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世纪90年代到2009年为计算社会学的孕育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互联网服务（如电子邮件、实时消息和Web）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交流和获取信息的方式。通信方式的变化给计算社会学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主要体现为可以借助信息化的手段（例如网站、电子邮件等）进行大规模的群体调查，以及研究不同通信手段中群体的交互模式。比如通过大量的电子邮件记录来分析人们之间的关系及交互模式 ［8］ 。基于新型通信技术的社会学实验不断涌现。例如，针对著名的“ 六度分隔 ”试验（即人们通过很少的几层朋友关系就可以认识任何一个人）的不足，大量研究工作分别采用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实验验证。其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计算社会学家Duncan Watts从全球166个国家招募了超过6万人参加实验。实验要求每一名参与者向分布在13个国家的18位目标用户发送电子邮件。这些目标用户是被随机选择的，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职业背景。最终实验结果表明，“六度分隔”实验在全球大尺度范围内依然有效，小世界现象具有普适性 ［9］ 。
随着以Facebook、Twitter、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的流行，用户在社交媒体上不仅通过大量多媒体信息实现自我个性的表达，而且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交互关系，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社会的交互空间，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数据和观察媒介。这一阶段社会学研究初步探索了社交媒体对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价值。首先，以Twitter和Facebook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成了重要的社交参与平台。例如奥巴马在总统选举期间使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共涉及超过400万用户。研究指出社会性参与可以促进多学科的有效合作，恢复社区社会资本，并协调国家服务项目 ［10］ 。其次，以社会网络分析为代表的研究工作从网络拓扑的角度，对不同的社交媒体网络进行研究和分析。例如以色列的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融合连接性边和依赖性边的网络结构，其中连接性边实现节点间作为整体的网络进行功能协作；而依赖性边将一个网络元素的故障绑定到其他网络元素的故障 ［11］ 。最后，社交媒体的及时性得到了充分挖掘，成为在灾害发生时重要的危机通信手段。通过对比南加州山火在传统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报道次数，发现传统的新闻媒体在内容的时效性和覆盖性上都明显低于社交媒体 ［12］ 。
同时，大量基础设施（如监控摄像头、室内定位系统、RFID等）的出现和普及，使得在现实世界中感知人们的行为和社会交互成为可能。在早期阶段，传感器主要用在一些重要的地点进行环境和异常事件监测，如森林火险报警等。技术的发展逐步实现了传感器的小型化和廉价化，人们开始把传感器部署到日常生活环境中来创建各种“智能空间”（Smart Spaces） ［13］ ，极大地提升了对个体、群体和宏观社会的持续感知能力，为计算社会学的发展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例如，AT&T剑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使用超声波技术来对室内物体和人进行定位 ［14］ 。英特尔西雅图研究中心的工程师们最早把RFID标签贴附在各种室内物体上（如牙刷、椅子等）来，并利用人和这些物体的交互来识别人们的活动情况（如刷牙、吃饭等） ［15］ 。静态基础设施受时空布局约束，仅能对局部固定空间进行感知，缺乏空间的深度覆盖能力。
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普及和传感器技术的微小型化，可穿戴设备大量涌现，极大地提升了感知的空间覆盖能力和持续能力。可穿戴计算通过把各种小型传感器，如加速度传感器、心搏传感器、无线摄像头和微型麦克风等“穿戴”在人身体上，实现对个人行为、健康状况、活动情境（如在开会、在和朋友谈话等）和周边环境信息（噪声强度、亮度等）的感知。麻省理工学院的“实时罗马”项目（见图0-4）率先利用大规模移动电话数据来分析城市动态信息，如人的移动模式、城市热点区域（Hot Spots）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等 ［16］ 。麻省理工学院的“现实世界挖掘”（Reality Mining）项目，同样利用移动电话感知数据分析人与人之间关系 ［17］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提出了“人本感知”（Human-Centric Sensing）的概念，通过以人为中心的移动电话感知实现社会关系分析和周边环境监测 ［18］ 。随着GPS的大量普及，基于群体时空轨迹感知的应用大量涌现，不仅可以发现个体的移动特征 ［19］ ，而且能够挖掘城市的演化过程，发现城市的时空热点，理解城市的功能语义 ［20］ 。
图0-4 “实时罗马”工程可视化效果图 ［21］
综上所述，该阶段社会学研究工作通过综合利用人类与信息物理空间（Cyber-Physical Spaces）内多种信息源交互留下的数字脚印挖掘更为广泛的情境信息，从小的角度讲包括个人情境、小范围群体行为、周边环境信息，从大的方面讲包括大规模人群、城市及社会的动态变化情况和规律等（如交通阻塞、突发事件、热点地区监测等）。正是这些新的理念和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不断探寻计算社会学的研究媒介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为计算社会学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