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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曾把陈垣与吕思勉、陈寅恪、钱穆并列为他所亲仰风采的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
。陈垣，字援庵，早在二三十年代，就为中国史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925年，时人称他为中国的桑原骘藏；1933年，伯希和认为只有陈垣与王国维才称得上“近代中国之世界学者”
。关于援庵史学，其门人子弟颇有论述。据称，也是史家的邵循正悼念援庵的挽联云：“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讎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
援庵史学是否“终随革命崇今用”，这里暂不详论；但“不为乾嘉作殿军”一语却是深中肯綮的，为援庵史学在乾嘉朴学与新史学的此疆彼界间作了准确的定位。本文即就此略述己见。
陈垣自称“寒宗也是农家子”
，其上一代，仅伯父“始读书，然只习时文，不得云学”
，并没有陈寅恪那样的家学渊源。他也没有受过较为正规的学历教育，遑论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了。
他对乡闾的前辈学者陈澧十分钦佩，但后者去世时，他年仅三岁，无缘亲承謦咳。在后来治学过程中，他也从未受到过名家大师的指点，完全是偶然得读《书目答问》，遂由此入手，进而以《四库提要》为门径，勤奋自学而成为一代史学大师的。
陈垣曾自称其学出于钱大昕，并在自己的《史讳举例·序》写作日期后郑重地署上“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以志仰慕之情。他还自撰有“百年史学推瓯北”的联语，瓯北指赵翼，与钱大昕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人物。这些夫子自道都表明援庵史学源于乾嘉朴学。治学讲究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之学，是清代朴学的最大特点。陈垣治学也是恪守这些方法路数的。关于目录学的作用，他晚年总结道：“从目录学入手，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这是个门路”，可以学会按着目录找到自己需要的图书资料。
对于校勘，他在《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中指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关于避讳，《通鉴胡注表微·避讳篇》认为：“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陈垣的这些见解，都不难在清代朴学大家的文集札记中找到相似的议论。即便是他那句考史寻源的名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似乎也只是戴震所提倡的“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的口号换一种更激烈的说法。
当然，除了清代朴学的影响，陈垣年轻时候学习西医的经历对日后的史学研究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等课程，无疑给了他方法论上的启示。他在弃医治史近二十年后一封家信中说：“余今不业医，然极得医学之益，非只身体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清儒考证方法而已。”
在研究方法上，陈垣确实是最得清代朴学治史三昧的。我们不妨将两者治学方法的共同点作一比较。其一，清儒朴学“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陈垣的工具性专著《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和研究性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也完全是从繁复的材料中归纳出原则通例的。其二，清儒朴学“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933年，陈垣曾告诫一青年学者：“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为足下自身计，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
由此也可见陈垣的治学旨趣与清儒朴学颇为相近。其三，清儒朴学主张“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陈垣治学也强调在史证上“未有是一事，未见又是一事，不能以未见为未有”
。其四，清儒朴学“选择证据，以古为尚”；陈垣引用资料与考证史实，强调史源，他后来提出史源学的概念，其中也应有清儒朴学的启示在内。
不仅如此，在史学论著的外在形式上，陈垣在当代史学大师中也是与清代朴学最相形似的。他的《史讳举例》和《校勘学释例》从众多实例中提炼出通则，无疑是借用了清季朴学大师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成例，然而比起俞樾将校勘、训诂等内容混杂于一书，援庵二书的类例显得更为精纯。他的《释氏疑年录》，无论在命名上，还是在体制上，都有钱大昕《疑年录》的明显影响。他的《通鉴胡注表微》尽管是一部深有创意的论著，但在著述方式上，却先载《通鉴》正文，次列胡三省注释，最后才是他表微的内容，完全恪守朴学家注疏的路数。
尽管陈垣史学研究涉略的领域相当广泛，但最能体现他在乾嘉史学与新史学两者之间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关系的，还是那些包括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史源学在内的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他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是清代朴学在这些历史文献学分枝学科上既有方法的成功运用，而且更是对这些史料学分枝学科上清代朴学既有业绩和方法的集大成的总结。
在目录学方面，陈垣的代表性论著有《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道家金石录》。1930年编成的《敦煌劫余录》是参照传统目录学著录方式最先完成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敦煌汉文文献的专题目录。1942年完稿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则改造了传统提要目录的体式，“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郭沫若推为“高级目录学”
，或即是因为该录不仅仅包涵了传统提要目录的一般内容，还揭明了所著录的各佛教史籍的得失、特色及其在史学上的利用价值。
陈垣在年代学上也有三部专著传世，即《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和《释氏疑年录》。对前两种历表，胡适有一个到位的评价：不但给杜预、刘羲叟、钱侗、汪曰桢诸人的“长历”研究作一个总结束，并且可以给世界治史学的人作一种极有用的工具。
《释氏疑年录》按年代顺序收入自晋至清有生卒年岁可考的僧人2800人，并附有僧传资料出处，集佛教研究的相关年代与目录于一部工具书中。
《史讳举例》是陈垣在史讳学方面总结性的著作。早在洪迈、王楙、王观国、周密等宋人学术札记中就颇有历朝避讳的记载；及至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与《廿二史考异》、赵翼的《陔余丛考》和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等对史讳有特别的著录或论释，但都未能作系统的董理。陈垣“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而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
，广搜历代避讳实例，参伍错综，期无余蕴，区分讳例为82类，著成这部不刊之作。
在校勘学领域里，陈垣有三部代表作。如果说《沈刻元典章校补》是以传统校勘方法整理史籍的具体实践，那么，《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称《校勘学释例》）便是对清代以前传统校勘方法完整系统的科学总结，而《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则是将校勘学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的成功个例。其中尤其是《校勘学释例》一书，赢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仅认为“专攻版本校勘之学者，亦当谨守先生所用之法则”，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而且称许这“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
。
由于陈垣将清代朴学中关于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之学融会贯通，灵活运用，熔铸成自己的史料考证学，因而无论在史料发掘，还是在史实考辨上，都无让甚至超过乾嘉史学的卓越成就。例如，《魏书》自靖康南渡以来，《乐志》等即有缺页，清代校勘名家卢文弨仅从《通典》为《乐志》补得十六字，即断言“无从考补”；1942年，陈垣据《册府元龟》一字无阙地辑补出《乐志》的缺文，令卢文弨的校勘业绩也黯然失色。至于他的古教四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和《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论著，眼明心细，资料娴熟，思路缜密，洵为考据范例。
陈垣史学贡献给学界最有价值的成果，几乎都是运用这种考据方法取得的，因而他留给学界最深刻的印象也是清代朴学的路数。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这样推崇他道：“任公（指梁启超）之于新学，先生之于朴学，皆足领袖群伦，为时宗仰。”
陈垣的史学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人曾概括其治史之变道：“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学，而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到胡三省、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他本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另当别论；但他的史著（即便是1949年以后的那些论文），并不属于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系统，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样的评断大体还是允当的：“他生平在学术上的大成就，仍然属于清代以顾炎武、钱大昕等为首的考证学系统。”
陈垣是在1917年以《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史坛的，一般论著都把这年作为他转向治史的界标。这时，清王朝已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正山雨欲来。陈垣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一个从社会制度到学术文化都发生着剧变而不断令人耳目一新的时代。倘若在这个大时代里，援庵只是墨守清代考据学的陈规，只是用这种方法默默从事自己的研究，那么，即便他取得再辉煌的成果，也只能尊之为朴学殿军。陈寅恪提出过一个衡估新旧学术的尺度：“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
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来考察一下陈垣究竟只是清学传人，还是已经得预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拍岸新潮。
首先，陈垣致力于拓宽已有文献史料的网罗范围，方志和僧道碑版、语录都成了为其所用的绝佳资料。尽管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里早就指出，方志“可为一朝之史所取裁”；但其后百余年间，真正以自觉的意识利用方志材料来治史者依然寥若晨星。陈垣独具眼光，在方志里找到了元代基督教的大量记载，极口称赞《至顺镇江志》是考证元也里可温教的丰富宝藏。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在史料运用上更有特色，其《重印后记》对此指出道：“资料方面多采自僧家语录，以语录入史，尚是作者初次尝试，为前此所未有。”为了研究道教史，陈垣广搜金石碑版千余通，编为《道家金石录》，他后来撰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即取资于此。陈垣率先把僧道碑版语录囊括进史料的大网，体现了扩张史料的见识和努力。
不过，就中国史学新材料而言，还数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叶那些震惊世人的重大发现，其中最著名的当推殷商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在这四大发现中，陈垣由于研究领域主要在隋唐以后，因而对殷商甲骨与汉晋简牍未见有利用和评论。然而，对于和自己研究领域息息相关的敦煌文书与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他是深感兴趣，极为关注的。对这两类新材料的利用和整理，陈垣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史家卓尔不群的敏锐识见和对学术公器的高度责任感。
民国初年，被斯坦因、伯希和等窃余的敦煌经卷入藏京师图书馆，陈垣震撼之余，便清楚地意识到这批文书重现人世，将对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不容低估的影响，不少以往的结论也许会因此修正或改写。这时，他正在从事古代宗教史的研究，估计敦煌经卷中会有佛教以外的宗教史料，便前去查阅，果然发现了宇字56号的摩尼教残经。他将这一稀见文献采入了自己的论文《摩尼教入中国考》，并作了校录，公之于世。其后，他还有《跋西凉户籍残卷》等敦煌学论文问世。然而当时入藏的八千六百余卷文书，经编目登录的仅二千余卷。这种状况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敦煌文书在新时代史学研究中的有效利用。1922年春夏之际，陈垣趁兼长京师图书馆之便，日以百卷为程，历时三个月，尽阅馆藏的八千余卷敦煌文书。阅读之后，他更明白了这批稀世文献的连城之价：“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轻重，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
陈垣痛感编制一部敦煌文书目录，是刻不容缓而又责无旁贷的。1924年，他被推为敦煌经籍辑存会采访部长，即登报征集公私所藏敦煌文书，拟编为总目。后因应者寥寥，遂仅就馆藏经卷，著录其每卷编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编为《敦煌劫余录》。尽管后来有更完备的总目出现，但《敦煌劫余录》作为最早问世的敦煌文书专题目录，成为中国敦煌学发轫的强大推动力，其在当时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陈寅恪为该录而作的序言所说：“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在新史学发展史上，陈垣以其卓见通识，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中较早应用了敦煌经卷，更为推动中国敦煌学的预流而竭尽全力，后人自应记取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历史研究中，陈垣是较早对档案予以充分重视和积极利用的学者，同样表现出他作为新史家的预流的卓识。他把中国的文字史料分为两大类：“一是已成书册的史籍，一是未成书册的档案。”
20世纪20年代有关明清档案的八千麻袋事件发生以后，其大宗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购得，遂建立明清史料编刊会，由陈垣与陈寅恪、傅斯年等总其事，编选《明清史料》多集。其间，陈垣又以其素所奉行的“一人劳而万人逸，一时劳而多时逸”的无私忘我精神，对档案整理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主持将康熙与罗马使节历次往来文书影印公布，并亲为作序，指出这批有康熙亲笔删改的汉文史料的珍贵价值，这也是最早影印公布的档案史料之一。陈垣不仅是明清档案整理出力最多者之一，而且堪称在史学研究中最早卓有成效地利用明清档案的第一人。1924年，他从清档中发现康熙和罗马教皇关于礼仪之争的两份公文，正是借助中国传教史上这些极有关系的史料，陈垣作出了足以鸟瞰明清之际中西交通史全局的深刻结论：“得此可见当时中西思想之不相容。”
类似这样利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纠正史书记载的讹误，拨开某些史事的迷雾，揭明有些史实的真相，在其史学论著中是并不少见的，较著名的还有《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雍正间奉天主教之宗室》等。陈垣虽然高度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但又不是一味地迷信盲从档案记载。在《汤若望与木陈忞》《语录与顺治宫廷》和《顺治皇帝出家》等论文中，针对雍正谕旨驳斥木陈《北游集》关于顺治晚年要求出家的记述，他凭借大量其他中外史料，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分析，认为雍正谕旨纯属强辩矫饰，木陈之说倒是事出有因的。陈垣不仅重视以档证史，而且注意以史证档，为史档结合推进历史研究作出了探索和示范。
在新史学的成立过程中，比研究材料更新更为重要的，便是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新问题。在陈垣的研究课题中，固然多有与清儒朴学一脉相承的传统课题，例如年代、目录、校勘、史讳之学；然而，他以宗教史、蒙元史、中外关系史为主要方向的中古以来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便颇有开一代风气的新课题。继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后不久，他相继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火祆教入中国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合称“古教四考”。这是我国第一次系统论述鲜为人知的四种古宗教的系列论著，开拓了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新领域。时人或疑其为耶稣教教友，或疑其为回教徒，他明确宣布：“我实一宗教史研究者而已，不配称为某某教徒。”
在20世纪新史家中，陈垣是自觉以现代史学的眼光研究宗教史的先驱者之一。
历史观念的因时推移，所谓“时势不同，则对古史之认识有异也”
，也是陈垣在历史研究中追随新史学潮流的表征之一。蒙元史研究虽然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因边疆危机而渐成显学，但陈垣研究蒙元史的着眼点显然有别于他的前辈学者。辛亥革命以后的“五族共和”口号与五四运动以后的民族平等思想，对他的研究观念也产生了影响。他认为，对蒙元史的研究决不能再“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
，而应该以全新的世界性眼光重新审视蒙元史，审视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他在20年代发表的蒙元史与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贯彻了自己的这一观念。据其自称，该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
。针对西化，他提出了历史上华化的事实：“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
这种观念已完全突破了一般治蒙元史与中西交通史学者的认识水平，远远不是那些只醉心于西风东渐和沉迷于饾饤考证的论著所能比拟的。其后，他在《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里指出：“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人民心理之向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夷夏之防，有时并不足恃，是可惕然者也。”抗日战争时期，陈垣在历史研究中把民众的力量放到举足轻重的地位上，也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念是随时代而进步的。
新史学就是要运用新观念，借助新方法，处理新材料，解决新问题。然而，在论及新史学方法创建过程时，也许以为陈垣在这一方面乏善可陈，有关研究者几乎都对他不置一词。实际上，陈垣对此还是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的。他曾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指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又强调说：倘以为考证“尽史学之能事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应该承认，对中国旧史料的甄别考辨，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确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清代学术大师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没有系统明晰的考据方法论专著传之后世。他们凭藉个人的颖悟和长期的积累，掌握并推进了这一考据方法，却让后世学者仍代复一代重复自己皓首穷经的摸索过程。陈垣以现代眼光与科学方法对传统年代学、目录学、校勘学和史讳学的总结和推进，不仅仅试图让现代新史家多一门径，多一管钥，免去或缩短那种暗中摸索的过程；还旨在进一步确立考证学在整个新史学中应有的地位和功用。
在陈垣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中，这种新史学的考证学显然是有别于乾嘉考据学的。其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其一，乾嘉考据学“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将考证视为史学的本身和目的；而新史学只是将考证学作为一种史学方法，正因为“不专恃考证，所以能成一家之言”
。其二，乾嘉考据学由于为考证而考证，便难免流于繁琐支离一途；而新史学的考证学则“务立大义，明不专为破碎之考证也。”
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正确指出：人文学的学术研究也是在一个传统中进行的，在这个传统中，每一代人都以其前辈的成就作为出发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汲取互相贯通的研究方法。
20世纪中国新史学除了应该引进和借鉴现代西方史学方法外，更有必要在传统旧史学中汲取能够互相贯通的研究方法。无疑，陈垣认为，只要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和繁琐考证等弊端，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是完全可以从旧史学系统中转换出来，而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的。他对传统考证学方法的集大成式的总结与示范性的运用，其用意也在于此。对陈垣的这种努力和用心，有人指出：“其重要在于确定考证在文史学研究上之地位，其为术也绝精绝细，以极科学之方法，统御博富之学问，其貌为旧，其质实新。西谚云以旧瓶盛新酒，意差近之。”
这才是全面公允之论。
与考证学在新史学中地位和功用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新史学能否培养出继往开来的合格传人的问题。由于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普及，那种旧式的国学训练传统也基本上随之中断了。而随着时代的推移，如何使接受现代教育的学子在不太长的在学期间内，通过有效训练初步掌握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进入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也是新史学直接面临的迫切问题。对这一问题，在众多史学大师中，陈垣和吕思勉因与所处的大学教授的地位有关，思考最深，实践最多。在陈垣看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史料学分枝学科的学习，固然有助于旧学知识的积累和国学技能的培养，但由于各学科是各自独立的，对国史研究来说，仍缺乏一种综合融通的训练。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创立了史源学这门新学科，在大学历史教学中设立了史源学研究（后称史源学实习）的课程。正如他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所说的那样：“读史者当观其语之所自出”，“非逐一根寻其出处，不易知其用功之密，亦无由知其致误之原”。史源学研究的方法是择史学名著一二种，“一一追寻其史源，考证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
。而欲沿流溯源，考其本末，辨其真伪，就必须综合而灵活地运用年代、目录、版本、校勘、史讳等学科的基本知识，这样一来，传统的史料考据方法就能在阅读名著、寻考史源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而心领神会。陈垣倡导的史源学，实际上就是实践的史料考证学或史料鉴定学。其用意，一方面固然在于新史学后继者的培养，另一方面也欲为新史学的史料处理指点一条便径。
当然，陈垣由于没有留学海外的经历，虽然“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他读了西洋人的史学方法论”
，但自知终有隔膜。因而当年曾全力支持弟子姚从吾留学德国，希望他学会西洋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方法相结合。由此也可见他对新史学方法的重视。总的说来，比起同时代其他史学大师来，在陈垣的史学方法中，西方史学方法的影响相对较为薄弱，而相形之下，中国传统史学方法所占的比重则较为显著。从未出洋留学，完全借助传统方法，通过自学才得以跨入史学殿堂的陈垣，常常自谦其研究方法为“土法”。而其内心深处则潜藏着一种情结，那就是：土法足以与洋法媲美或抗衡；而中国本土的旧汉学也决不次于外来的新汉学。他以自己的《史讳举例》和西方纹章学相比匹，又以《校勘学释例》与胡适推崇的西洋校勘学较高下，都是这一情结的外在流露。不过，正如向达所称赞的那样，援庵史学倒确实是凭借传统史学方法而终成“正果”的。
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充分肯定陈垣将传统史学方法嫁接到新史学主干上的可贵尝试和杰出贡献。
实际上，开清学传统的顾炎武是将注重考证与趋于实用结合在一己的学术之中的。但正如陈垣所说，其后“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
。乾嘉学者专重考证，继承的只是清学传统的一个侧面而已。对乾嘉学风为考据而考据，以经世致用为空言大戒，陈垣很不以为然：“不知言为心声，觇古人者莫善乎此”，而史学论著的有关论断“皆足代表一时言议，岂得概以空言视之”。在另一场合，陈垣明确表示：“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
由此可见，他是十分注重史学的致用目的和经世意义的。早在辛亥革命前，陈垣撰写《释汉》《释奴才》诸文，寄寓自己的“反满”思想，就已经表现出这种经世致用的倾向。
新史学思潮蔚为大观以后，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历史研究中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与统一问题，历史研究中研究者主体与历史事实客体之间的沟通与定位问题，始终是困扰史家而未获圆满解决的重要课题。面对这些问题，陈垣也有过自己的思考和实践，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即可视为对这些问题的早期探索。陈垣通过史料实证，表明蒙元历史上的华化，是无可置疑的；而论文揭示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其最终的着眼点却是以华化论反对当时风靡一时的西化论，意在纠正妄自菲薄的民族自卑感，试图解答的还是社会现实问题。当然，在陈垣的史学研究中，并非所有课题都涉及这些问题的，例如那些史料考证学的论著就是与社会现实了无关系的。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他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炮声宣告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局面，当时新史学的各家各派，几乎都无例外地改变或转换了一贯坚持的治史旨趣或研究方向。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平沦陷，陈垣未能南下避敌。他后来这样回忆日军刺刀下的八年岁月：“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
在这种山河破碎、家国飘摇的剧变面前，身为史家的陈垣治史重心也因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3年，他自述其史学三变道：“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陈垣从专重考证到颇趋实用，再向“有意义之史学”的转变，是回应时局动荡而对治学侧重面的调整。陈垣所主张的“有意义之史学”，就是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也可以为时所用。这与他稍前推尊顾氏、趋重实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说到底，也就是由顾炎武开创的清学传统中经世致用的那一侧面，在国难变局下的强调和实践。陈垣提倡的有意义史学，其具体做法之一，是讲授全祖望学术，连史源学研究也改用他的《鲒埼亭集》，因为全氏之学能够激发故国思想，振起北方士气。当然，史家主要还是通过史著来体现其史学主张的。陈垣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史著，主要有宗教三书（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与《通鉴胡注表微》，用他自己的话说“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
在这些论著中，陈垣对“有意义之史学”进行了极富价值的探索，为新史学作出了值得重视的实践。
援庵“有意义之史学”的代表作应首推《通鉴胡注表微》，他自己也视为最满意的著作，称其为“学识的记里碑”。实际上，正如有人指出：这部名作是陈垣“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东西”
。这部著作前十篇论史法，后十篇论史事。所谓史法，实际上就是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十篇之中，既各有专篇论校勘、避讳、考证、辨误等历史考据学问题；又有《解释》《评论》《感慨》《劝戒》等篇分别探讨史家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诠释和评价，史家作为研究主体对历史作为研究客体之间的感悟、观照和同情，历史研究的道德功能等史学理论问题。但是，该书采用了传统朴学的注疏形式，而史学理论问题显然不是注疏式的寥寥数语所能说清楚的。由于形式限制了内容的表达，因而这部著作对新史学有关理论问题的见解，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本文不拟对《通鉴胡注表微》所涉及的新史学有关理论问题探赜索隐，全面展开论述；只想以该书为个例，对陈垣所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的实践作一探讨。
陈垣之所以对通鉴胡注起表微之念，并不是主题先行的产物，完全是读史有所感和有所见的结果。毫无疑问，在此以前，他对《通鉴》和胡三省注是熟稔的。在日军占领北京的日子里，陈垣以痛苦的心情再次阅读《通鉴》和胡注，当读到胡注“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顿时生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通感，深切体验到胡三省在宋亡以后元军统治下的悲愤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
。这种读史的通感往往能够成为治史的契机，是十分正常的。但在其后的研究中，这种通感将是一个同时存在正面作用和负面效应的因素。其正面作用是促使治史者为全面印证这一通感而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其负面效应则是造成治史者的先入之见，使其研究偏离价值中立的原则立场。
陈垣重新认真研究了《通鉴》和胡三省的全部注文，虚己、求真、贵疑等朴学训练对克服上述读史通感的负面倾向，应该是最行之有效的处方。陈垣通读全部胡注以后认为：不但后世视胡氏之学仅为音训之学，完全是未读懂胡注；即便是清代考据学兴起以后推崇胡氏擅长地理，擅长考据，依旧是不理解胡三省。通过对胡注研究，陈垣发现：胡三省在注文里不仅流露了生平抱负，体现了治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民族气节，寄寓了爱国热情；而胡三省作为宋元易代之际身受故国覆亡惨痛、抗议异族横暴统治的爱国史学家，却“是在长时期里被埋没着”。因而陈垣决定通过对胡注的发微，来揭示这位爱国史家的处境、抱负和心情，表彰其学术、思想和气节。至此，他完成了“有意义之史学”的第一层面的研究，即从客观全面的史料阅读中，发掘出其中那些有意义的因素。
“有意义之史学”的第二层面的研究就是表出胡注的微旨。胡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为音训、地理、典故、史实等并无微言大义的注释；二为别有寄托、深寓感慨的注文，需要表微的正是这类胡注。陈垣在《考证篇》里道出了自己的研究原则和思路：“清儒多谓身之（胡三省字）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他在该书《重印后记》中自称，对胡三省“隐藏在文字里的思想的探索，我是用了相当力量的”。陈垣所谓用力求于考据之外，并不是先入为主的穿凿附会，而是指在互相关联的若干环节上的研究都不能稍有失真。第一，必须对胡三省本人的身世及其所经历的宋末元初历史事变有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参透胡注的身世之感；第二，必须对两宋历史有了如指掌般的熟悉，因为胡注许多微言大义是针对故宋的是非得失而发的；第三，还必须对胡注所涉及的《资治通鉴》中的史实与胡注微旨所相关的史实比较对照，以便正确诠解胡三省的古典与今典问题。这里，第一环节是决定性的前提，正如陈垣在《校勘篇》中指出：“不谙身之身世，不能读身之书也。”因为只有这样，表微才能够若合符节地印证胡注。例如，胡三省对《通鉴》“且屠大梁”一语详注道：“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而尽杀城中人为屠城，亦曰洗城。”陈垣在《解释篇》中征引史料，令人信服地说明，胡三省不顾“屠城之义甚浅，而重言以释之者，有痛于宋末常州之屠也。”就这样，陈垣完成了“有意义之史学”的第二层面的研究，即将胡三省隐藏在注释里的思想如实地揭示出来。一般的还历史真实的研究，到此也就为止了；但这与陈垣主张的“有意义”的堂奥，显然还间隔着一道门墙。
陈垣提倡的“有意义之史学”的第三层面的工作，就是在表出胡三省微旨的同时，还须在表微的行文之间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是非好恶，以便最终体现出史著的意义来。这一层面的工作与第二层面的研究，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说其有联系，是因为史家的所有寄寓，都必须以对胡注完全客观真实而绝非歪曲影射的表微为基础和前提，且不能游离其外而另作发挥。说其有区别，就是这种寄寓毕竟有别于胡三省微旨，它是指向现实的，应该让读者领会感悟。如何把握好这种联系和区别，使为胡注表微与寄托现实意义，在史著里完美无缺地融为一体，是能否出色地完成“有意义之史学”第三层面工作的关键所在。这里，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指出的历史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之同情”，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怀抱这种了解的同情，陈垣认为：“我们理解胡三省的注要比前人理解的更清楚、更深刻。因为我们和胡三省的思想、生活更接近，大家都处在异族的残酷统治下。”
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这种把握问题的思路，“不仅仅表明陈垣在胡三省当时的生存方式中，发见了与自己生存方式共通的内容，而且意味着：在根据这样的生存方式对胡三省的历史理解中，可以发掘出与陈垣本人历史理解相通的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也就是说，陈垣在第三层面的处理过程中，已经将自己与胡三省的生存方式和对历史的理解彻底打通，合二为一了。例如，胡三省在《通鉴》契丹灭后晋的记事下注道：“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陈垣在《感慨篇》里引胡三省身历的南宋灭亡史事以表其微后，进一步指出：“人非甚无良，何至不爱其国，特未经亡国之惨，不知国之可爱耳！身之身亲见之，故其言感伤如此。”这段文字，显然既可视作身之的感慨表微，又无疑寄托进陈垣自己的感慨，二者浑然一体，难分彼此。由于前两个层面的研究是在严格的虚己求真原则下进行的，因而第三层面上研究者主体与研究对象客体之间的融合打通便不会有牵强附会、比附影射之虞。这样，不少为胡注表微之语，便既是胡三省的隐衷，又是陈垣的心曲。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里所表现出来的研究者主体对研究对象客体的“了解之同情”，所达到的两者融通的境界，足与后来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所臻的化境相媲美，是其他新史家不能望其项背的。
随着“有意义之史学”的第三层面处理的圆满完成，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也能因之迎刃而解了。“不言而喻，13世纪的宋末元初与20世纪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之间，有着纷繁的历史变化。陈垣以自觉的方式从历史中体验感受到的，并不是变化的表象，而是与现在相关的持续的共相，而其间就有基于对历史深刻内在理解的问题的提出。”
这里，问题提出的契机当然是史家对现实社会问题思考，但是这种思考也仅仅是契机而已。一旦进入前两层面的研究，就必须凭借着虚己贵疑求真原则，过滤全部史料，抽绎出问题，归纳出结论。倘若在这些问题与结论里，仍有与史家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有契合之处，那么，这些问题及其结论，就是基于对历史的正确理解而提出的，历史与现实在此构成了一种持续相关的共相。这样的问题和结论就绝不会有削历史之足就现实之履的讥诮，也不会有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勉强类比、简单影射的弊端。例如，对《通鉴》所载南朝梁边防将官“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胡注曰：“自古至今，守边之兵，皆病于此。”陈垣的《感慨篇》对此表微道：“今者谓身之当时。呜呼！岂特当时哉！凡守边之兵，日久则懈，懈则一击而溃，每至不可收拾，身之盖有所指也。”陈垣这段议论一方面固然揭明了胡三省对宋末抗蒙边备的感慨，而另一方面他也是“盖有所指”的，那就是指责中国当政对日军的不抵抗主义。类似这种考古证今、有为而发的论断，在以《通鉴胡注表微》为代表的同时期论著中所在多有，然而，却不能不承认其既是针对历史的，又是指向现实的。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在陈垣所提倡的“有意义之史学”的实践中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与历史研究和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相联系的，便是史学的道德劝戒功能问题，这个问题并未脱出通史致用的范畴。陈垣的“有意义之史学”以为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史学题中应有的意义。正如《通鉴胡注表微·劝戒篇》指出：“劝戒为史家之大作用，古所贵乎史，即取其能劝戒也。”对史学的道德功能，新史家的见解并不一致。但史学除了认识理解既往历史的主体功能以外，并不排除其激浊扬清、儆恶劝善的作用。问题的症结仍在于：这种道德劝戒也必须是从史实求真中得出，应该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有益于现世人心；而决不是仅仅为了道德劝戒的预设目的，牵强地以历史上的若干表象或例证，来作生硬浮浅的道德说教。在这个问题上，同样由于前两个层面的研究完美无憾，也有效避免了急于说教而疏于求真的弊病。《劝戒篇》在五代汉晋之际卖国引敌的杜重威被市人争啖其肉的胡注下表微道：“史言人之恨之，不比于人类，而以为禽兽耳。千夫所指，不疾而死，引敌人残害宗国者，可为寒心矣！”在这段道德评判里，钉在耻辱柱上的当然是杜重威，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其贬斥汉奸、激励气节的用心与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类似这样爱祖国、表节概、尊遗民、斥降臣的议论在《通鉴胡注表微》是并不少见的。由于有关道德的议论皆从史而出，因史而发，不作发挥而读者惕然自励，不作比附而知者欣然会意，针对的虽是古人，教育的却是今人。这样，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里对史学研究中道德功能与认识功能的关系问题也作出了富有启示的新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新史学的各派各家几乎都怀着报国赴难的民族大义和社会良心，试图为伟大的抗战从史学角度贡献一己之力。通史以致用，成了新史家普遍的学术倾向。文化形态史观派的史学家雷海宗曾提出所谓中国文化两周论为抗战服务，认为：其他文化仅一度兴亡，唯有中国文化在走完第一周以后还能创造第二周；抗日战争的成败将决定中国文化能否顺利开创出第三周；而确保抗战胜利的关键就是国家至上，措施之一就是建立一种由前任指定的非世袭的元首继承制。雷海宗的史学主张于史既未通，倘用更荒谬，以至时论斥之为“法西斯买办文人”。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史家则为了革命和抗战，绾合历史以强就现实，“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
，遂使影射史学开始在中国史坛盛行。例如，40年代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就借吴蜀联合抗魏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孙权影射国民党，故对其独无好语。比起这些新史家在通史致用实践中的失误来，陈垣对“有意义之史学”的提倡与实践，在处理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在解决史学求真与致用的矛盾与统一的问题上，虽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毕竟没有若许多的遗憾。
[1]
更重要的是，陈垣对“有意义之史学”的探索是留给新史学的一份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刻总结的遗产。
总之，对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新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将传统史学方法嫁接到新史学主干上的可贵尝试，对“有意义之史学”的有益探索，可以说是陈垣对20世纪新史学的最值得称道的贡献。正是这些业绩，表明陈垣不是乾嘉殿军，而是新史学的重镇。
（原载日本《百年》1999年3月号）
[1] 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里说：“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史学研究的本质是求真，研究的过程也就是求真的过程；致用不是预设的标的（即使事关民族感情和国家体统），而是求真以后才能附丽其上的价值。陈垣这种认识，说到底，仍是为了致用目的而牺牲求真原则。不必讳言陈垣在理论认识上的混乱，因为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回避（即其所说的“不载”）某些历史真实，与为了革命、主义的需要有意识地选择、改铸某些历史事实，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在《通鉴胡注表微》中，这种为致用目的而牺牲求真原则的例子毕竟很难找到，这一结果或许应该归功于陈垣长期以来身体力行的虚己、求真、贵疑等朴学精神及其训练所发挥的排毒功能。
补记：杨讷在《不可尽信的〈通鉴胡注表微〉》（《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里对《通鉴胡注表微》涉及的部分史事作了再考证，对陈垣的评论也有新评断，其所考均言之有据，所评亦言之有理；他认为陈垣此书“不可尽信”，这一提醒自应引起重视。但杨讷列举的陈垣表微中那些“殊近附会者有之，张冠李戴者有之，时间颠倒者有之，自相矛盾者有之，随意虚构者亦有之”的个例，应该只是陈垣在史学上的疏失，而不是违背史德的有意为之。杨讷的质疑与商榷，恰恰印证了“有意义之史学”中第一层面与第二层面的研究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两个层面若有疏误，“有意义之史学”也失去了意义。陈垣尽管仍留下了遗憾，但总体上对其“有意义之史学”的实践仍应给以肯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