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专业方向是两宋史，本书却归入中国史学史的范畴；中国史学史也涵括宋代，但本书聚焦却是现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在时段上逸出了两宋的畛界。我历年写的这类文章竟能出专书，纯属无心插柳之举。

一

我进入大学时已年届而立，史学训练近乎零起点，以史学为志业的意识却已然萌生。大目标既定，总得框个范围，因缘际会，经过拿捏掂量，选择了宋史。大三那年写出首篇宋史论文，或可视为走上治史之路。本科毕业留校，进入宋史研究室，不久在职读研究生，其后虽写过其他断代的论文，但治史大方向从未游移过。

对史学入门者而言，不断提升专业素养至关重要。而中国古代史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内涵似乎尤其宽泛，既有治史必备的地理、职官、年代、目录四把钥匙，也有文字、训诂、校勘、辨伪等历史文献的专门之学，还包括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史学理论方法上，听过程应镠先生讲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研究生课程，但平日请谒侍谈，不经意间的收获似乎更多，我有《治史三昧》自道启悟。除此之外，我补了两方面的短板：一是以“拿来主义”的眼光选读当年风行的史学理论与社科新潮的海外译著，二是认真研习中国现代史学大师的著作。这里只说后者。

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一般以20世纪初梁启超刊发《新史学》为起点，但新史学范式的全面开创还要迟至五四运动前后。其后二三十年间，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垣、吕思勉、胡适、顾颉刚、陈寅恪、钱穆与郭沫若，史学大师纷至沓来，他们自撰杰作，独创范式，分立门派，各领风骚。在史观与史法上，尽管各有主张，甚至互相立异，但对中国现代史学都有创辟之功。就史观与史法而言，他们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过外来学术与方法的冲击与洗礼，一方面相当坚实地承袭了传统学术与方法的熏陶与濡染；前一层面促成他们敢于挑战传统史学，创立史学新范式；后一层面有助他们善于改造传统史学，融入史学新范式。唯其如此，他们注重新旧范式之间的衔接与过渡，确保新创的史学范式能够契合中国史学的特定对象与既有资料，以期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实现范式的成功转型。就此而言，认真学习这些史学大师的典范之作，对初涉史学者就具有双重的意义。

其一，大师们那些见地独到的研究结论，对试图把握中国历史全局的后学而言，无疑竖起了一个不容或缺的参照系。即便他们具体而微的论题与观点，与你研究的专题或断代没有直接的交集，仍能成为你研究时的支持意识，有助你以更宏阔的视野与更敏锐的识见去思考、去探究有关问题。宋史学界广泛流传“只学宋史，学不好宋史”之说，没有必要考证究竟哪位前辈大家首倡其法，毋宁相信他们都有过类似的告诫，其意无非强调宋史必须置于整个中国史的大视野中去审察与研究。我也是怀着这种认知，企望从史学大师的典范研究中努力领会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经典诠释。

其二，大师们在研究中独运机杼的理论与方法，更为后来的初学者提供了值得参考与借鉴的范本与样板。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历史学在史料处理、史实考据、史事分析与史著书写上，兼具科学与艺术的双重特性。或许考虑到这种双重性，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讨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遗著取名《历史学家的技艺》，意在凸显历史研究中技艺性的那一面。既然如此，史学从业者倘欲有效而速成地掌握这门技艺，首先应从大师最成功的典范之作入手，细致入微地观摩、取经乃至仿效，以期在治史技艺上博采众长，自有会心。

出于以上认识，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有目的、分步骤地阅读中国现代史学大师的著作。我曾自述读书经历说：

研读中国20世纪“新史学”的代表作，从中揣摩体会大师们的治学方法，也曾是我的自修课。记得入手最早的是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他这篇长序一气呵成堪称兴会淋漓，而我一气读完也几乎手不释卷，不仅心悦诚服其“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在史料检讨与史实解释上也有感悟。其后，将梁启超、陈寅恪、陈垣与吕思勉等诸家名作陆续请上书架，无不开卷有益，欣然有得。（《私人阅读的两个三十年》）

我也设想，“把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从揭橥‘新史学’的梁启超开始，一个一个地把大师们的史学著作学习一遍，领悟他们的史学三昧，同时把他们的史学在百年大变局的互动中给以历史的定位”（《学史帚稿·自序》）。这段自述表明，在阅读大师时，我的兴奋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每个史学大师自具特色的治史方法，二是在时世变局中关注大师及其史学的不同衍变。

其后十余年，在以宋史为主业的同时，我的大师阅读计划虽时断时续，但从未中辍，有的选读其代表作，有的通读其全集。

199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纪念吕思勉逝世四十周年研讨会上，我提交了《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论文，梳理了吕思勉的学术背景、史学思想与方法论，进而在新史学序列中对吕氏史学作了历史的考察。这篇文章既是阅读吕思勉著作的读书报告，也是我涉略中国现代史家与史学的首次尝试。这篇论文与其后的《不为乾嘉作殿军——陈垣与新史学》与《陈寅恪史学方法论》，都是在通读三位大师著作的基础上，探讨了他们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刊于20世纪最后几年的《世间已无陈寅恪》与《史坛南北二陈论》则更多审视了时代变局与史家学术的互动与纠葛，在大背景上则与当时的陈寅恪热有某种关联。以上几篇论文收入2009年出版的《学史帚稿》，我在自序里表示，还想继续学习其他大师的史学，分别写成论文，以期“编一本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嬗变录的专题论文集”。

然而，因各种原因，这一计划至今终成虚愿。首先，从学界的史学史研究而言，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对现代史学大师的研究成果丰硕，佳著迭出，已少有余地让我这样的非主业研究者伸一伸脚。例如，史学大师顾颉刚关于古史辨说的主要著述，尽管早已读过，但从未搦笔为文，二十多年过去，面对论述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的众多史著，我曾有的体悟已不新鲜。直到古史辨说是否剿袭自日本学者的争论重启，才再次激发我的兴趣，以《古史辨“剿袭”案的再辩谳》发了点声音。

其次，从个人的研究旨趣来说，进入新世纪后，我更关切1949年以后的时代变局如何决定中国史家的命运，并怎样干预他们的学术。在体式上，也不再拘泥于论文，而往往出之以历史随笔，以期争取更多的读者。在吴晗逝世四十周年、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写了关于他的一组随笔。在《学习与批判》出世四十周年时，我让在此刊上登场亮相的海上三代文史学人再次浮出历史的海平面。丁则良是我业师的挚友，在编辑《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时，我扼腕其英年早逝而几被遗忘的命运，把他的平生遭遇从历史深处打捞出来，对其史学的发轫与转轨也从时局大势与史家抉择的互动角度有所解释。

与此同时，我对中国现代史家的研究，也不宜过度疏离自己的学术传承与专业范围。就师承而言，我入门宋史先受程应镠先生的影响，其后关注供职大学已故学者张家驹的宋史研究，先后编过《程应镠史学文存》与《张家驹史学文存》，并分别写有专论作为代序。在宋史名家中，我由衷仰佩美籍学者刘子健的研究方法与学术创见，在其成名作《宋代中国的改革》引进中译本之际，受托撰写导读，借此机缘力所能及地通读了他的主要论著，既对其历史观与方法论有所探讨，也再现了他的学术生涯与故国情怀。类似的名著导读还有应命承乏的《严耕望与他的〈治史三书〉》，不揣浅陋地以过来人的感悟向后来者略说一得之见。

在简介诸篇成文背景后，再交代一下结集的思路。在新史学成立时期，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与顾颉刚都是卓有建树的大师，他们的学术活动虽延续到1949年以后，但学术体系都始创于1949年以前，将有关他们的文章辑为前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论吕思勉文后附录了《写在〈吕思勉全集〉的边上》，以史学随笔的形式承续前文说了点新的感想，不妨视为对旧文的补充。辑为后编的论述对象有吴晗、丁则良、严耕望、刘子健，在学术地位上，诸家不能与前编的大师相提并论，除吴晗在1949年前已崭露头角，其他诸人的史学活动主要在1949年以后。缘于同一考量，《〈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论及1949年以后非常时期的非常学术生态，故也一并辑入。《吴晗三调》原题《吴晗四章》，但出版有规定，其中第三章《那桩关于海瑞的公案》（原载《东方早报》2009年11月15日《上海书评》），第四章《吴晗式悲剧：从控诉到被控诉》（原载2009年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因故芟落，不得已遂将原为附录的关于吴晗自传系年的考证文章顶替上位，形成体式有失和谐的《吴晗三调》。从大背景来说，最后两篇也可辑入后编，但所论对象涉及笔者的师承，列为外编似更合理。

论吴晗与张家驹两篇中的“三调”与“三题”原是各自独立的历史随笔或考证，现裒集编为专题之文；论丁则良生平遭际一文，原来也是历史随笔，这次入集时增补新见史料，几乎近于重写。经过分辑编排，统一体例，补齐注释，订正讹误，才将粗头乱服的诸文梳妆打扮成初具模样的专著。付梓之际，难免敝帚自珍之心，却存画眉深浅之疑。

二

收入论集的各篇论文，撰作年代前后跨越二十五年，似乎很难说有一以贯之的总体规划。但既经结集，略加审视，发现仍有一条主线贯彻始终。这一主线正可用作书名：《学随世转：二十世纪中国的史家与史学》。显而易见，书名所谓的“学”，专指作为人文学科之一的中国现代史学，诚如副题所示，也把从事史学研究的史家囊括在内。而所谓“世”，一般指时代，说得具体点，也就是“时势”；时势既指时代的大势，也指特定时段的政局突变。至于“转”，涵义似更多义，诸如转变、转化、转向、转轨、转型，这些不同的涵义也分别见诸本书所论的史家及其史学。在现代中国，不仅史学的轨迹随时势之变而各呈其态，不同史家在学术取向与命运浮沉上也都分别打上了世局丕变的时代印记，唯其如此，以“学随世转”作为概括与定论，应该再恰当不过。

尽管在分论史家及其史学时，本书已多从时世变局着眼，但仍有必要对现代史学中“学随世转”的大问题再略作总体性回顾。

新史学范式的创立，在中国现代史学中堪称头等大事。学术史上新旧范式的嬗代，自有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但促成这种范式革命的时代大势同样至关重要。19世纪末，西方开启了新一轮的史学范式转型，1900年巴黎首次召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或可视为西方史学现代化成功转型的坐标。（参见张广智《中国史学：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28页）中国现代史学的发轫，一般将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作为起点，在年代上与西方史学似乎共时，但中国新史学在范式创立过程中，明显受惠于西方（包括日本）现代史学的沾溉与熏染。梁启超的新史学稗贩经日本中转的西方史学理论，胡适从杜威实验主义中抽取实证方法奉为其治学的不二法门，陈寅恪多年求学海外，海纳百川地汲取现代西方的理论与方法，都是学界耳熟能详的。即便没有留学经历，吕思勉凭借外文原著与中文译本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陈垣也以日译本略窥西方史学方法论。而顾颉刚古史辨说是否剿袭的公案，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在现代史学转型的中日互动中，中国已从输出方转为受纳方的学术趋势。

在中国新史学范式确立过程中，诸多史学大师挣脱传统，放眼世界，走出国门，拥抱新知，不应忽视时代大势的推波助澜。其一，进入20世纪，不仅经济领域，即便文化与学术等领域，也都呈现全球化的大趋势。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成立标志着历史学领域里世界学术共同体的产生，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总体上是接轨于这一学术共同体的。其二，20世纪初叶，中国知识精英走向世界，已从政治性的官方派遣下移为自发性的民间留学，学成归来的知识精英将世界最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带回中国，对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与规范有筚路蓝缕的开辟之功，其中也包括新史学范式的开创。其三，这一时代大势中，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居功至伟，经历启蒙的知识精英，无论是否留洋海外，都能以开放的心态反思传统，接纳新潮，有力推动了新史学范式的完型，他们也能秉持科学理性与民主宽容的认知兼容并包新史学的不同学派及其范式，从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国史学迎来了大师迭出、流派纷呈的黄金时代。从世界大势看，这一时段正是两次大战间的相对安定期，不少史学大家多趁其时负笈海外；从国内政局看，这一时期也恰逢国家政权较少干涉文化学术的相对宽松期，新史学诸家便因时而起开宗立派。探究中国现代史学上这一因缘际会，灼然可见其背后内外时势的复合作用。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干扰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既有走势，民族危亡的严酷局势同样影响乃至左右了中国史家及其史学研究。陈寅恪在抗战南迁途中藏书笔记损失殆尽，不得不将治学范围收缩至六朝隋唐史；其双目也因战乱而渐失明，家国剧变叠加个人不幸，反而开启其人格心态史研究的新蹊径。陈垣居留北平沦陷区，目睹外敌残暴，汉奸助逆，同胞受难，山河破碎，遂以书斋为战场，治史重心便从专重考证变为渐趋实用，进而以《通鉴胡注表微》为代表作，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登顶了励耘史学的最高峰。即便吕思勉这样一贯主张史学研究不宜预设成见的史家，著于抗战中的《两晋南北朝史》在论五胡时也隐隐激扬民族主义。当大后方苦撑抗战危局之际，国民党却强化一党专政，政权腐败激起了民主运动的高涨，知识文化界颇有学者文人日渐左转。就在这种时势刺激下，吴晗在政治上幡然转向，学术上也自觉将史学论著作为反专制的投枪。丁则良将史学研究移至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立场，与抗战胜利前后世界格局和国内时势同样有割不断的关系。

1949年的政权鼎革是现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大变局，对史家及其史学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面对政局的巨变，在存身立命之处，史家首先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明确抉择，这一选项将左右着史家的个人命运与学术走向。严耕望追随原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其学术之路虽起步于四十年代，但主要著述都完成在彼岸，成为中古史地研究的大家。刘子健在1948年赴美攻读博士，随着政权鼎革的尘埃落定，他选择客居美国，历经异国的艰辛冷暖，凭借自身的材质与努力，终于成为驰名国际的宋史巨擘。与刘子健相反，留英的丁则良在1950年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一腔热忱地毅然归国，企盼以一己的学识贡献于新诞生的政权。1949年初，左翼史家吴晗作为军管会代表参与接管清华大学，先后出任清华历史系主任与文学院长，在其后十五年里成为活跃于大陆史学界的头面人物。在政权嬗代的沧桑剧变前，这四位史家或能代表去、走、归、留的四种类型，他们的命运与学术无形中构成结局各异的一组参照系，其是非得失发人深思。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从新史学流派之一而上升为史学主流。在这一意识形态大趋势下，每个历史学家都必须在学术上自我定位，表态从违。陈寅恪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的取舍留在大陆，他在政治上声明“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学术上却坚持“不宗奉马列主义”，晚年以人格心态史学的范式撰述《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弘扬其素来恪守的“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与陈寅恪这一史学界特例两相对照的是陈垣，他在鼎革不久即表示“宜先读马列之书”，主张治学“当法韶山”，然而，其史学却未呈现陈寅恪那样晚年的辉煌。但类似陈垣那样“终随革命崇今用”，才是史学界沛然莫之能御的主流。吴晗一方面讳言否认胡适史学对他的影响，一方面以研究海瑞与改写《朱元璋传》力图呈上“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合格答卷。海外归来的丁则良更是主动追随主流史学，以其转轨后的史学论著为新政权及其政治服务。尽管因人而异，意识形态的大形势不能不对史家及其史学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

在20世纪50年代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反右派斗争对学术文化界的波及面最大，历史学界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在这种政治局势下，吴晗以批判者的姿态主动投入了这场斗争，羊城康乐园里的陈寅恪则冷眼审势，洞若观火。陈垣在运动高潮中“有事颇觉闷闷”（1957年9月9日刘乃和致柴德赓函，见《柴德赓来往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57页），缄默了四个月，终于在10月11日京津史学界大会上表明立场，“专就有关向达先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批判（《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着重进行思想改造》，《陈垣全集》第22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4—693页）。在这场运动中，我的业师程应镠先生终被打入另册，剥夺研究权利达二十年之久。最不幸的是其挚友丁则良，他或许是这场运动中最早罹难的知名史学家，他的自沉固然有其个性因素，但时势大背景无论如何也是不应忽略的。

以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序幕，开始了那段史无前例的岁月，吴晗的宿命在其时已经铸定。作为一个史学家，他也曾一再追随政局时势而学随世转，但最终仍被不由自主的政治浪潮所吞没；在这一方面，吴晗并非绝无仅有的个例，却以典型的个案深刻地揭示，在当时中国，政局时势已达到决定一个史家生死荣辱的严峻程度。政治大势既已如此，海上学人在短短数年间相继紧跟“批林批孔运动”“批儒评法运动”与“评《水浒》运动”等政治形势，在《学习与批判》里以学术附会政治，在那个年代也就完全见怪不怪了。

总体说来，从20世纪50年代初叶到70年代中期，基于时局走势的不断推进，史学研究向“左”的改辙的倾向越演越烈，在非常十年间达到失常的状态。史学领域的这种趋势，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才得以扭转。程应镠先生是本书论及的唯一进入新时期的大陆史家，其绝大多数的史学论著都完成在改革开放以后。相比与其挚交的丁则良，他还是幸运的，惟其如此，当他欣然有感“文章又见流传日”之际，同时发出了“得失久谙关世运”的慨叹。在我看来，他说的“得失”关乎“世运”，不仅仅指历史学家的个人得失，也应该包括历史学的学科盛衰，两者在冥冥中都由“世运”（也即时势）决定。

有鉴于此，我便以“学随世转”提炼主旨，命名本书。唯若干文章因故有所删节改动，故除文末缀语以为交代外，诸文俱列原刊出处以备覆案，亦见时移势异而学随世转云尔。