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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梁启超、胡适、郭沫若式的领袖人物，或者注目于王国维、陈寅恪建构的那种令人眩目的史学新范式。吕思勉史学虽然与上述效应无缘，但在新史学的创建进程中，自有其不可忽略的地位和价值。
一位西方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人文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传统，或者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围绕着不同然而相互联系的主题形成的传统谱系。”
这一见解启发研究者有必要首先把握吕思勉史学的传统谱系。
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吕思勉不仅没有胡适、陈寅恪负笈海外的幸运经历，甚至连顾颉刚、傅斯年那样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机遇都没有过。在他23岁立志治史时业已完成的教育，从内容到方法都是传统旧式的。
这种教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目录学的知识。从初能读书起，吕思勉系统阅读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经、史、子三部与集部之半，做过六本札记。这种训练“实不啻于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了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他自我总结道：“我的学问，所以不至十分固陋，于此亦颇有关系。”
其二，小学与经学的基础。吕思勉曾研读段注《说文解字》与《十三经注疏》一过。对史学研究者的小学、经学素养，他的见解是颇中肯綮的。关于小学，他以为：“凡事致力于本原者，看似迂远，实则简易，于文字之学，尤为易见”；“治古史者自不必如治小学者之专精，只须通知门径，遇不应望文生义之处，能够知道，能够查检而已。”
关于经学，他指出：“治古史而谋取材，群经实较诸子为尤要。经学专行二千余年，又自有其条理。治史虽与治经异业，然不通经学之条理，亦必不能取材于经。故经学之条理，亦为治古史者所宜知也。”
吕思勉认为，小学、经学功夫不仅解决了欲读古书必先识字的问题，而且为后来研治古史运用材料，导启了门径，培植了初基。
其三，文学的修养。吕思勉少时先后过录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评本，点读过《三国志》，阅览了正续《古文辞类纂》，深识其昧。他道：“在古代，史学与文学关系较深，必能略知文学的风味，然后对于作史者的意志能够领略”，因而“治史学的人虽不是要做文学家，然对于文学，亦不可不有相当的了解，其中包涵训诂、文法、文章学等内容。”
他认定自己的古文根基即培壅于读此数书时。
其四，史学的训练。第一层面为史料的积累。吕思勉在14岁以前先后点读完《纲鉴易知录》和《御批通鉴辑览》；16岁起以日课14卷的进度相继阅读了《通鉴》《续通鉴》与《明纪》；18岁起将《三通考辑要》与原书对读，遂弃《辑要》而读原书，并将《通典》与《通考》对读，进而研读了《通志·二十略》；到23岁立志治史时，已将二十四史通读一过。通过对编年、政书、纪传三大系列史籍广泛系统的攻读，他对前代历史和史料已了然于胸了。第二层面为方法的领悟。少时，吕思勉从父课读《日知录》与《廿二史劄记》；日后，他体悟其父良苦用心道：“前者贯串群书，并及于身所经验的事实；后者专就正史之中提要钩玄组织之，以发明湮晦的事实的真相：都为现在治史学的好模范。”
他正是在对清代史学名著的揣摩中，领会到前辈大师并没有“鸳鸯绣出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而是“金针线迹分明在”的，从而谙熟了历史考据学的家法与路数。
立志治史以前的这些传统的国学训练，使吕思勉受益终生，影响了他一生治史的风格与路向。缕述这些，并不是说其他同时代的史学大师就缺乏类似的国学训练，而是意在指出：与其他大师相比，吕思勉由于缺少了某些经历，传统国学训练在其史学构成中所起的影响、所占的比重，要明显地大得多。也许正是在这一涵义上，有人强调指出：“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基础上。”
倘若吕思勉史学的构成背景仅仅是国学的话，那么，他至多不过是清代朴学中的又一传人。然而，20世纪最初二十年的中国思想学术界，随着时代的剧变，新思潮后浪推着前波，史界也不例外。正当吕思勉致力于专心治史前的国学训练时，梁启超发出了“史界革命”的最初的呐喊，其标志即是他发表于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次年的《新史学》。在新史学的狂飙行进中，梁启超无疑是第一位具有号召群伦的领袖气质的人物。他以敏锐的批判眼光抉发了旧史学传统的缺陷，登高一呼，向新一代史家指明了史学传统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过，身兼政治活动家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梁启超，一时上似乎尚无余暇和精力来真正从事他倡导的“史界革命”。在《新史学》刊布以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发表的史学论著不是学术上的急就章，就是政治上的鼓动书。他最具价值的史学论著，例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几乎都是进入20年代才完成的。但是，尽管梁启超并未立即着手创建自己的新史学的范式，他的“史界革命”的呐喊，就足以使当时的学术界振聋发聩，借用他在《新史学》中的话：“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焉大！”
年未及冠的吕思勉听此号召，绝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自述感受道：少时从父母师友那里获得的，只是治史的知识准备与技术训练；“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莫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至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也就是说，康有为给他的是世界观的熏陶，而在具体论事治学上则私淑于梁启超，其治史好讲考据亦受“梁任公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
。
这一影响的程度是不容低估的。即便在卓然成家后，吕思勉虽对梁启超的某些史学论点不尽赞同而有所商榷，仍始终抱着尊崇的态度。1923年，他以西儒“吾爱吾师，尤爱真理”的精神与梁氏商榷阴阳五行之来历时，自述仰止之情道：“予年十三，始读梁先生所著《时务报》。嗣后除《清议报》以当时禁递甚严，未得全读外，梁先生之著述殆无不寓目者。粗知问学，实由梁先生牖之，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
其后，在向后学论及现代史学和史学研究法著作时指出：“其中强半是译本，自著的亦多系介绍外人之说。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系自出心裁之作”，“论具体的方法则较为亲切”
。在梁启超逝世十余年后，吕思勉在一篇短文中怀念道：“讲起新史学来，总有一个不能忘掉、而亦不该忘掉的人，那便是梁任公先生”；“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他还在自己的专著中推尊他为“近代大史学家”
，这种高度评价，他从未给过同时代的其他史学大师。
学术传统会因为与之发生关系的时代、环境起了激剧变化而被改变。梁启超呼唤新史学，就是史学传统对已经并继续发生剧变的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环境的一种回应。20世纪史学是在梁启超“史界革命”的大旗下开始其最初行进步伐的。吕思勉痛切地认为：“自西力东侵以来，新旧相形，情见势绌，正是我国的文化，需要一个大变动的时期。中国却迟迟未能走入此路。”
从他对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认识，既不难发现梁启超“史界革命”思想的印记，也充分表明吕思勉史学是对梁氏号召的“新史学”的一种自觉尝试和探索。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相比，梁启超“新史学”的呐喊，更直接、更全面、更深刻地构成了吕思勉史学的背景底色。
时代越过了乾嘉，用吕思勉的话说，“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
他以一种欢迎礼赞的态度和兼收并蓄的气度接纳远西学术的输入。西方学术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传统，它的传入为中国传统学术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审视角度、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和明显的互补性。在对待外来知识传统上，吕思勉的见解是积极自信的。他认为：“现今所谓新学，则又受诸欧美者也”；“学术本天下公器，各国之民，因其处境之异，而所发明者各有不同，势也”；“瀛海大通，远西学术输入”，“自可借资于人以为用”。
这与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十分契合。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吕思勉批评史学研究者往往以为社会科学是紧要的，自然科学则不甚重要；他指出，生物学对于进化演变的历史观念，地质学对于先史时代的研究，都有相通的道理在；认为“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这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通的见解，由出自旧式教育的吕思勉来强调，固然是世界大通的时代际会之赐，也表明了他自觉地随时代而前进、融西学入国学的可贵努力。而这正是他超越乾嘉成为新史学大师的原因之一。
至于与史学关系密切的各种西方社会科学，吕思勉更是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地学习、借鉴。他对西方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方法的学习，完全是通过阅读有关的外文原著和中文译本而自学获得的，比起有留洋机遇以及大学经历的其他大师来，更显得来之不易。对考古学，他研读过吴理(C．L．Wolley)的《考古发掘方法论》，认为“历史的年代，是能追溯得愈远愈好，所以锄头考古学，和史学大有关系”。
他研究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充分了解，称赞他透彻发挥了历史进化的见解。
令吕思勉最感兴趣的是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关于经济学，他认为，“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
。关于社会学，他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名著都有过深入研究。吕思勉认为：“自欧洲学术输入中国之后，社会学的学说，要算最为风行。这也有个理由，社会是整个的，不论什么社会现象都是整个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离开了社会的全体，都无从解释的。”因此，他指出：能明乎社会学，“则研治史学，若探骊而得珠”；“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同时即以历史证明社会学之公例，两者如辅车之相依也”。
在他看来，以别种眼光释史，只能得其一方面，只有社会学才能揽其全；社会进化法则能使每一历史事件确定其在进化长途中所具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如此认识，吕思勉才强调：“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社会学。”
学术传统在其发展进程的每一环节上，都呈现出一种混合状态，它是由长期延续的各种因素、新增成分和创新部分合成的。在吕思勉史学的背景分析中，国学教育是长期延续的旧传统史学的因素，时代巨变所期待的学术文化的变动，世界大通所造成的西学东渐的局面，则是新增成分。那么，吕思勉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提供了哪些创新的东西呢？
史学思想是一个历史学家构建其学术大厦的础石和蓝图。吕思勉不仅撰有《历史研究法》《中国史籍读法》《史籍与史学》《史通评》《文史通义评》等史学理论的专著，还写过不少自述治史的专文，在其他通史、专史和断代史著作中，也随时因事地阐述自己的史学思想。
“历史永远在重作之中”，这是吕思勉历史观中闪光的思想。历史本身是变迁进化的。吕思勉从这一时代共识出发，认识到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理解也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修正、改变、深化、提高：“人于事之关系，所感时有变迁，故于旧有之史，时时觉其不适于用；觉其不适于用，即须改作矣。”因而，他的结论是：“史也者，终古在改作之中者也。”
对1934年《史通评》中的这一观点，他后来有所补充：“因社会状况的不同，人心的观念既随之而变，观念既变，看得事情的真相亦就不同了。史事的订正，又安有穷期呢？搜辑永无穷期，订正永无穷期，历史的当改作，即已永无穷期。何况历史不是搜辑、考订了便算了事的，还要编纂成功，给大家看，而看的人的需要，又是随时不同的，然则历史安得不永远在重作之中呢？”
吕思勉从历史的观念、史事的搜考、史书的编纂等层面，论述了这诸多层面的认识和需要都会随时代社会的变迁而不同，因而每一时代的历史学都是该时代特定的认识水平和认识需要的产物。吕思勉这种历史观念，令人联想到西方史学家克罗齐（B.Croce）那个著名的论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尽管吕思勉的表述不及克罗齐思辨明晰，但两者相通之处却是不难发现的。
正因为强调历史是当时代的历史学家对既往事实的搜集、解释，用以说明现在，推测未来，故而吕思勉认为：“会通众事而得其公例者，可以谓之史学；而不然者，则只可谓之史籍。”
他受郑樵“会通之说”和章学诚“独断之学”的影响，提出“通贯之识”。他把学问分为三等：“凡研究学术，不循他人之途辙，变更方向，自有发明，为上乘。此时势所造，非可强求。循时会之所趋，联接多数事实，发明精确定理者，为中乘。若仅以普通眼光，搜集普通材料，求得普通结论者，则下乘矣。”他所推崇的上乘学术是怎样的呢？曰：“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此等处，心思要灵，眼光要远，方能辨别是非，开拓境界”
。
也是从“通贯之识”出发，吕思勉尤其强调普通史与专门史的区分：“严格言之，专门的历史还当分属于各科学之中，唯普通的历史乃是称为真正的历史。”
首先，他是从科学研究的不同层面与不同目的强调这种区分的：“史学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总相，而这个总相，非各方面都明白，不会明白的。”后一任务即由专门史担当。由于各种专门史的日益发达，普通史也随之进步，两者不能偏废。但他认为，“社会是整个的，虽可分科研究，却不能说各科研究所得的结果之和，就是社会的总相。社会的总相是专研究一科的人所不能明白的，倘使强作说明，必至于卤莽灭裂”，而普通史家自无此弊。
其次，吕思勉是从研究者的才性秉赋的差异强调这种分工的。他以为，人的秉性有专门家和通才之分，在史学上，前者宜为专门史家，后者宜为普通史家；研究者可就性之所近而各有所择，但两者应该“贵知异己之美，不可偏于一端”
，专门史家自应有普通知识，普通史家亦宜有专精之学。这样，两者“看似分道扬镳，实则相资为用，此则今后史学演进必由之途”
。
史学研究“不宜豫设成见”
，这是吕思勉史学思想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性的主张颇有相似之处。吕思勉的这一思想，究竟是受到推崇“虚己”的清代朴学的启发，还是由于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影响，我们无从推测，或许兼而有之。令人感兴趣的在于：他为这一原则注入了哪些具体的内涵。
从这一原则出发，吕思勉提倡纯粹治学的精神。什么是纯粹治学的精神？他认为就是“深嗜笃好，不能自已而为之”，清代考据之学倒颇与这种近代科学精神相契合。因此，他主张学术研究“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反对不加分析地标举所谓有用之学。他承认“学术之终极目的，总不外乎有用”，但强调指出：“其实学问只分真伪，真正的学术，哪有无用的呢？”吕思勉以为，中国学者倘以清代朴学纯粹治学的精神治近代新科学，必能有所发明；但嘉道以后，“尽瘁于旧学之人，因时局的紧张，反有舍弃其纯粹治学的精神，而趋于应用之势”。由于这一趋势，“中国近代需要纯科学甚亟，中国近代学者的精神，其去纯科学反愈远”。在他看来，这种急功近利的趋用救世，既无补时局的转机，反失落科学的传统，更是妨碍“整个民族趋向的一个大关键”
。
从“不宜豫设成见”的原则出发，吕思勉否定史为前鉴的陈说。《吕著中国通史》开卷讨论历史学的目的作用时，他即设为回答道：“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他批判道：“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那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
吕思勉认为，“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他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因而他断然声明：“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
这一声明为历史学作了真正科学的定位，从而与影射现实、服务政治、借酒杯以浇块垒、执陈方以医新病等伪科学、非科学倾向划清了此疆彼界。
从“不宜豫设成见”的原则出发，吕思勉力戒民族主义的误导。他认为，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天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就不是真理”，或把本民族看得过高，把他民族看得太低，“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导致民族主义的滥用。他指出：这种“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唯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它对症的药”
。吕思勉也理性地要求自己在研究中把握这一适当的度。《吕著中国通史》完稿于九一八事变十周年，面对国难当头、外敌当前的时局，他身居上海孤岛，“诚极沉闷”，但只在最末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结尾自信地指出：“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引用梁启超译拜伦《哀希腊》结束全书：“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他的《两晋南北朝史》也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后来他反思论史倾向，认为论五胡时因意在激扬民族主义，“稍失其平”，表示“异日有机会当改正”。
凡此种种，都表现出吕思勉对历史理性与民族感情的度的科学把握。
从“不宜豫设成见”的原则出发，吕思勉反对道德史观的流弊。重褒贬、寓惩劝的道德史观是中国旧史的传统之一。据吕思勉之见，其表现之一为借历史以维持社会的道德正义，如孔子修《春秋》，朱熹编《通鉴纲目》；其表现之二为借历史以激励读者的修养行为，如各种名臣言行录。他认为，把历史变为训诫之书的谬误，仍在于汲汲地将史学作为有用之学，而这时不过“以表言行、昭法式为史之用”而已。
他还指出：“此等史事的批评家，往往仅据往史表面上的记录，其结果，多不免于迂腐或浮浅，就不徒无益于求真，而反足为求真之累。”
“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
，这是吕思勉对新史学使命的高度概括，也是他史学生涯的自觉追求。他说：“学问的进化，自有一个必然的趋势，而现在所谓新史学，即作为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阶段，亦无不可。”
不言而喻，他是自视为新史学建设者的。他指出：进入20世纪，就是“学术方向变换之时代”，“因前此学术，在性质上确可与现今划一时期”；因此，“为前此学术算一笔总帐，尤其切要”。
而既要算总帐，在他看来，中国历史“材料虽多，迄未用科学的眼光加以整理，其紊乱而缺乏系统的情形自较西欧诸国为尤甚”；因而“不用新方法，简直可以全无所得”；而“现代史学的意义，既和前代不同，研究的方法当然随之而异”。
实际上，“算总帐”的呼声也罢，“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号召也罢，倒并不是吕思勉所独有的卓见特识；几乎同时代的史学大师，例如胡适、顾颉刚，都有过类似的提法。我们一方面自应充分认识这是那个学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共识，以便从总体上把握新史学的共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则应准确区别在共同的话语系统遮掩下各位新史学大师的不同内涵，以免模糊了新史学发展序列中丰富的个性的那一面。对吕思勉史学的研究，关键也在于理清他是怎样为旧国故结算总帐的，在这一过程中，他又为新史学贡献了哪些新方法。
吕思勉说过：“以一种新文化，替代一种旧文化，此新文化必已兼摄旧文化之长，此为辩证法的真理。”
他心目中的新史学也理应如此：新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形式除了借鉴外来学术传统的长处外，尤应从自身学术传统中寻找出发点和生长点，包含从自身传统继承下来的合理因素，在此基础上汲取互相贯通的研究方法。他在1928年为上海光华大学拟定史学系课程时即表达了这一新旧贯通的见解：“吾国史学夙称发达，唯今学问观点不同，一切旧籍均应用新方法整理，而非略知旧时史学门径，则整理工作，亦无从施。”
以考据见长的吕思勉十分重视史学方法论，他曾指出：“今之所谓科学者，与前此之学问，果何以异乎？一言蔽之曰：方法较密而已。方法之疏密，于何判之？曰方法愈密，则其使用材料愈善。”
在史学方法的创立上，吕思勉可谓喜新而不厌旧，重洋而不唯外。他主张借鉴西学新方法，却反对生吞活剥：“研究可以借资于人，而硬拉了人家的问题，以为亦是我们的问题，甚至硬抄了解决的方法，以为亦就是我们解决的方法，则不免无病而呻，削足适履之病。”
然而，他认为在拿来西学新方法时，必须继承汉学家的考据方法。他强调：“这一派学问，是我们中国最新而又最精密的学问。必须懂得这一种方法，一切书，才都可以读，一切材料才都可以使用。”他与梁启超、胡适几乎同时主张把清代朴学方法嫁接到新史学的主干上。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史料搜集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在史料范围的拓展与史料部类的区分上，吕思勉颇受梁启超的影响，比较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说史料》与吕氏的《史籍与史学·史料范围》，便可印证这点。他比梁氏进步之处在于将人类的遗骸与政俗也列入非文字记载类的史料。关于前者，认为“可以辨种族，识文化之由来”；关于后者，他在《白话本国史·绪论》中表述为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后来定名为法俗。“有意创设，因为规范者为法，无意所成，率由不越者为俗。法俗非旦夕可变，故观于今则可以知古。”
吕思勉借助于西方传入的人类学、社会学的知识，把人类遗骸作为考察古今人种异同的实物史料，以现存法俗用来推想已往的情形，表现出他对史料更为开阔的视野。
由于历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因时代而变动，因而吕思勉认为，史料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史料“入于研究范围之内的，总是反映着其时代所需要”
。他指出了认识史料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有许多事情，昔人视为重要，我们现在看起来，倒是无关重要，而可以删除的。有许多事情，昔人视为不重要，不加记载，不过因他事而附见，我们现在看起来，倒是极关重要的，要注意加以搜辑。”
第二种情况：“向亦以为史料，而不知其有某种关系”，随着时代推移和认识进步，旧史料有了新解释。因而吕思勉强调指出，“史事所以时生新解，多缘同一事实，今昔观点之不同耳”
。
史料的比较、鉴别、考订，是历史研究的中间环节。只有这一环节的准确无误，才可能决定史事真伪与取舍，评断历史是非与功过，进而勒成著述，公诸当世。故而吕思勉认为：“凡治史，固不必都讲考据，然考据之门径，是不能不知道的”；“否则所据的全系靠不住的材料，甚至连字句都解释错了，往往闹成笑柄”。
他的《史籍与史学》专列了《论考证》一节，指出了十一种原因造成史事记载的失实，而后列论了考证古事之法十，辨实物真伪之法三。关于辨书籍真伪之法，他肯定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论颇详备，补充了两点：其一，“伪书仍有其用，唯视用之之法如何”；其二，“据文字以决书之真伪，似近主观，然其法实最可恃”。关于后者，吕思勉指出：“此非可执形迹以求，故非于文学有相当程度者，决不足言此。”
例如，他对“世多以为伪书”的《尉缭子》和《六韬》，根据其书“多存古制”，“多存古义”，早在1933年即断言二书“必非后人所能伪为”。
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二书残简，验证了他在古书考证上炉火纯青的功夫。
至于史学研究的最后一步，料理经过考订的史料以成一书的阶段，吕思勉认为可以借用章学诚的术语，以比次之业、考索之功、独断之学作为史书的各不相同的撰著方式。他认为，“学问之家，所以或事比次，或专考据，或则独断者，固由才性之殊，亦或以所值时势之不同，从事于其时之所当务也”
。也就是说，史学著述的不同模式，既与史家个人才性有关，也与时势的特定需要有关。这是通达之论。吕思勉追求甚高，治学甚勤，如细心部类其史学著述，我们可以发现：他有意在比次之业、考索之功和独断之学三方面都为新史学留下示范，启益后学。后人正不妨由此入手，把握吕思勉史学的方法论。
《燕石札记》《燕石续札》《蒿庐札记》和《吕思勉读史札记》，最能反映吕思勉在考索之功上的成就与方法。他对顾炎武和乾嘉诸老的学术札记甚为推崇，随意泛览，窥知其治学方法，深谙其考索路数。每读史书，他也都潜心排比史料，写成札记。他的《燕石札记·自序》说：“余小时即有札记，迄于今未废，阅时既久，积稿颇多。”他对自己学术札记的态度也与顾炎武相仿，主张“随时改订，以求完密；苟为未定之说，不可轻出误人”。
故其生前仅发表《燕石札记》《燕石续札》两种百余条，现存札记的十之八九是以绝笔为定，身后刊布的。他晚年自论其学术札记道：“今自检点，于顾先生（炎武）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随肩耳。”
这一自评是恰如其分的。他之所以谦逊地说“愧望”顾炎武，是自觉《日知录》取资范围、考索对象比自己更广泛。吕思勉以新方法去网罗史料，以新眼光将札记选题拓宽到社会经济、典章制度、少数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诸方面，既无让于重视政治兴衰、典制递变的赵翼，而且从总体上突破了乾嘉诸老为考证而考证的局限。考索之功为吕思勉史学奠立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吕思勉对章学诚鄙薄比次之业，深不以为然，这或与他读史是从《通考》入手有关。他竭力为比次之业争席位：“盖弘识通裁，亦不能废钩稽纂辑；而学术愈精，分工愈细，钩稽纂辑亦不能谓非一业也。”
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比次之业的地位与作用堪与考索之功、独断之学鼎足而三：“唯比次之功，实亦卓然自立，初无惭于考据，而通则原理亦必自兹而出焉。”他举马端临《通考》为例说：“考索之功颇深，立论亦多能综贯今古，岂得侪诸策括之流邪？”
吕思勉的意思很明确：卓然自立的比次之业，应该既以考索之功为基础，更以独断之学为鹄的，马氏《通考》，庶几当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吕思勉在为《白话本国史》作《序例》时，开篇即说：“我很想做一部《新史抄》”，“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又用极谨严的法子，都把原文抄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这一设想及其蕴含的对比次之业、考索之功、独断之学的关系的理解，始终是吕思勉治史计划的指导思想。他多次通读二十四史，兼及其他史料，毕生积累学术札记，夯筑着考索之功的坚实地基，并以此作为比次之业的基础与起点。大约从30年代末期起，吕思勉从通史和断代史着手，正式实施他规模弘大、体系完整的著述计划。
我们知道，《吕著中国通史》上册是1939年完稿的，下册在1941年9月也已杀青。据此推断，初版于1941年的《先秦史》属稿也应在30年代末期。由《先秦史》为发端，吕思勉开始了断代史系列的撰述。《先秦史》和其后的《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部断代史显然是在实践他的《新史抄》的主张：将各断代的史料，以谨严的方法摘紧要之处，比次成书。其间虽然也有自己对通则原理的意见，但比次材料是这几部断代史的主要倾向。由于他的比次之业是建在新方法指导下的考索之功的基础上的，就绝无章学诚所指责的一般史钞所共有的“难以凭藉”之弊。不仅如此，由于吕思勉几乎对涉及的重要问题都下过钻研功夫，故有许多创见独识并不显豁地散布在这几大部书中。不知深浅者以为吕思勉只是抄书；识者深知：如把这几部书拆散，改写成论文，“恐怕要数以千计”，而且都有吕思勉自己的东西。
吕思勉的几部断代史确能“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给人以历史的全景与本相，有人评为“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诚是不刊之论。
《吕著中国通史》当然代表着三四十年代之交时吕思勉关于中国历史的独断之学。然而，从吕思勉几乎在草拟《吕著通史》同时，就开始其断代史序列的宏大计划。又据钱穆说，这几部断代史本来是吕思勉拟议中的“国史长编”。我们有理由推断：吕思勉有意在断代史系列的“国史长编”全部竣工后，以此为据再著一部比《吕著通史》更能体现其独断之学的新通史来。这一推断，从他晚年欲删定旧作，“将普通材料删去，全留独见之处”
，也可得到印证。可惜天不假其年，他的断代史只完成到《隋唐五代史》，他的独断之学也只能以《吕著通史》为最终代表了。
在新史学著述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传统上，吕思勉也有自己独特的探索和思考。新史学兴起后，现代西方历史编纂方法虽为中国史家所援用，但大多显得生硬稚拙，新史学的史书体裁还在不断探索中。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正是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在中国早期章节体白话通史中堪称白眉，以至被顾颉刚誉作“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然而，吕思勉却执意在《白话本国史》的编纂方法上再作探索。他认为，历史编纂在内容和体裁上都应该有一种传统的延续性，而在这种延续中创新也是不言而喻的。
当代史书编纂，仍然应采用那些“昔人所认为重要而仍为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材料”
。吕思勉以为它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而最能代表昔时史家意见的，应推马端临《文献通考序》所概括的两端：治乱兴亡和典章制度。前者实为政治史，后者则包括广义文化史的内容。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绪论》里首次论及这对概念，称前者为“动的史实”，后者为“静的史实”；并认为，不仅一切历史现象都包括在这两者中，历代史籍也都是以二者为记载中心的。
对两类史事的编纂方式，吕思勉从传统史学中获得了借鉴：以最便于通览一代大势的编年体和最便于钩稽一事始末的纪事本末体相糅合，用以记治乱兴衰；而典章制度类的史实就直接取镜于《文献通考》的编纂体例，将社会文化等静的史实分门立类，别为专编。这种编纂方法的采用，还受到日本明治史家林泰辅所述昔朝鲜修史法的间接启发。从30年代末年起，他对自己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编纂内容与形式上都作了相同的处理。《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为文化史，下册为政治史，也许考虑到不先识政治大势，对文化史的把握会不无困难，故而从《先秦史》起的四部断代史，均是上编叙述这一断代的王朝兴亡盛衰史，下编分章缕叙该断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等情况。倘若将其四部断代史的政治史部分连缀起来，犹如一部章节体的新《通鉴纪事本末》，其文化史部分不啻是一部新叙述方式的《文献通考》。吕思勉这种将政治演变与典制沿革分别部类的通史和断代史的编纂方法，是针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断代史著作在叙述政治史时夹叙进被割裂的典章经制的内容，令读者难以条贯把握，而作出的推陈出新的探索。这一尝试对新史学编纂学的完善起了积极的作用。
从历史观、方法论到编纂学，吕思勉都为新史学贡献了他所独有的那份创造，他完全有资格宣称：“所谓新史学，即作为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阶段，亦无不可！”
对吕思勉史学，自应放入新史学的序列中去评价。有趣的是，在为吕思勉史学定位时，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左拉右拽的现象。这就有必要从吕思勉史学与20世纪中国有关学术派别的关系来把握其地位和特点。
有一种论点过分强调今文经学对吕思勉的影响，以至将其推崇为“今文学的大师”
。诚然，出生在清代今文经学的故乡常州，求学时代的吕思勉受其影响是不必讳言的，他在思想上私淑康梁，甚至自认《白话本国史》的先秦古史部分也有今文学的印记，都与此有关。然而，受新思潮的冲决，吕思勉早在1922年就自觉与旧经学的脐带割断了联系，以历史学家的立场明确指出：“欲考见古代之事实者，则今古文价值平等。”并进一步断然认为：“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之名目，而亦可不立。”
其后，他不仅在思想认识上与旧经学诀别，而且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也“倾向今古文之贯通运用”
。也就是不问今古文的门派，只取其中可取的经学旧说作为新史学中释史证史的有机组成部分。1926年，他在《经子解题》中开列经学入门书时，特在《新学伪经考》后声明道：“吾举此书，或疑吾偏信今文，其实不然也。读前人之书，固可以观其事实，而勿泥其议论。此书于重要事实，考辨颇详。”
完全有理由认为，至迟此时，吕思勉已完成从旧经学向新史学的彻底转变。因而，尊其为今文经学的传人，无疑是厚诬这位新史学的大师。
另一种倾向则是把吕思勉史学马克思主义化，《蒿庐问学记》中不少评论或回忆文章有此倾向。其主要根据即是吕思勉在1952年“三反”与思想改造后所写的《学习总结》，内中自称“思想凡经三大变”：“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会晤，马君劝予读马列主义之书，予乃读之稍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
倘以其1930年47岁为界，除去《白话本国史》《经子解题》外，他的代表性著作几乎多是完稿于其后，倘若“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的自述可信，马列主义不仅成为他第三期思想的主流，而且成为其主要史学著述的南针。事实能否作如此观？
实际上，早在著述《白话本国史》时期，约五四以后不久，吕思勉对马克思学说已有相当了解。他认为，中国古代贵族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自身，这个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
。他还以为，司马迁《货殖列传》“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
。1928年，他眉批英人罗伯特·弗林特（Robert Flint）的《历史哲学概论》道：“马克思之说，虽受人攻击，然以中国史事证之，可见其说之确者甚多。大抵抹杀别种原因则非是，然生计究为原因之最大者。”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接受者是从两个既有联系更有区分的层面去接纳的。一个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和30年代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分别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两个侧面受其影响。另一个则是纯学理层面，即把马克思学说仅仅视为学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一家之说而接受下来，并在自己的研究中适当援引其具体观点和方法。在二三十年代，尽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已遭攻击，受到禁止，但在学理上的引用还是相对宽松开放的，这从1945年吕思勉还在自己著作中公开主张“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
，也可以证明。显而易见，吕思勉尽管颇有“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的论述，也重视对社会作阶级阶层的分析，但无非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阶级学说作为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一种，借资为用，融入自己的史学方法而已。
诚然，无视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学者对吕思勉史学的影响是非历史主义的，但这种影响是融在那一时代传入的西学的整个背景色中的，并不构成其史学的主色调。至于他在那份《思想总结》中将其向来在学理层面表述的“马克思之说”改换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马列主义”，并自称“深为服膺”，似乎是1952年“三反”和思想改造那个“洗澡”年代所特有的“思想总结”之语。据此而将吕思勉左拉向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右拽向今文学大师一样，也都是非历史主义的。
吕思勉与古史辨派的关系也是引人注目，耐人寻味的。他曾领衔编过《古史辨》第七册，但他显然不属于这一学派。作为新史学的同盟军，吕思勉不仅十分肯定古史辨派批判旧史学的积极贡献，对它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价值也有一定评价，认为古史辨派对中国远古神话的分析“于史学有相当的益处”
，并在《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中热情褒扬道：“疑古之说初出，世人大共非訾，然迄于今日，其理卒有不可诬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他也使用古史辨派的某些方法和结论，他论述史事考证的十一项必要性时，有一项即“史事传之愈久者，其变形亦必愈甚”
，显然受到古史辨派的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影响。
实际上，于古史有着精深研究的吕思勉对秦汉以前史料考辨早有成熟合理的新设想。就在古史辨派登台亮相的1923年，吕思勉提议：“若以史家之眼光，视古书为史料，则由此等而上之，别东汉人之所为于西汉人之外，别西汉人之所为于春秋战国时人以外，别春秋战国时人所为于西周以前之人之外，其劳正未有艾。”
令人注意的是，作为古史辨派的思想领袖，胡适这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也提出，“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尽管胡适“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吕思勉则是径直就古史考辨设想，但在眼光与方法上倒是所见略同的。顾颉刚后来也主张把层累造成的古史传说“以汉还汉”，似即受到两人的影响和启发。
然而，吕思勉对古史辨派的某些偏颇持有不同意见。古史辨派主张古史层累造成说，认为古史系统因此而拉长、放大、变形，对古史系统持全面怀疑态度。吕思勉并不完全否认古史传说有后人有意无意造伪的成分，但同时认为古史事实必然会随着年代久远的传承而剥蚀失落，以至只留下单辞只义。这些单辞只义是传述之人虽“已不能举其详，然犹能言其概”
，所保存下来的古史事实的雪泥鸿爪，不能概斥为伪，而应审慎料简，求出真古史来。为此，吕思勉在古史辨派崛起十余年后，序《古史辨》第七册时指出：“古史为层累造成，抑又未尝无逐渐剥蚀，前人所能详，而后人不能举其事者，此所以益不易董理也。”其用意显然在补正古史辨派疑古太过的偏失。对古史辨派的思想方法论，吕思勉更是颇多保留，不以为然的，认为“疑古亦有条理，不能执空廓之论硬套”
。对古书辨伪，他指出：“近二十年来，所谓疑古之风大盛，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今之疑古者，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訾议古书，适见其卤莽灭裂。”
吕思勉的批语与补正，有其合理中肯处。他与古史辨派的分歧，是新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争，这种争论与分歧并不妨碍他与古史辨派共同为建设新史学作出贡献。
吕思勉对于当时新史学内的疑古、考古、释古各派，是主张共存互补的。他指出：“故疑古考古释古三者不容偏废。然人之情不能无所偏嗜，而其才亦各有所长。于三者之中择其一而肆力焉可也。而要不可于余二者绝无所知，而尤不可以互相诋排，此理亦灼然。”
疑古、考古、释古诸派当时在对旧史学的批判与新史学的建立中，各在不同侧面上发挥了作用。可惜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文化随着社会政治的急遽演进，其价值取向也不断激进化。吕思勉所主张的新史学诸派共存互补、不容偏废的局面，随着二三十年代学术思想战线上的几次论战而出现了互相诋排的局面，50年代后又升格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正在形成的新史学还未能形成新传统，便改道折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主流。
话题扯远了，仍回到吕思勉史学上来。实际上，兼容并包，截长补短，可以说是吕思勉对待学术的基本而冷静的理性原则。不仅对新史学的不同流派，即便对中西学术、古今学说，他都坚决反对任何的一偏之见，而采取这种兼摄涵泳、恢宏平和的态度。他曾经指出：
旧时学者，于吾国古书，往往过于尊信；谓西方学术，精者不出吾书。又或曲加附会，谓今世学术，皆昔时所已有。今之人则适相反，喜新者固视国故如土苴；即笃旧者，亦谓此中未必真有可取，不过以为旧有之物，不得不从事整治而已。此皆一偏之见。平心论之：社会科学之理，古人皆已引其端；其言之或不如后世之详明，而粗简则远过之。截长补短，二者适足相偿也。
这段议论，对于我们理解吕思勉的学术思想，进而充分估价他在新旧史学嬗变中的那份独有贡献，都是极为重要的。
吕思勉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长处有着深切的把握，但又决不是旧史学抱残护阙的守望者；对20世纪初以来传入的西方新学术有着广泛的了解，但又不是偏狭激进的全盘西方化的信奉者：在推进新史学与旧传统的结合上，吕思勉无疑是一个相当合适的人选。由于种种条件和经历的限制，他并没有像王国维、陈寅恪那样运用新史料，扩大新领域，在新史学的园地里灿然放出一段异样的光辉。他只是孜孜不倦地以历代正史为基本材料，以这些旧史的残砖断瓦，铺筑起一级级步入新史学广厦的朴实无华的石阶。他的才性也适合他对新史学与旧传统的结合作长期的坚韧不拔的探索和实践。吕思勉是顾炎武、章学诚、马端临创立的旧史学传统的继承者；然而，他又超越了被继承的内容。他从所继承的传统里，在理论、方法、命题、体裁等方面，寻找新史学的生长点，将传统史学的合理因素熔铸进他所锻造的新史学的范式中。在旧史学传统向新史学范式的过渡中，他有意识地进行着一种结构性转换的创新探索，以便在旧史学的彼岸与新史学的此岸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他从彼岸架过桥来，但无疑是属于此岸的。在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园地上，他也构建起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后人是不会忘记这位大师级的真正学者的。
吕思勉学术体系与主要著述之关系表
（原载日本《中国研究》1998年第1期）
吕思勉被严耕望推为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在他身后20年间，已刊著作在台港时有翻印，大陆除印行其遗著《隋唐五代史》外，反而寂无消息。1965年顾颉刚重读吕思勉题赠《章句论》时，大发悲叹：“吕氏一生写作甚多，而身后竟无人提议为编一全集者，并其著述目录亦不可见，悲已。”（《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这种状况当然与此20年间大陆政治与文化生态息息相关。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吕思勉的旧作再版与遗稿新刊才走上正轨。进入21世纪后，在其弟子李永圻先生的推动下，张耕华教授不懈搜求与艰苦校订吕氏全部已刊、未刊的旧著、遗稿，自2005年起历时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继推出18种吕著单行本或合编本，纳入总名《吕思勉文集》的丛书，为编纂《吕思勉全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还合撰了《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收入未能编入《文集》的吕氏日记与散札等资料。
15年间，耕华教授不务声华，埋首吕著，焚膏继晷，孜孜矻矻，不仅成为吕思勉研究的硕学专家，而且无愧弘扬吕思勉学术的第一功臣。经由其手总成的26卷《吕思勉全集》终于在2015年岁杪推出，与业已行世的台湾联经版《钱宾四先生全集》、大陆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与安徽大学版《陈垣全集》一起，让四大史学家全集最终呈现“四美并具”的局面。
关于吕思勉史学，我写过《吕思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专论。近日披阅《吕思勉全集》，记下这些片断性随感，或可视为对旧文的补充。
严耕望是钱穆的学生，吕思勉是钱穆的老师，也是严耕望的太老师。他所推举的四大家即陈垣、陈寅恪、吕思勉与钱穆，入选条件是“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据他说，钱穆受吕思勉“影响最大”，吕思勉对钱穆也“深为奖掖”，师生同成大家后，仍切磋问难，互有补益，这有钱穆《师友杂忆》可以对证。抗战胜利不久，钱穆再访母校，吕思勉请他演讲，钱穆开讲便说：“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师长校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民国师道如此，不禁令人动容。《吕思勉全集》有近8卷20种左右的教科书，科目涉及历史、地理、国文、修身、文选等，其受业弟子中有钱穆、唐长孺、杨宽、张芝联、黄永年、徐燕谋等大师名家，说他是史学大师，固然实归名至，却鲜有说他是教育家的，未免有点论之不公。
严耕望论定四大家立学术标准三：一是史学涉略面，二是史著述作量；三是史学识见度。
吕思勉的学术领域，尽管以史学为主，却兼及传统之学诸多领域，包括目录学（《经子解题》等）、文字学（《章句论》等）、文学（《宋代文学》《论诗》《小说丛话》等），他对传统医学（《医籍知津》）也有研究，还创作过新小说（《中国女侦探》等）。盘点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论涉足之广，少有其比者。而他的史学著述，也涵盖了史学方法论、中国通史、断代史（从先秦到隋唐五代以及近代史）、专门史（涉及社会、民族、文化、学术、经学、理学、政治思想诸分支学科）、史学札记、教科书、通俗读物等诸多领域，无论通贯古今，还是横跨诸界，在同时代史学大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吕思勉著作之富，同样少有其匹，《全集》达26卷，超过二陈，而与钱穆相颉颃（《钱宾四先生全集》54卷而为32开本，《吕思勉全集》26卷却为16开本，考虑到钱穆享寿比吕思勉长22年，他们师生著述之繁富应不相上下）。在史学识见上，吕思勉贯彻了“博赡仍是为学大道”的治史取向，故严耕望《治史三书》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专文平章，说吕氏史学“应属撰史，不是考史”。所谓“考史”，即章学诚所说的“考索之功”；而所谓“撰史”，应即章氏推许的“独断之学”，也即严氏表彰的“建立新史规模”。
近年报章时见评骘民国学术与当代学术的高下之论，且不究诘那些话语的潜台词，倘以吕思勉作为民国史学的大师代表，在史学涉略的广度上，在史学识见的深度上，在史学规模的创获上，当代史坛能否找出哪位大家足与其前后辉映呢？
在四大家中，吕思勉成就不在其他三家之下，声光却远逊于南北二陈与钱穆。严耕望认为，原因主要三条：一是近代史学崇尚仄而专的深入研究，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吕思勉这样博通周赡式的学者未免低估；二是20世纪新史学以是否使用新史料作为衡量标尺，而吕思勉史学主要取资于习见的正史，因而受到轻忽；三是吕思勉身处远离民国学术中心的上海，长期任教的光华大学更非一流大学，他又不求闻达，从来“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用当下行话说，就是不炒作、不推销自己，也没有占据要津的弟子为之揄扬。但相较于跻身学术中心而位居学术领袖的那些大师，吕思勉以非主流的身份，在难以获睹新史料的限囿下，以人皆能见的二十四史作为资粮，“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种魄力与坚毅力，让严耕望感叹，同时代成名史家“恐怕都难以做得到”。
但在民国时期，吕思勉仍获得学术共同圈的高度认同，他是当时教育部为数不多的部颁教授之一。即便50年代全国教授首次评级时，他依旧是为数寥寥的一级教授之一，上海史学界唯有他与周谷城同为一级（据屈宁《1950年代的教授分级与史学大家》，周谷城初定为二级，官方最终公布时升为一级。尽管不知他是否以丰沛故人而荣膺一级，却也凸显吕思勉史学成就乃众望所归），足见当时评级非学术因素干扰还算有限。
对吕思勉学术的认知，后人似乎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与吕思勉同辈或仅低一辈的学者，在求学与治学期间往往已读其书而深知其学，无不给予高度肯定。闻知吕思勉逝世，顾颉刚日记即下盖棺之论：“全国中精熟全史者唯此一人。”其时，南北二陈尚活跃史坛，同为学术圈内人，这一评断应是经过拿捏掂量的。谭其骧指出：“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海外学者杨联陞表示，吕思勉是他“最敬仰前辈学人之一”。业师程应镠先生也说：“执教光华大学常聆诚之先生讲论，淹博渊深，曾自叹寅恪先生外，并世无第二人。”
而鼎革以后成长起来的史界学人，对吕思勉认识却有曲折过程。1998年，王家范先生坦诚承认：“说起来实在不敬，因种种的缘故，我真正对先生有点认识，还是近几年的事。”这“种种的缘故”中，主要应是位居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的持续批判。反讽的是，吕思勉早在1945年《历史研究法》里就肯定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的唯物史观，认为有助于对史事的了解，他治史也尤其注意社会经济层面。严耕望抉发了这点，认为“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比较特别的”，却与新政权确立以后“一般趋附者大不相同”。然而，1949年以后的无端批判，最终造成学界后进对吕氏史学的疏离与隔膜。作为率真坦诚的学者，家范先生曾痛切自责：
古哲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至今思来真是愧悔交加。“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对个人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生命超越；对后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作为华东师大他的专业后辈，却是不可宽恕的过失。
吕氏史学再获推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吕思勉的学术活动与学术著作主要在沪上完成，洵为上海史学界的鲁殿灵光。他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入华东师大。当然，不入华东师大历史系，吕思勉还是吕思勉；而若无吕思勉，华东师大历史学就会大为逊色。现在，吕思勉不仅是华东师大史学的品牌，而且打造成华东师大整个人文学科的标志。为了不再“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座大学设立了以大师命名的“人文高等研究院”与“学术原创奖”。这是对学术的致敬，也是对大师的纪念。
然而，对吕思勉史学的含金量，史界前辈中也颇有不识和氏璞玉者。严耕望说：“有一位朋友批评诚之先生的著作只是抄书。”他这位未点名“朋友”应即牟润孙。据《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引杨联陞函说：“牟润孙评述近代中国史学，而未提吕先生，弟致函指出，牟君回信只说嫌吕先生书多堆砌。”牟润孙师从陈垣与顾颉刚，比吕思勉低一辈，曾与严耕望共事新亚书院，也算得上是名家，但于吕氏史学却有眼不识金镶玉。但持“抄书”之论者却远非牟氏一人。对此，杨联陞不以为然：“试问有几人能堆砌如此广大而有意义？”“广大”推其有规庑，“意义”赞其有史识。严耕望最识得吕氏史学精髓，对牟氏偏见大表不满：“其实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抄书？”他进一步说：“这位朋友极推重赵翼《廿二史劄记》。其实即把诚之先生四部断代史全作有系统的札记看亦无不可，内容博赡丰实，岂不过于赵书耶？”在严耕望看来，吕氏之书不仅仅是赵翼式札记，“何况他实有很多创见，只是融铸在大部头书中，反不显露耳。”
关于吕思勉史学主要取材正史而很少涉及新出史料的问题，仍有必要饶舌一辩。自陈寅恪首唱“取用新材料，研求新问题，得预新潮流”，新史学主流就以能否取资新史料作为最高评判标准，这实在是对“新材料”的肤浅误读。作为新材料的甲骨文、简牍帛书、敦煌文书、大内档案，的确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取用这些新材料也着实让中国史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但这些新材料并不足以涵盖中国史的全时段与全领域，大部分时段与大多数领域仍须倚赖旧史料。而旧史料中的基本史料，毫无疑问仍是列代正史，更何况对旧史料以新眼光作出新解读，也就注入了新内涵，在这层意义上，旧材料与新材料完全是可以转化的。吕思勉当然清楚新材料的意义价值，但限于远离学术中心的非主流身份，不可能全部及时地获得那些新出的材料，兼之他立志写一部通史，以期说明“中国的社会总相”，由于从事的是全史研究，不少时段和诸多领域与新材料关系并不那么密切，在这双重因素下，他决定以二十四史为主创建自己的史学体系，虽属无奈却是理智的选择。打个比方，参赛者必须自带食材进行厨艺大赛，有的参赛者家境优渥，以山珍海味做出了满汉全席，固然抢人眼球；有的参赛者出身贫寒，却仍用家常食材做出了色味俱佳的特色菜肴，能说后者的厨艺水平与菜肴等级就不如前者吗？在20世纪史学大师赛中吕思勉正是后者，他以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半的功力，以最常见的正史材料构建起吕氏史学大厦，其规模在同时代却少有企及者，这恰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对史学新人来说，尤有必要重新认识吕思勉史学的价值。我对吕思勉史著的阅读，说不上深入与全面，但有三点心得不妨献芹。其一，通观吕氏的《读史札记》与几部断代史，有不少篇章蕴含着他的问题意识与独到识见，是有待开掘的一座富矿，初入史海的新进学子倘能慧眼识货，自可从中获取欣然有得的提撕，觅得富有启迪的课题。其二，即便查阅吕氏通史论著，咀嚼回味他看似平实的论述，也往往折服于其论断的通贯性与史识的穿透力。我在撰写《论吕思勉的宋史观》时，对这点深有体悟。吕氏断代史专著里没有宋史，他对宋代的论述大多散见于通史性论著，但真知卓识却随处可见。其三，倘以治史方法而言，吕氏史学才是史学正宗，最宜后学效法。在史料运用上，吕思勉并不一味追求新奇稀见，而是取历代正史作基础材料，以传统札记法为基本手段，初入门者易于揣摩，不难学习，只要假以时日，提升史识，进境可期。在史法运用上，如果说陈寅恪往往借助曲折入微的辩证论析，获得出人意表而令人叫绝的新解，吕思勉却并不刻意讲究别解高论，而是主要通过史料的缜密比次与通贯条理，藉抉发曾经遮蔽的史实，以获取前所未见的新知。倘以用兵为喻，陈寅恪是出奇制胜存乎一心，无其天才而一意摹学，不是走火入魔，便是画虎成犬；吕思勉则规矩方圆有迹可循，中等材质而有心追摩，即便难期大家，也能治史有成。对初窥史学门墙的中国史研究者，吕思勉史学自应尊为首选。
（原载2016年4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