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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主义者不会对形而上学家说“你说的都是假的”，而会说“你说的话根本没有断言任何内容！”
——莫里茨·石里克
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是一名物理学博士生，并在瑞士专利局当职员。这一年，他发表了4篇论文，并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1905年被科学家们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年”，因为这些论文给世界带来了方程 E = mc 2 、狭义相对论和光的波粒二象性主张。牛顿和麦克斯韦的经典物理学被推翻了，一个（有时）高度反直觉的科学新时代开始了。这种反直觉性尤其在于，时间和空间不是常数：时空是相对的，因为它们取决于测量它们的观察者。
爱因斯坦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还要再过15年。不过他的种种突破的重要性，还是被一些人迅速领悟到了，其中就有一位性情严肃、表达清晰、留着髭须的年轻数学家兼哲学家。他叫汉斯·哈恩（Hans Hahn），朋友们称他为“小汉”（Hänchen，“小公鸡”），对高个子的他而言，这个昵称可有些揶揄。
哈恩就是后来的“维也纳学圈”的发起人。他于1879年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犹太父亲是一名记者，这在当时的公务吏员中算是高级别），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最初学的是法律，后转而学习数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和“更高的博士学位”，即“特许任教资格”（Habilitation）†。他后来成了一个享誉国际的人物，今天有好几条复杂的定理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如“哈恩嵌入定理”“哈恩分解定理”等。他也将是维也纳学圈的重要召集人：他的一些学生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还会比他更胜一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库尔特·哥德尔。
从1907年起，哈恩开始与一小群常居维也纳的哲学家定期聚会，思考科学的哲学基础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和宗教问题”。
这些哲学家一般是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犹太人，具有科学倾向。聚会地点通常在咖啡馆。除哈恩之外，其中还有在柏林获得博士学位的奥托·纽拉特，以及当时才23岁的后辈菲利普·弗兰克。弗兰克身材矮小，自被有轨电车撞过后走路就一瘸一拐，彼时他已经开始大量发表学术论文，多与相对论有关。科学家理查德·冯·米塞斯是哈恩和弗兰克的好友，偶尔也会加入他们。这些人讨论了法国数学家兼物理学家皮埃尔·迪昂和亨利·庞加莱，以及奥匈的哲学家兼科学家恩斯特·马赫。对于理论物理学中正在发生的变革，聚会的众人都是既着迷又困惑。他们的兴趣在于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语言、科学的主张和地位，以及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他们希望划清经验科学——牵涉实验和证据的那些——与其他形式探究的界限。他们还对几何学和数学的基础感兴趣，也希望弄明白如何理解概率的意义。他们都同意，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有着毫无必要的神秘性，往往是无意义的胡话。他们都认为，哲学和科学应该展开更多合作，更紧密地相互联系。他们希望哲学能澄清科学的旨趣，从而对科学有所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大体偏左倾。我们将看到，这种政治观和这种哲学观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拥护进步政治和新科学，这意味着在一战之前他们很难吸引那些认同现状的人。当时的维也纳隶属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治下的奥匈帝国，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信奉天主教，这是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对社会和政治改革大多持敌对态度。同样，大学也抗拒改革。
这个非正式讨论小组断断续续地聚会，直到1912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已经散伙了。哈恩与一位数学家同行埃莉诺（莉莉）·米诺结了婚，并在维也纳以东1000公里处、奥匈帝国边陲的切尔诺维茨大学（该市今属乌克兰）获得了教席。冯·米塞斯成了斯特拉斯堡的应用数学教授。弗兰克在布拉格德语大学
执掌理论物理学的教席，直至二战爆发前夕。弗兰克经常回维也纳，那是他的出生地，他视之为家乡。哈恩、米塞斯和纽拉特在一战中都有过作战经历，哈恩在意大利前线中弹受伤，那颗扎进他后背的子弹再也没有取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早熟的学者还没有足够的信心给他们的小团体一个称号，但我们可以视其为维也纳学圈的雏形。他们既不认为自己具有完全的原创性，也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叛乱的发酵者。他们自认为属于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传统，尤其觉得自己是恩斯特·马赫的门徒和继承人。
* * *
“马赫”这个名字最为我们熟知的环境，应该是在说起喷气式飞机飞行速度的时候。“马赫数”，即物体的速度与音速的比值（这个比值因物体通过的介质不同，如是空气还是水，而有变化），就是以多才多艺的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命名，以纪念他对冲击波的研究。他为许多实验拍摄了照片，并成功拍到了飞行中的子弹。
但马赫不仅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实验科学家，他也是一位哲学家。维也纳学圈有好几位智识先驱，包括18世纪的苏格兰人大卫·休谟和19世纪的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一词正是孔德率先使用的。但学圈最直接的历史孕育者是马赫。没有马赫就没有这个学圈。
马赫的特别之处在于把哲学和科学结合起来，创生了科学哲学。正如纽拉特所说，老一辈学圈成员都是在“马赫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写道：“影响20世纪思想的伟人中，没有几个能与恩斯特·马赫相提并论。”
他对亲身见过他的人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在布拉格与他交谈了几个小时，认为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我想还从没有人给我留下过如此强烈的‘纯粹智识天才’的印象”。
马赫属于后启蒙时代。在这个时代，有神论的世界观正受到持续的攻击。尼采在1882年出版了一本书，在其中宣告了上帝的死亡；
某些圈子里也出现了一种要以纯世俗的、科学的方式来重建知识的冲动。如果知识的保证并不来自上帝，那么它来自何方？我们又要如何区分真理和谬误？对大多数奥地利人来说，单单提出这样的问题都是一种挑衅。
马赫是在维也纳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并在布拉格德语大学工作了30年后回到了维也纳，在这里结束了他的教授生涯。他从不自视为哲学家，而是自视为反思科学实践的科学家。菲利普·弗兰克与马赫相识并通信，但并没有在他手下学习，而是在他的继任者路德维希·玻尔兹曼手下学习。玻尔兹曼也是哲学家兼物理学家，不过与马赫不同，他从事的是理论而非实验研究。从玻尔兹曼和马赫那里，弗兰克吸收了一个重要的见解：科学是一种社会实践，是用来解决有趣但通常也有实际意义的问题的；至少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科学寻找的不是柏拉图式的永恒真理。
马赫和玻尔兹曼都坚持认为，所有经验性的主张最终都要经得起实验验证的考验，而测量根本上都要涉及感官：我们可以看到、摸到、嗅到、听到、尝到这个世界。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在科学中都没有一席之地。有主张认为，一些对象的存在可以独立于我们对于客体（“物自身”）的感觉；至少对马赫来说，这是一种荒谬的无稽之谈。
“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分类，当时他的一些著作被放在“物理学”名下，另一些则放在“物理学之后”（meta ta physika）。形而上学研究的是主观表象（appearance）之外的现实的基本性质。马赫不太相信人们可以有意义地谈论科学之外的世界，这引发了他与玻尔兹曼关于原子是否存在的热烈辩论。有好几种科学理论都设定了它们的存在，但对马赫来说，“原子”不过是心理构造，因为（在当时）它们无法被测量或感知到。当时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参与了马赫与玻尔兹曼的原子之争，有的站在马赫这边，有的支持玻尔兹曼。最后，科学将证明玻尔兹曼是对的，尽管更深层的哲学问题——关于无法观察的实体的陈述，有什么甚至有没有意义——仍未获解决。
在19、20世纪之交，马赫发展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他甚至影响了爱因斯坦的智识轨迹。在爱因斯坦发表大胆的新理论之前，马赫就曾批评过牛顿的空间和时间概念。马赫纳闷的是，如果“绝对时间”不是可探测的东西，那谈论它有何意义。爱因斯坦在他的自传性笔记中，多次以钦佩的口吻提到马赫；他甚至认为马赫是他的广义相对论的重要先驱。就马赫的《力学科学》
[1]
一书，爱因斯坦写道，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看到马赫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那坚不可摧的怀疑主义和独立精神”。
其实马赫一开始无法理解相对论，于是让菲利普·弗兰克向他解释。弗兰克后来形容马赫“胡子灰白且略有凌乱，看起来像是斯洛伐克的医生或律师”。
在奥地利占主导地位的左派力量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是马赫及其经验主义的崇拜者。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都受到政治右派越来越多的攻击。马赫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
的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有着坚实的友谊。学圈后来的一些成员还会勾画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政治家可能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纵科学，但科学自身本质上是非政治的。然而，这种立场即便在世界某些地方站得住脚，在奥地利也很难获得支持——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是政治化的。
这并不意味着左派都一致尊奉马赫。1909年，一位激烈的批评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出版了一本书，把马赫与唯我论、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联系在一起。乌里扬诺夫认为，马赫声称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感官得来的，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个荒谬的结论：你无法确信在你的心灵之外是否有实在。他的反马赫檄文题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很不吸引人。八年后，他化名列宁之后的口号“和平、土地和面包”倒对大众更具吸引力。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是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对手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的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后者坚持认为，关于“绝对真理”和外部世界实在性的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是过时的。列宁则回应：“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家必须宣布自己是‘实在论者’和‘唯心主义之敌’，你们这些马赫主义先生们该明白这个道理了。”
列宁所反对的人，通常包括孟什维克、罗曼诺夫王朝、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他特别蔑视马赫这一点则鲜为人知。而列宁的一本传记说，1917年革命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成了苏联官方知识分子的哲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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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简单提过奥托·纽拉特。学圈从生至死这一路，他大部分时候都在其中。他可不是学圈的普通成员。纽拉特身上没有任何普通之处。
所有见过他的人都会被他的外貌所震撼。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有一颗又大又秃的脑袋。他还留着一脸不羁的红胡子，但后来剃掉了。如今哲学圈之外少有人听说过奥托·纽拉特，但他在两次大战期间的维也纳，是社会上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维也纳的“舞僧”（dervish）
，学圈的“大火车头”。
他是学圈的各种宣言、会议、展览和出版物背后的推手。他得益于他那超乎寻常的自信。波普尔对纽拉特有过一句明褒暗讽的夸奖，说他是“一个对自己的社会、政治和哲学理论深信不疑的人，但他更相信的还是他自己……他不会顾虑身后，或者说他在往前冲的时候，不太关心谁会被他大步流星地撞倒”。
除了组织和讲课，他还擅长写作和阅读：他一天就能读完两本书，并在页边写下一堆笔记和参考资料。他有时会边走边读。与孤高疏远的教授相反，他非常闹腾，聒噪又风趣。他曾被称为维也纳最机智的人。他爱读书，但不拘泥于书本；他喜欢社交，会在咖啡馆里侃侃而谈。他那滔滔不绝的大嗓门会让试图跟上他的人疲惫不堪。卡尔纳普的第二任妻子伊娜告诉纽拉特：“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卡尔纳普试图用自己的声音盖过你，但最终却落得个咽喉疼痛的下场。”
纽拉特的特异之处还表现在他的签名方式上：大象的简笔画。但他并不总画同一个形象——形象会随他的心情而变化，有时他还不嫌麻烦地给它上色。有一封信中是象鼻朝下，大象正在后退，它那宽大的屁股即将与仙人掌发生痛苦的接触——这意味着纽拉特处境尴尬。耷拉着的耳朵和大象眼中的泪水会传达出一种沮丧的情绪。比较典型的形象是大象的鼻子完全伸展，拿着一朵花。这就是纽拉特的默认状态：快乐的纽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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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纽拉特出生于1882年12月10日。他的母亲格特露德是个新教徒。父亲威廉·纽拉特是一位经济学家，出生在布拉迪斯拉发一个贫穷的东正教犹太家庭，后来走上了一条常见的晋身之路，来到了舒适、世俗、中产的维也纳。威廉与一位德国新教徒结婚，并皈依了新教。他建立了一间巨大的图书馆，后来奥托会将其中的内容吸收到他那超大的脑袋里，也会卖掉一部分藏书以支付研究开销。他的第三任妻子玛丽后来写道：“还在喜欢玩铁皮玩具兵的年纪，奥托就已经读完了康德等一些哲学家的大部分著作。”
纽拉特的一生充满了悲剧和凶险，所幸他天性乐观，不屈不挠，历经挫折却每次都能迅速“回弹”。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是他在维也纳大学认识的，她自己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1911年，她在生下儿子保罗后因并发症去世。他曾一度想过自杀，但在一些朋友的反对下，他很快和数学家兼哲学家奥尔加·哈恩结了婚——就是汉斯·哈恩的妹妹。奥尔加在22岁时因斑疹伤寒而失明，此后奥托就组织朋友们轮流为她读书籍和文章，以便她完成学业。婚后，奥尔加无力照料婴儿，他们就把保罗送到上奥地利的林茨附近一家新教儿童福利院，离纽拉特的母亲比较近。这个男孩直到9岁才回到家中。
奥托·纽拉特，及他的某个签名形象
一位学圈成员说，寥寥数语根本无法概括纽拉特的全部：他的“多种多样的活动和百科全书式的……兴趣无法纳入任何分类”。
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古代世界和易货社会，但他的专业知识范围从歌德一路延伸到马克思，再到光学史。后期学圈的大多数成员主要关注有时被称为“硬科学”的东西，特别是物理学。而纽拉特尽管一开始在维也纳学的是数学和物理学，但他本质上是一名社会科学家。后来去柏林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就沉浸在了政治、历史和经济学研究中。再回到维也纳后，他在新商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教到1914年战争爆发。战时他成为陆军勤务部队的一名军官，负责各种后勤和运输工作。有一次他路过林茨，保罗被带到火车站与父亲短暂相聚。但在大部分时间里，纽拉特都驻扎在奥匈帝国东部最边陲的加利西亚。有段时间，他是一座被占领小镇拉齐维洛夫（Radziwillow，今属乌克兰）的指挥官。
在一战之前，纽拉特就对经济在战争期间如何运作产生了兴趣。当时他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他的军中上级相信，他的才能在战场上没有用武之地；最好让他去战争部（Kriegs mi ni sterium）设立一个部门，分析在战争条件下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这样一来，他就有了一份在莱比锡管理德意志战争经济博物馆的兼职，而这项工作又让他得以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负责中央经济计划办公室的监管工作。百忙之中，他还抽出时间在海德堡大学取得了特许任教资格。
后面，维也纳学圈内部会出现更多政治分歧，但在一战结束时，纽拉特已经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深信计划经济既有效率，又能实现社会正义。巴伐利亚给了他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1919年3月，他提出的经济社会化方案在巴伐利亚议会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纽拉特当时在场，并威胁说，如果他的主张被政客们否决，他会直接向人民提出。最后，巴伐利亚中欧计划办公室成立，由纽拉特负责。他在巴伐利亚期间，一群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它存在了没多久，到1919年5月就被政府军和右翼民族主义者剿灭了。纽拉特被指控并被判定犯有“协助和教唆叛国罪”。他的一些同仁被处决，但他得到了宽大处理，判决入狱一年半。事实上，他只在审判前蹲了六个星期监狱，就在奥地利外交部长奥托·鲍尔的干预下出狱了——条件是他必须回到奥地利，再不踏入德国。
回到维也纳后，那里的战后苦难本来足够让纽拉特感到压抑、一蹶不振，但对他来说，这里也孕育着机会和激励。20年后，他还会回忆起早年回国的日子：“输掉战争后，世界上有了更多的困难，但也有了更多创造改变的机会。”
在罗伯特·穆齐尔的日记中有一段关于纽拉特的有趣记录，证明了他的活力。这位小说家描述了纽拉特如何在笔记本上写下“活力满满的事项条目”，在项目得到处理后再将其划掉；他还会“探囊取物一般地随口说出一些好听话：‘请代我向您尊敬的妻子问好’——尽管我们一刻钟之前还和她在一起。”
战争的结束确实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恢复纽拉特曾经参加过的讨论小组；但这次，小组有了一个领导者。
[1] 《力学科学》（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是马赫的德语著作《发展中的力学》（ Die Mechanik in ihrer Entwicklung ）第二版的英译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