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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怎么想，但这个时间点可说是既幸运，又不幸。
1939年9月3日至9日，第5届国际科学统一大会在哈佛召开。同年9月1日，德国坦克越界进入波兰，而英国和法国与波兰签订过条约，要保证其边界安全。在德国入侵两天之后，波兰的这两个西方盟国以对德宣战作为回应。也就是说，在大会开幕的时候，二战也刚刚开打。
第一天晚上，与会代表们在白宫聆听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广播讲话。他向听众保证，他不打算让美国卷入战争。“我说过不止一次而是很多次：我见过战争，我讨厌战争。我还要一次又一次这样说。我希望美国远离这场战争。我相信它会的。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政府会尽一切努力达成这一目标。”
考虑到时局的严峻程度，一个关于科学哲学的会议一定会让人觉得无关紧要，甚至完全不合时宜。但对一些与会者来说，在那一周开会不仅幸运，而且改变人生——事实上是挽救生命。
科学家兼哲学家理查德·冯·米塞斯——他的哥哥是另一位著名学者，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取道土耳其来到了波士顿，从此再也没有回欧洲。波兰逻辑学家阿尔弗雷德·塔斯基也登上了德国入侵前离开波兰的最后一艘船，并留在了美国。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祖国面临的威胁何等迫切：他拿的签证不对（是临时访客签证），也没有带冬衣。更重要的是，他现在与华沙的家人断了联系。但如果没有接受邀请参加大会，他很可能会和300万波兰犹太人同胞一起面临可怕的命运。
这次哈佛会议上的其他发言者，都在几年前就离开了欧洲。塔斯基在纽约下船时，在那里迎接他的是德国出生的哲学家卡尔·古斯塔夫（彼得）·亨普尔。亨普尔曾是科学哲学家汉斯·赖欣巴哈的学生，后者于1938年抵达美国，也出席了大会。身材高大、性格温和的鲁道夫·卡尔纳普（后面我们还会听到关于他的更多东西）早在1935年12月就离开了欧洲前往美国。物理学家兼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从布拉格搬来后已经在美国住了一年。还有埃德加·齐尔塞尔这位公认的科学社会学家，1938年德国接管奥地利时，他还在那里，亲眼见证了纳粹发动的野蛮行径。法哲学家费利克斯·考夫曼也是如此。考夫曼广有钱财，所以曾天真地觉得自己可以免于反犹主义的伤害，结果在最后一刻才选择逃亡。与此同时，其中最有趣的人物奥托·纽拉特，也从海牙赶了过来。他1934年就逃离了维也纳，最近才在海牙安顿了下来。《时代》杂志当时的一篇文章把他描绘成一个“光头、声如洪钟、精力旺盛的社会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虽然他的朋友们力劝他留在美国，但他的当务之急是回到荷兰，回到那个后来成为他第三任妻子的女人身边。
总共约有两百人参加了会议。第一场会议集中讨论了科学能否统一的问题。像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与像心理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有何共同之处？它们能否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上，这些基础有多牢固？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会议还讨论了一系列其他主题，包括概率、真理、心理学、无穷、逻辑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物理学的基础。
这些领域的许多开创性工作都起源于欧洲，特别是维也纳。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是纽拉特和查尔斯·莫里斯，后者是芝加哥的一位哲学家，与维也纳学圈有密切联系，热衷于将其思想带到美国。在谈到哈佛的这次会议时，美国哲学家W. V. O.蒯因写道，这次会议基本上是“流亡到国际上的维也纳学圈及其外围扩增（accretions）”。
他自己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外围扩增。
维也纳学圈及其所谓的逻辑经验主义，此时已经在世界哲学界，特别是科学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该学圈曾有一个大胆的计划：它企图把传统的经验主义与新兴的逻辑结合起来。它希望为哲学在协助科学方面开辟一席之地。它认为科学命题是可知且有意义的，而这正是命题与伪命题的区别，也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区别。学圈内有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包括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逻辑学家库尔特·哥德尔。这个学圈也同其他许多人物有关，包括20世纪最重要哲学家中的两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和卡尔·波普尔。
随着哈佛会议的进行，欧洲正在加速堕向野蛮，每天都会发生暴力和残忍行径，在接下来的6年里，这些都会变得司空见惯。9月3日，在波兰南部的特鲁斯科拉西村（Truskolasy），数十名农民被围捕和枪杀。仅在不到百公里之外，20名犹太人被强迫聚集在市场
上。其中就有64岁的以色列·莱维。“当他心爱的（Liebe）女儿跑到自己的父亲面前时，一个德国人说她‘无礼放肆’，让她张开嘴，然后朝她嘴里开了一枪。”
其他的犹太人也很快遭到处决。在会议即将结束的那天，630名捷克政治犯被运往巴伐利亚的达豪集中营。
在哈佛会议期间，来自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美籍犹太裔学者霍勒斯·卡伦提出了一种带有挑衅意味的立场。他的知名主张是提倡文化多元主义，反对就哲学问题给出在他看来过于简化的回答。他提出的观点是，统一科学的努力是一项危险的计划，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有关。卡伦的远房亲戚纽拉特则反驳说：恰恰相反，统一科学有着民主的动机，会促进对任何一种专门研究的批评。学圈内有几位成员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反法西斯斗争的组成部分，纽拉特就是其中之一。逻辑经验主义代表了理性和进步的启蒙价值，是对阴暗而非理性的情绪的缓冲。逻辑经验主义代表有意义（sense），反对胡话（nonsense）；代表真理，反对虚构。这场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直到不久以前，维也纳都还是一个创造性的大熔炉。那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有着不同寻常的结合，于是就结合出了惊人的文化和学术成就，其中也包括学圈的成就。然后，这个政治熔炉沸腾满溢了。维也纳学圈在1934年被强行解散。后来，它的领导人莫里茨·石里克遭遇杀害。
杀害石里克的凶手约翰·内尔博克，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前学生，自称驱使他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不论这话是真是假——应该说是极为可疑——几家奥地利报纸把内尔博克的话照单全收：逻辑经验主义是危险的，它反宗教、反形而上学；它是一种犹太哲学，而石里克教授是它所有错误的化身。在这种语境下，这些报纸认为内尔博克的行为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有一篇文章指出，石里克的死甚至有可能促进找出“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
石里克遇害后，维也纳学圈以非正式的形式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但德奥合并（Anschluss）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一条不归路。学圈的思想若要留存下去，就必须在英美世界扎根。那是一个将来才会展开的计划。
那么，维也纳学圈，这个奥托·纽拉特一度所说的“学者共和国”，
到底是什么，又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会被当局粉碎，其成员又为什么被迫流亡？而它的终极雄心——制服形而上学，放逐各类伪知识——是否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