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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一代每周用1小时来自拍，这个数据背后潜藏的隐患是什么？
◎ 自恋的人为什么更爱生气、更易怒，对负面情绪更敏感？
◎ 当我们帮助他人、与他人共情时会对自己产生哪些助益？
至此，在时间的教导下，我的内心已经学会了为他人的幸福而喜悦，为他人的不幸而叹惋。
——荷马（Homer）
古希腊盲眼诗人，代表作《荷马史诗》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
戴维：许多年前，当我在医院查房时，走进了一位名叫弗兰克的患者的病房，他刚从中风中康复过来。他恢复得很好，但后来他遇到了一些问题，这导致他的住院时间延长了。在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自从我上次来访后，他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是因为他开始意识到，大脑中的疾病把他的生活永远地改变了，或者也许他只是在医院里待得太久了。总之，他情绪低落。
在我们交谈时，我提到了他的情绪变化。我记得，他看着地板，摇了摇头，对我说：“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我问他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并建议安排他到室外去待一会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回答：“我只想吃一个洋葱三明治。”
我怔了一下。首先，我对洋葱三明治这样的东西能在个人的情绪中起到如此关键的作用感到不解。其次，我甚至不知道洋葱三明治是什么！我问：“什么是洋葱三明治？”他解释说，就是白面包夹着一片厚厚的洋葱和蛋黄酱。
好吧，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我问他为什么这能让他开心。他解释说，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当他感到不开心，他的母亲就会给他做一个洋葱三明治。很明显，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记忆，为我提供了一个帮助患者的绝佳机会。
在我们又聊了几分钟后，我走到护士站，问是否可以在弗兰克的午餐菜单上添加洋葱三明治。她们去询问了医院厨房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这不是“常规菜单”上的食物，所以拒绝了我的要求。
我知道这对弗兰克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并不打算放弃。我拿起他的病历，翻到医生开具检查、药物和其他项目的部分，特意写了一份定制洋葱三明治的单子，并详细地说明了应该如何制作。
然后，我在完成对剩余患者的查房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第二天早上很忙，因为我有几个新患者要入院。等一切处理完之后，我去查房，当我来到弗兰克的病房时，我并没有想起前一天来查房时的事情。当我走进他的病房时，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洋葱三明治，但弗兰克的病情迅速好转起来，第二天他就能出院了。
只要表现出一点点同情心，就会对他人有很大的帮助。问题是，现代文化驱使我们做出自私自利的行为。如果弗兰克今天提出那个要求，他会吃到一个洋葱三明治吗？正如我们所说，人类作为一种社交性物种，无论是作为群体，还是作为个体，我们众多最辉煌的成就均来自团队合作和协作。
为了有效地探索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能够理解并关心他人的行为，甚至思想和信仰。如果想把自己从失联综合征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找到真正的幸福，就必须发展自己的共情能力。现在是时候明白一个道理了，即“对个人最好的，就是对大家最好的”。
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以及所有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支撑着我们，并为我们提供了应对逆境的能力。遗憾的是， 我们的大脑逐渐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自己才是宇宙的中心，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让别人退却并失败。
大多数父母都有过毫不犹豫地照顾陷入困境中的孩子的经历。当你正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书时，在一旁玩耍的孩子突然摔倒，擦伤了膝盖，并开始哭泣。你的注意力会立即从你正在阅读的故事中转移开来，并迅速转而关注你的孩子。你几乎无意识地感知到了他的痛苦。你理解他的感受，并积极地想要安慰他。
琼·德塞蒂（Jean Decety）和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L. Jackson）在他们题为《人类共情的功能结构》（ The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of Human Empathy ）的精彩论文中指出，这种自然的、近乎神奇的能力能够“理解他人的情绪和感受，无论是切身体会到的，还是从照片中感知到的，抑或是在一本小说中读到的，或仅仅是想象出来的，都是共情的现象学经验”。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威廉·艾克斯（William Ickes）教授是一位长期研究共情的学者，他将其称为“日常读心术”。
在你的头脑中问一些问题，比如“她想要什么？”“他对此做何感受？”“他们想达成什么目的？”共情推理是大脑硬件的一部分，通常是预先安装好的。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共情推理也是可以培养的。基本的建构模块在我们出生时就已经存在，并通过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得到发展。
其实，共情推理在我们的进化史中有其根源。随着我们大脑的成长发育和日益成熟，我们塑造并打磨了神经网络，以帮助我们迅速评估他人的动机，共同采集和狩猎，探知掠食性动物的存在，并通过求偶和社交技能确保成功繁衍。虽然在其他动物身上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共情，但只有在人类身上才最真切。共情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推理形式，涉及多种心理过程：感受另一个人的感受，了解另一个人的感受，并希望对另一个人的痛苦做出同情的反应。
在本书中，我们将重点讨论两种主要的共情类型。第一种类型称作“情感共情”，使我们有能力体验他人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当看到有人撞到脚趾时，我们会龇牙咧嘴，这也是我们会对受伤的孩子有保护欲的原因。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许多认知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认为，所谓的镜像神经元，是当你行动和当你看别人做出相同的行动时都会启动的神经元，帮助我们通过模仿来学习新技能，但是这一理论近年来已经过时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大脑被设置为允许我们分享他人的经验，只是还不确定这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第二种类型称作“认知共情”，也称作“心智理论”或“观点采择”。这是一种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即理解他人的动机，有意识地了解他们的想法、意图和欲望。这是一种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思考的能力。欣赏不同的观点自然很好，但也有潜在的问题。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两极化的、狂热地盲目站队的世界中，认知共情的例子越来越难找到。但是这类的共情绝对可以被找到、激发和强化。
有了对共情的这种理解，自恋的概念就很容易定义了。自恋是一种共情的缺失，即缺乏对他人的关注或关心。它涉及一种权利感和对自己的过度关注。重要的是，要明白自恋的基本特征是缺乏共情、高度自私、无视他人和以自我为中心。人们经常描述两种类型的自恋。一种类型可能是有利的，因为它包含了一系列涉及高自尊的人格特征，这可以转化为事业成功的高可能性。但由于这种特质缺乏共情的特点，所以人际关系会受到影响。另一种类型是“临床”型的，涉及一种固定且僵化的自我重要性及独特性的妄想模式，一种整体上的自大模式，过度需要赞美以及完全缺乏共情。这就是所谓的自恋型人格障碍。其他人格障碍也可能包括自恋行为。现在，我敢打赌在你的生活中，你至少能想到一个人可以被标记为轻微或严重自恋。这个人可能是你私下里、工作中或通过媒体认识的人。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员萨拉·康拉斯（Sara Konrath）博士指出，2000年以后上大学的学生在共情水平上，比以往的学生要低得多。康拉斯博士写道：“根据标准的人格特质测试得出，如今大学生的共情能力比20或30年前的大学生低40%左右。”
为什么我们应该多一点儿共情，少一点儿自恋呢？共情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科学依据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是，高共情力与高生活满意度、丰富的社交网络、健康的人际关系、更优秀的工作表现和更高的整体幸福感有关。我们变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变得更加亲社会（或者说友好）且慷慨。共情能够为更多地尊重公共利益铺平道路，让我们尊重邻居、社区、国家、社会和地球。当我们关心他人，到了能够欣赏甚至采纳他们观点的程度时，我们会收获良多。
共情可能以多种方式使我们受益：增强信任感、创造力和同情心；降低应激水平（以及炎症）；提高对他人的感知能力，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能力；改善对情绪的调节，提高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强化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包括对大自然的认识。
把共情想象成身体中的一块重要肌肉。当定期使用时，它能使你的整个身体保持强壮，随时待命，并顺利地运行。而且，像任何肌肉一样，它可以通过特定的练习来塑造。
科学还表明，自恋与家庭暴力、性胁迫、侵犯和针对他人的攻击性行为有关。研究还发现，自恋水平与男性和女性对暴力的接受程度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性。这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社会中某些群体的暴力行为和冒犯行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公然的自恋？
自恋倾向并不新鲜。正如美国知名的自恋研究专家W.基思·坎贝尔（W. Keith Campbell）博士在一篇文献综述中所解释的那样，这种特质与“在最初的互动中被喜欢……被认为是令人兴奋的……社交自信……有趣……并且能够获得性伴侣”有关。坎贝尔博士是佐治亚大学心理学系主任，他研究的是我们文化的变化方式以及自恋和个人主义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关于社交媒体，他有很多话要说。他认为社交媒体似乎完全是为了培养自恋而设计的，因为“自恋者在浅层（相对于情感上的深厚与投入）关系背景下发挥良好”。而圣心大学的戴维·G.泰勒（David G. Taylor）博士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发现：“社交媒体为表达一个人的特别感或优越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下面这个表（见表5-1）告诉了我们什么？
表5-1 最常使用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资料来源：C. Pearson et 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yber Behavior, Psychology and Learning . January-March 2015.
绝大多数人使用应用程序的目的是网络社交。当然，如果社交媒体能够提供真实的交流和积极的互动，它是可以促进共情的。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花时间真诚地与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人交往，你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对自己优秀的认可或寻求同他人的比较，恐怕会事与愿违。但社交媒体会滋生自恋吗？最近的研究表明，很可能是这样的。2018年的一篇论文是最早提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增加自恋倾向”的论文之一。研究人员确定存在数字依赖的人基本都是年轻人。研究指出，当这些人使用社交媒体仅仅几个月后，他们的自恋特征就有了明显的增加。研究还指出，低自尊的人的自恋行为明显增强。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长期与他人比较会导致自我形象低下，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自恋行为，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发自拍可能是最自恋的行为。2019年照片墙的数据报告显示，超过4亿张照片用了“自拍”的标签。一项调查显示，千禧一代平均一生中的自拍次数可能多达25 700次，并且每周会花费超过一小时的时间来自拍。
我们需要担心的可能不仅仅是社交媒体。另一项研究调查了565名大学生，并将他们看电视的时间与他们在自恋型人格测试（即一种确定自恋程度的标准化测试）中的得分进行了比较。每天看电视与自恋有关，特别是看真人秀和政治类脱口秀。作者认为，电视可能是导致大学生变得更加自恋的文化因素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研究存在相关性，而不存在因果性。虽然看电视和使用社交媒体不一定会使你变得自恋，但这些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关联因素。
共情和自恋是复杂的人格特质，涉及大脑的多个区域，包括前额叶皮质、杏仁核和其他区域。在内布拉斯加大学2018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将已知前额叶皮质受损的人置于一个测试共情能力的环境中。研究发现，相比于前额叶皮质没有受损的人，前额叶皮质受损的人给受苦受难的人捐钱的可能性更小。还有证据表明，前额叶皮质的功能低下与自恋有关。2016年，中国的一项研究调查了176名大学生，发现自恋与前额叶皮质的厚度下降和体积减小有关。这证实了科学界在19世纪中期的发现，当时菲尼亚斯在一场铁路施工事故中前额叶皮质内的连接被切断了。
自恋是失联综合征的一个症状。在第3章中，我们讨论了慢性应激与皮质醇在分离前额叶皮质和杏仁核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这可能使我们更加冲动和情绪化的事实。事实也证明，自恋者的应激反应系统可能对负面情绪特别敏感。一项研究发现，自恋程度高的人在应对负面情绪时的皮质醇水平明显高于自恋程度低的人。在另一项研究中，有自恋倾向的男性的皮质醇基础水平明显高于没有自恋倾向的男性。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激活前额叶皮质，使我们能够做出有益于健康的决定并过上充满目标感的生活，我们就需要仔细思考这些数据，并优先考虑应激管理。
虽然我们还在了解与共情和自恋有关的特定大脑回路，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值得注意。如果像研究人员所说的，自恋者不断试图“保护浮夸的自体”免受外部威胁，那么自恋者的恐惧机制可能过度活跃。这使研究人员得出了一个几乎可以预见的结论：“在自恋的情况下，杏仁核可能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已经从关于共情和自恋的大脑成像研究中了解到了很多。例如，大脑激活模式的变化取决于我们行为的受益者。2016年，由帕特里西娅·洛克伍德（Patricia Lockwood）博士领导的牛津大学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在他们巧妙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在实验参与者执行任务的时候，使用一台核磁共振成像仪对他们进行扫描。他们基于科学验证的模型设计出这些具体的任务，测试人们学习奖赏自己的方式。参与者必须计算出他们需要按哪些符号才能带来最大的奖赏，然后还必须了解哪些符号更有可能给别人带来奖赏。
结果显示，人们学会奖赏自己的速度比学习帮助他人获得奖赏的速度快。研究小组确定了当参与者采取帮助他人的行动时被激活的脑区为前扣带回。正如我们所知，前扣带回与前额叶皮质、杏仁核和奖赏系统有关。当参与者学习如何帮助他人时，前扣带回的一个特定部分被激活。这意味着前扣带回参与了控制和调节涉及慷慨的行为。
有趣的是，研究小组还发现，在每个被扫描的大脑中，前扣带回的活跃程度并不相同。那些自称具有高共情能力的人的前扣带回的激活水平较高，而那些自认为共情能力较差的人的前扣带回的激活水平较低。虽然之前的研究已经强调了大脑中涉及共情和亲社会行为的某些区域重叠，但这项研究的具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洛克伍德博士的话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展示了学习亲社会行为的特定大脑过程，以及从共情到学习帮助他人的可能联系。通过了解当我们为他人做事时大脑会做什么，以及这种能力的个体差异，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那些具有反社会和漠视他人特征的人出了什么问题。”
其他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发现，尽管我们应该重申，大脑的其他区域也会影响我们的共情行为。正如你所料，在这个复杂的系统中，遗传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为他人做好事会改变大脑中涉及免疫细胞表达的脑区的基因表达。换句话说，慷慨可能在这些奖赏回路的帮助下，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这一点很重要，说明你可以选择激活你的奖赏回路来做好事！）。2018年年底，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一项类似研究，研究了向慈善机构捐款的人的核磁共振成像，发现慷慨会刺激大脑中的奖赏中心。这种刺激会释放出大量令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从而增强免疫系统。这是怎么做到的？其中一些令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特别是内啡肽，会寻找生病的细胞并对它们产生治疗功效。
这一发现与罗伯特·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博士的研究发现一致。他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和哈佛医学院教授，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幸福研究——哈佛大学成年人发展研究的负责人。在他对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幸福感如何变化的研究中，最显著的发现之一是培养人际关系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和长寿有很大的帮助。根据他的说法，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快乐程度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他的研究显示，亲密关系能让人们一生都保持快乐，比金钱或名声更重要。那些人际关系纽带比社会阶层、智商甚至遗传基因的影响更能预示长寿且幸福的生活。它们保护我们免受生活不如意的影响，并避免智力和体力的衰退。我们将在本书的最后进一步探讨人际关系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提出来，是因为没有共情就没有真正的人际关系纽带。我们需要利用共情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免受失联综合征的影响。
除了大脑神经网络及其对共情与自恋倾向的影响，我们还需要谈一谈炎症的影响。日本的一项研究测试了实验参与者血液中一种叫作IL-6（白细胞介素6）的低度炎症标志物。研究人员随后向参与者问一些问题来测试他们对经济不平等的适应程度。那些炎症标志物水平高的人比那些炎症标志物水平低的人更容易容忍这种不平等。也就是说，高水平的炎症与不太关心其他人的问题有关。
我们在本书中提供的策略，特别是10天大脑排毒计划中的策略，将有助于消除炎症，强化大脑中让共情起支配作用的连接。这些策略包括很多内容，从加强你的共情行为到改善你的饮食、增加接触大自然的时间、进行正念和冥想，甚至实践感恩和志愿服务（是的，志愿服务的简单行为与前额叶皮质和前扣带回的大脑活动增加有关，因此，它已被证明与执行功能的改善相关）。与此同时，你会少做那些会削弱你共情能力的事情，例如减少花在与他人比较上的时间，以及在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寻求他人认可的时间。你也将减少购买那些诱发炎症的食物的次数。
提高共情能力还有另一种方式，并且该方式可以极大地提升你的生活品质。想一想你做的种种短期决策往往会在未来伤害到你，如糟糕的食物选择、以牺牲充足睡眠为代价沉溺于看电视，以及一再放弃锻炼，这些都对未来的你毫无益处。把未来的你当作另一个人——一个你需要照顾的人，让共情为你的长远利益发挥作用。
我们都需要开始更友善地对待未来的自己，通过我们今天的选择来使他们获得最大的利益。虽然一开始听起来可能有点儿傻，但设身处地为未来的自己着想，然后调整你的决策以提升他的生活质量，相信你不会后悔的。
我们似乎想要向孩子们灌输共情的价值观。我们教他们分享和思考他人的感受，问他们诸如“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会做何感想？”之类的问题。当孩子们打架时，我们要告诉他们要考虑自己对别人的影响，并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措辞。然而我们为什么忘了把这些观念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呢？共情是可以训练和学习的吗？
可能没有哪个群体比医务人员更重视这个问题了。作为医生，我们在一个长期的、有时压力巨大的环境中接受训练，但只有当我们做得比同事更好的时候，这个系统才会奖赏我们。难怪在医学培训期间，我们的共情力会急剧下降。但是，除了已经讨论过的共情的总体益处，我们医生还有更多的理由来关心这一人格特质。有共情力的医生会让患者有更好的依从性，从而带来更好的健康结果。
这有很好的直观意义：患者希望医生把他们当人看，而不仅仅是当作病例。当你感觉到与你的医生产生真正连接的时候，你更有可能听取并遵循他们的建议。
研究者对医务人员是否可以学会共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值得庆幸的是，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例如，2002年的一项研究让健康的二年级医学生住院一天以上，让他们从患者的角度体验医疗护理。当他们离开医院时，似乎对事情的另一面有了更好的理解。让医护人员接触一种叫作“正念减压法”的正念技术，可能也有助于提高共情能力。
还有更为典型的干预措施，如沟通讨论会，似乎也能有效地提高共情。事实上，17项关于医学生共情教育研究的综述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干预措施可以有效地保持和提升医学本科生的共情能力。
因此，旨在提升共情能力的干预措施是可行且成功的。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研究来告诉我们这一点。比如，只要以开放的心态倾听他人的意见，就能让你深入了解他们的世界观。这样你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出发点了。
共情将我们作为家庭、社区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共情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列出培养共情能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