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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在美国一所规模较小的大学里教过一年文学。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外籍人员抵美后有那么几件例行的公事要办理。其中就有办理医疗保险这一项。外籍教师学员办公室给了我一张表格，我工工整整填好了，附上一张支票，只待我的保险代理给我解释一些细节性事务，一切就算办妥了。我给代理公司去了电话，他们说我的代理名叫斯奇普·伍迪，不过他不在。我留下自己的号码。斯奇普·伍迪没有给我回电。我打了三个月电话都没有找到他，决定亲自跑一趟。斯奇普·伍迪还是不在，但办公室里的人建议，斯奇普·伍迪负责的这个险种不好，让我换个好的。我又填了一张新的表格，并附上支票。这次负责我的代理人不叫人名了，叫一个数字：3424。过了一段时间，我又给代理公司去电话，找3424。3424也不在。一个月后我又打过去。
“我找3424。”我对姗姗来迟的接线员说。
“哦！你说斯奇普·伍迪啊！不好意思啊，他不在。”
这个一人代理两个公司医疗保险的斯奇普·伍迪，神出鬼没，一直到我要回国了都没出现。医药费不算多，我都自己掏腰包付了。我买的两份医疗保险一点忙也没帮上。
“你真不走运呐。”当我对同事吐槽这件事时，她耸耸肩这么说，好像我买的不是某种明确的服务项目，而是彩票。
出版代理的情况也差不多：跟他们打交道我也没走运过。你永远找不到他们的人。我想，能在电话里听到出版代理的真声，可能比接通白宫电话更难。你永远不可能与出版代理建立起牢固而稳定的关系。
我的所有出版代理都是女性。其中三个有秘书：都是亲切帅气、知书达礼的年轻男性。以前我只在肥皂剧里见过男秘书：先是《豪门恩怨》（ Dynasty ）中，邪魅的阿丽克西斯的英俊秘书戴克斯特，再是《英雄美人传》（ The Bold and the Beautiful ）里充满热情地服务在年长职业女性身边的英俊小伙儿。
出版代理都是从哪里找来的呢？我不可能尽知，但反正我自己的出版代理都不是从普林斯顿或耶鲁这样的名校毕业。我的第一个出版代理是个家庭主妇，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婚姻生活，决定在商业投资领域一试身手，实际上她的投资不仅不花一文钱（邮费都是我出的，赚来的钱她分一成），而且还能提供她与外界联络的机会，聊解她小镇生活的空虚与寂寞。我的第二个代理从业前在银行任职（我的收入她分走一成半）。
我的第三个代理曾是她代理公司的秘书，后来晋升为老板。因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推荐，她答应把我加到她的名单里。从此就没有了下文。我曾打电话找过她，但她似乎总不能记住我的名字，也记不住我是谁。
“我就是那个你收过四次1%提成的人啊！”我说。
“嗯……”她事不关己地说，“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什么老是忘了我的名字：原来她名单上有三百多位作家。
第四个代理倒是能记住我的名字，但她又总是搞不清出版社的名字。她把Feltrinelli说成fettucine
，把Gallimard说成Gauloises
，把Einaudi说成Audi
。她工作的提成是一成半，但她从来不工作，除非把合同寄出去签字也算工作。
一级代理、星探、二级代理……蜘蛛般的罗网已遍布整个当代文学市场。星探四处打听、混圈子、参加派对，用实际行动证明仅仅是活着也可以是一种职业。他们探听与文学产品有关的市井新闻，捕捉住几个新名字，再把这些名字吹到一级代理与二级代理的耳朵里，后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就像斯奇普·伍迪与3424。比如，一个英国一级代理可能在法国有二级代理，后者在英国可能有三级代理——与一级代理是同一人。一个作者从一家代理公司换到另一家也许只不过是换到了同一公司的二级代理公司。此番经历过后，作者别无他法，只好任凭自己怀着被害妄想在同一个怪圈里无助地兜转。我不知道只有知名代理公司才能进入的上层出版社会是何种景观，但我想大概差不多。所区别的可能就是他们花的和赚的钱，都比小代理要多得多。
仅就游戏规模与焦虑程度来说，出版社会中大部分阶层的代理与作者都还不那么糟糕。上层出版社会就不同了。那里云集着办起聚会来一掷千金的富人，云集着社会名流、明星编辑、明星代理、明星出版社。在那样的传媒熔炉中，书刊出版只是顺手而为，没有什么利润；请一次 餐饮艺术师 （也就是厨子）的费用，比给严肃文学创作者的预付款高出好几倍；那里到处都是影视明星；莫妮卡·莱温斯基回忆录的发行量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全集的一千倍之多。简言之，在那样一个权贵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不同的，至于具体怎么个不同法，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未跻身过。
说到这里，我又怀着某种柔情想起了我的第一个代理。几年前在一个欧洲书展上，广播里突然报出了我的名字，要我去某个地点见某个人。这段广播重复了三遍。当我来到指定会面地点时，等待我的人是我的代理。
“这主意好不好？！”她高兴地说。
“什么主意？”
“你的名字被广播了三次呢！”
我的代理没有为这个新颖的推广方案向我收费。广播找人是不用花钱的。
我还在继续寻觅我的代理，希望有找到好代理的一天。前段时间我找到了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文学博士，因为他的口碑不错，我就把自己的稿子寄给了他。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信：
我读了您的书稿。作品优雅、不凡、不落窠臼。换言之，在美国，很难找到出版社愿意出版这种本质上十分“欧洲”的作品。我是一个欧洲文学爱好者，虽然遗憾，但我还是必须澄清一个事实：美国出版社（与读者）对欧式散文风格的抵触，是无法战胜的。虽然偶有例外，但那毕竟是偶然。恕我无能为力，也无法给出更乐观的回复。
谨复
同一时间，欧洲的代理也给我寄来了一封信：
虽然还未拜读您的书稿，但我知道它一定是部相当出色的作品。然而，想把它卖给任何一家西欧出版社，目前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东欧文人已经不时髦了，虽然遗憾，但这毕竟是事实。连索尔仁尼琴都很难找到出版社出版，我们还是等时气好一些后再说吧。
衷心地问候您
与此同时，过去出版过我作品的一家克罗地亚出版社，也给我来了信：
嘿，你已经被尘封十年了，你的读者肯定已经把你忘了。现在还会买你书的人，绝不超过一打。已经没人读国内作家的作品了。他们讨厌反体制作家，拥护体制的作家他们又觉得恶心。然后，书这个东西又贵。原因反正很多，但结论只有一个。现在只有克罗地亚版《我的奋斗》卖得好。情况就是这样。
敬上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