商业和公益等多重逻辑成为研究的难点与趋势（汪旭晖、张其林，2015；Gawer＆Phillips，2013）。随着产业实践样本的累积，研究方法也正在从个案研究逐渐走向以大样本实证分析为主（Kapoor＆Agarwal，2017）。
平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延伸和落实，企业通过建立新的平台取代旧的平台来增强自身的领导权并且提升在产业中的地位（朱晓红 等，2019）。对具有平台优势的企业来说，实施平台创新战略的作用是实现平台价值最大化和提升平台竞争力，在维持企业在平台中的地位和领导权的前提下，根据核心竞争要素转移方向积极调整产业的经营方向。平台创新战略主要包括产品平台创新和生态系统创新，企业在产品创新过程中运用平台战略，即产品平台创新，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快速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平台创新与产品创新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外部生态系统的支持，生态系统主体之间的市场关系是平台创新的基础，因此，平台创新不仅需要在产品创新的基础上运用平台战略，还需要外部生态系统的支持。目前，国内具有领先优势的平台多为交易中介平台，如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但在手机、电脑、机床等领域缺乏具有竞争优势的创新平台企业，导致创新平台的关注度在国内相对较低，交易中介平台逐渐成为大多数国内学者关于平台创新战略研究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