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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默维尔绝对不是一个愚蠢或无能的人，罗斯福和其他批准萨默维尔计划的人当然也不是，事实上，他们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然而，在五角大楼项目中，他们的行事方式却都显得非常愚蠢和无能，这似乎很难理解，但是我们必须深究下去。尽管这个故事的某些细节，尤其是在速度方面，可能有些极端，但是它涉及了大型项目的各个方面，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在项目计划阶段，他们没有仔细地考虑过目的和目标，没有探索过可能的替代方案，没有仔细地考察过困难和风险，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相反，在非常粗略地做了一番“研究”之后，他们就迅速做出了一个决策，将原本有可能采用的所有其他项目形式都抛到了一边，这似乎可以理解为“锁定”（lock-in）。如学者们所说，锁定指的是，尽管可能存在着其他选项，但是从大多数人和组织的行为来看，他们好像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推进，以致自己承担的成本或风险远远超出了他们一开始所能接受的程度。接下来，他们就会采取行动，而通常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就会遇到麻烦，例如陷入在第1章中提到过的“中断-修复循环”等。
我把这种过早的锁定称为“承诺谬误”，这是一种行为偏差，与行为科学研究中所发现的其他偏差类似。
五角大楼项目中唯一真正不同寻常的是，一群有政治关系的批评者在萨默维尔的计划获得批准后，设法揭露了该计划的缺陷，并将项目转移到了另一个地点，也就是今天五角大楼所在的地方。项目在基于承诺谬误而仓促启动的情况下，却得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这是极其罕见的。
仔细思考一个项目想要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如何实现它，肯定比仓促承诺带来的结果更积极、更好，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有一句古老的格言，“草率行事，后悔莫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句格言的一个变体版本是将“行事”替换为“结婚”。另外，在小说《无尽的玩笑》（ Infinite Jest ）中，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指出，这句古老的格言似乎是“为文身量身定制的”。文身、婚姻、大型项目……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自己应该三思而后行，可是为什么却经常做不到呢？
对于文身和婚姻，我不能给出什么建议，但是对大型项目，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我所说的“策略性虚假陈述”（strategic misrepresentation），即出于策略性目的而有意地、系统地歪曲或错误陈述信息的倾向。 [1] 如果你想赢得一份合同或让一个项目通过审批，提交一份粗略的计划书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便利，因为这样做可以掩盖掉重大的困难和挑战，从而压低预期成本，缩短工期，最终帮你赢得合同或使项目获得批准。但是，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在计划阶段被故意忽略掉的困难和挑战，最终会在建设阶段以进度延误和预算超支的形式显现出来。而且到了那个时候，这个项目早就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了。当然，策略性虚假陈述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使项目走上这种不归路，是政治因素导致了失败的不可避免。
第二种解释是心理因素。 2003年，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与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卡尼曼可以说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心理学家，当时他与人合写了一篇文章，将糟糕的决策完全归咎于心理因素。当然，我同意心理因素确实会起作用，但问题是，与政治因素相比，心理因素到底有多重要。 [2]
在一番纸上交锋之后，卡尼曼邀请我见面，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我也安排他拜访了一些大型项目的规划师，这样他就可以了解第一手经验。最终，我们都认同了对方的观点：我同意心理因素很重要，卡尼曼同意政治因素很重要， [3] 到底哪个因素最重要，则取决于决策和项目的性质。
在卡尼曼的实验中，决策涉及的利害关系很小。一般来说，在实验中存在职位的争夺，但不存在稀缺资源的竞争，不存在有权势的个人或组织，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政治关系。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和其他一些行为科学家发现，一个项目越接近他们在实验中所创造的那种决策情境，个体心理因素就越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项目规模越来越大，决策越来越重要，金钱和权力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决策往往是由有权势的个人或组织做出的，利益相关者的数量也增加了，他们会为自己的特殊利益进行游说，这种游戏的名字就是政治。于是，影响决策的天平就从心理因素向策略性虚假陈述倾斜。
也就是说，所有项目的共同点都是人在做决策，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心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在起作用。我们先讨论心理因素对项目的影响。
[1] 策略性虚假陈述有时也被称为政治偏差（political bias）、策略性偏差（strategic bias）、权力偏差（power bias）或马基雅维利因素（Machiavelli factor），这种偏差本身是用目的来证明手段的一种合理化解释。例如，以获得资金为策略，这一策略决定了会出现让项目在纸面上看起来很不错的偏差。策略性虚假陈述可以追溯到代理问题和政治组织压力，例如对稀缺资金的竞争或对职位的争夺。根据定义，策略性虚假陈述是故意的欺骗，也就是说谎。请参见：Bent Flyvbjerg, “Top Ten Behavioral Biases in Project Management: An Overview,”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 52, no. 6 (December 2021): 531–546; Lawrence R.Jones and Kenneth J. Euske, “Strategic Misrepresentation in Budgeti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 no. 4 (1991): 437–460; Wolfgang Steinel and Carsten K. W. De Dreu, 2004, “Social Motives and Strategic Misrepresentation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6, no. 3 (March 1991): 419–434; Ana Guinote and Theresa K. Vescio,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ower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0)。
[2] Dan Lovallo and Daniel Kahneman, “Delusions of Success: How Optimism Undermines Executives’Decis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1, no. 7(July 2003), 56–63; Bent Flyvbjerg, “Delusions of Success: Comment on Dan Lovallo and Daniel Kahneman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1, no. 12(December 2003): 121–122.
[3] 在出版于2011年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 Thinking, Fast and Slow ）中，丹尼尔·卡尼曼这样写道：“最初预算中的误差并不总是无心之失。计划制订者往往都希望自己的计划能得到上级或客户的批准。正是受这一愿望驱使，他们才制订出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计划，而支持他们这样做的则是因为他们知道，项目很少会因为成本超支或进度超时而被彻底放弃。”这显然不是对心理认知偏差的描述，因为根据定义，认知偏差应该是无意的。所以，这就是对政治偏差的描述，特别是对旨在推动项目启动的策略性虚假陈述的描述。关于我与丹尼尔·卡尼曼对策略性虚假陈述的讨论，请参阅我的一篇文章：《项目管理中的十大行为偏差》（ Ten Behavioral Biases in Project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